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轉載:體現在大學教師身上的官僚金字塔

這是一名中國大陸大學教師對於中國新教師分級制的看法。由於海峽兩岸在全球化的當代,面對著許多相同的問題,不自覺地有著同步因應的方式。就大學的發展而言,兩岸不僅有著相同的追求目標及話語(國際競爭力、世界一流、頂尖大學),而且也有著相近的方法(教改、評鑑制、強調論文發表量、研究評鑑的量化標準SSCI/TSSCI/CSSCI、教師分級),對照起來,一種荒謬的趣味就出來了。

我所在的學校,在2007年也煞有介事地做了一個「教師彈性薪資意見調查」,雖然回收率僅為33.8%,主事者也仍把它與「一般」的自填式問卷回收率相比,並不在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對於跟自己薪資息息相關的重要問卷,竟有高達六成六的大學教師不填答?

時勢所趨,張鳴文章所講的做得稍嫌誇張的大陸經驗,也許不久就會在台灣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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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在大學教師身上的官僚金字塔
文:張鳴
[原始連結]

  此番教育部給大學教師定級,鄙人躬逢其盛——我所在的學校已經定完。具體有多少級,當時我不清楚,後來見報道,才知道從講師到教授,一共13級,盛哉!定級的時候,多少有點神秘,上面通知文件不下發,老師們自己到辦公室來看,看完決定自己申報哪一級別,然後交由什麼機構審批我就不太清楚了。當時我問通知我的人,教授一共有幾級?最低的是哪幾教授?回答說一共四級,最低的是四級教授。我說那好,我也不去看什麼文件了,就報四級。
  雖然沒有具體看文件,但是評級的標準還是知道一點的,因為周圍同事都在議論,在早,上面也發過一個表格讓大家添,說是為了定級做準備的。定級首先是年限,年限越長,級別越高,其次是官職,什麼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非名校學官和特資深的老教授不可),重點學科研究基地主任等等,再就是科研成果,要在學校規定的A類和B類刊物上發多少文章(這類刊物的名錄上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有沒有承擔國家重大科研課題(這種課題又是非學官莫屬),有過沒有得過國家級的大獎。從這些標準來看,我自報四級,一點都不冤。
  其實,標準倒在其次,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要給大學教師們定這樣繁複的級別?難道真像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說的那樣,是為了拉開檔次,避免教授吃大鍋飯嗎?一向喜歡拿美國說事的教育部,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偏偏不學美國,那裡的大學教師,一般只有三級,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作為一個由學者組成、做的是教學和研究的行業,裡面的人分成13個級別,讓大家一級一級地爬,而且爬上去爬不上去的標準,是由教育行政部門制定的,真的很有必要嗎?我們的當權者,真的沒有其他方式來激勵教師上進了嗎?其實,就算標準非常合適,評級非常合理,這種成千上萬大學教師,撅著屁股爬金字塔的景觀,已經很是搞笑了。令我想起下鄉調查的時候,一個鄉鎮幹部對我說的話,現在,在鄉鎮,一個副鄉(鎮)長,想做到鄉鎮書記,得經過四級的攀爬,副鄉鎮長,副書記,鄉鎮長,書記。一般要耗上6、7年到8、9年,十幾二十幾年也沒準,甚至可能熬不上去。
  我們的官僚體制就是這樣,金字塔,塔級越分越細,而且還不像西方的文官制度,只要不犯錯誤,靠年頭就會一級一級上去,在這裡,只要你參加攀爬,就得奮鬥,掙扎,能否上得去,要看你的「表現」。現在我們的大學裡的這座金字塔,幾乎完全是從我們現行行政體系中複製下來的,至少基本原則,精神是一模一樣,同樣是塔級細分,而且晉陞並不是按服務年限自然調高,你得「表現」,按上頭規定的標準「表現」。
  這樣一來,大鍋飯是沒有了,但金字塔出來了,大部分的飯,都搬到了塔的上部開小灶去也。造塔和控制塔模樣的,是我們的教育行政官員。只要教師們認這個賬,肯去攀爬(多數人其實沒有其他選擇),至少對領導就得恭敬點,對領導制定的規則,也沒辦法說三道四。只是,在評級過程中,有人可能會打起來,有辱斯文。這讓我想起新中國歷史曾經發生過的事情,1952年院系調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原本大學積蓄了不少怨氣,結果上級給教師定級了,教授分一、二、三級,馬上,平時心高氣傲的教授們自己打起來了,憑什麼他一級我二級?憑什麼我一級,連某某也是一級?戰鬥的結果是,知識分子在之後的運動中,更樂於自相殘殺,讓運動的溫度升的更高,被激起殘殺的人和旁觀者,譏為狗咬狗。
  歷史的好玩之處,就在於隔一段時間,就會把從前演過的戲,重演一遍,因為大家都健忘,沒法子。

2008年3月7日星期五

備忘:Selective Principle May Order the Evidence

E.P. Thompson引人深思的一個註解:

"Lest the reader should judge the historian too harshly, we may record Sir John Clapham's explanation as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selective principle may order the evidence. 'It is very easy to do this unawares. Thirty years ago I read and marked Arthur Young's Travels in France, and taught from the marked passages. Five years ago I went through it again, to find that whenever Young spoke of a wretched Frenchman I had marked him, but that many of his references to happy or prosperous Frenchmen remained unmarked.' One suspects that for ten or fifteen years most economic historians have been busy marking up the happy and prosperous evidence in the text."
##CONTINUE##——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p. 210, n.1.

賈士蘅譯文: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我們不難想像,有十到十五年之久的時間,大多數的經濟史家都在忙於標出《法國紀行》中有關快樂和富足的證據。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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