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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黨90周年：黨國認同的宣傳教育與穩坐江山之道

2011-07-21T09:00:00.000+08:00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月刊第9卷第7期（2011.7），頁7-12。］

　　觀察中共建黨90周年，可以有多種角度，本文關注三個問題：一、以十年為一時間跨度進行跳躍式回顧，第九個10周年有何特別？二、官方尋求民眾支持的是什麼樣的認同？三、此種認同是否有助於中共持續統治？

一、第九個十周年

　　眾所周知，中共創黨於1921年，那麼中共是什麼時候才開始有黨慶的？中共建黨10周年的時候，中央蘇區正受到國軍圍剿，上海的中共中央與地方實力派還在爭論要走城市革命還是農村革命路線，根本無暇顧及黨慶。沒有黨慶的另外一層原因，是這個時期中共革命俄國化的影響還很深。根據曾在延安擔任抗大圖書館館長的司馬璐回憶，直至1937-38年，中共仍然沒有自己的黨慶，而以蘇聯國慶為黨慶。這種情況1941年有了改變，當毛澤東正在準備翌年即將開始的延安整風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籌備中共成立20周年紀念活動，不料中共上下竟無一人能夠確定一大開會的具體時間，最後由毛澤東拍板，黨慶定為7月1日。1978年司馬璐透過蘇聯友人查閱共產國際檔案，才獲知開會的確實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到了1980年，《人民日報》才接受了7月23日中共建黨的說法。然而，將黨慶定在7月1日，則將錯就錯，繼續沿用至今。

　　1951年，中共建黨30周年的時候，對外有韓戰，對內則利用戰爭的緊張情勢，加緊進行土改、鎮壓反革命等大型政治運動，聯合多數，打擊少數，一方面消滅國內敵人，製造恐怖氣氛，另一方面在運動中透過情感的訴求，雙管齊下，以爭取民眾的支持與順服，從而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1961年，中共建黨40周年的時候，正值大躍進運動造成全國大饑荒浩劫之後，由劉少奇、陳雲等人出面收拾毛澤東捅出的大婁子，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力求恢復經濟，與民休養生息；然而，不久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就要重新強調階級鬥爭，進而發動文化大革命。1971年，中共建黨50周年之後兩個多月，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林彪事件（913事件），許多人對過去崇拜的毛澤東產生了懷疑。

　　1981年中共建黨60周年的時候，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農村經濟改革卓見成效，同年6月，中共作出第二個歷史決議，解決了經濟改革實踐與毛澤東主政時期意識形態扞格不入的難題。1991年，中共建黨70周年的時候，適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兩年，蘇聯及東歐共黨政權紛紛垮台及蘇聯解體所產生的「蘇東波」，令中共領導人心生警惕。2001年，中共建黨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宣講了前一年提出的「三個代表」論述，允許資本家入黨，大大地改變了共產黨仇視資產階級的本色。

　　以上這幾個十周年，可大分為三階段，第一個階段，忙碌於革命奪權，且深受莫斯科影響；第二個階段，既講工業化，又講階級鬥爭；第三個階段，既要改革開放，又要防止失去政權。今年的建黨90周年，仍然延續了1981年建黨60周年以來「經右政左」的特點，在經濟上，列舉改革開放實績，還特別選在7 月1日前夕，啟用了京滬高鐵、膠州灣大橋、膠州灣海底隧道、西氣東輸等四大建設；在政治上，則大肆進行懷舊式宣傳，以爭取民眾的認同。

二、五花八門的黨慶活動

　　除了以上述四大建設等改革開放實績配合黨慶外，僅就網路上看到的資訊，中共建黨90周年的活動可謂琳琅滿目、五花八門。有各高校的各項慶祝活動，包括主題教育活動、徵文比賽、紅歌大賽、專題講座和紅色電影放映。有的大學舉辦了「黨在我心中」的歌詠比賽。

　　慶祝建黨活動自然不會僅侷限於大學，如四川省就有針對青少年的「黨旗輝映團旗紅」系列主題活動，由「學黨史、知黨情、跟黨走」、「青春榜樣伴成長」、「青春獻給黨」三個部分組成。其中「青春榜樣伴成長」重新喚起2009年共和國建國60周年的「雙百人物」（「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活動。

　　在所有的黨慶活動中，最具有娛樂性質的不外是繼2009年《建國大業》之後，「紅色影片三部曲」第二部的獻禮片《建黨偉業》。除了這部「主旋律」電影之外，還有許多部紅色主旋律電視劇。另外，突出講中共輝煌成就和成功經驗的主旋律圖書，也成為中共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所說的：「把新聞出版作為黨武裝自己、宣傳群眾、動員革命、推動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環，這其中就包括了中共黨史出版社所推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給中小學生讀的《紅色精神》等。

　　慶祝黨慶也要跟得上流行，中共「光明網」與「中國網路電視臺」就發起了「紅鏡頭視頻徵集活動」，以「發掘身邊的變化、講述輝煌的歷程」為主題，可運用的工具，包括攝錄機、照相機、可照相手機。被突出報導出來的，有一名北京市律師，抱著自己兩歲大的孩子，錄下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短片參加徵集。

　　中共「新華網」特闢專題網頁，路徑就是「建黨九十周年」的漢語拼音縮寫jd90zn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jd90zn/)。此專題網頁有特別報導，有專論，有評論，有線上影片集，甚至還收有中共歷史上各時期的重要口號，逐日更新，內容可謂豐富，令人嘆為觀止。

　　以上這些慶祝活動，花樣繁多，但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套宣傳群眾和社會教育的手法，向來是中共最擅長的。

　　對比兩年前的中共建政60周年與今年的建黨90周年活動，有些名目和內容實在很難區別（如「雙百人物」活動）。中共官方通過這些鋪天蓋地的教育宣傳活動，究竟有何用意？

三、黨國認同與持續統治

　　以唱紅歌為例，這是今年黨慶活動的一大重點。稍早前，針對重慶2008年開始的唱紅歌活動，大陸新左派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分析認為，「重慶的唱紅，體現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面對各種矛盾和危機，執政黨對塑造社會價值體系的一種尋找。」對照文革時期中共大力批判「封資修」的作法，此看法不無道理。「封」代表的是中國傳統，「資」代表的是來自西方的事物，「修」則代表了中共建政後所建立的新價值新倫理，文革時將這些全部拋棄，便造成了文革後社會價值體系出現真空，連帶產生了社會道德淪喪的嚴重後果。改革開放後，中共首先向西方尋求經濟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資」），後來發現社會問題嚴重，民眾精神空虛，這才重新找回文革時期被批判的「封」與「修」，一方面回到中國過去找出符合新時期需要的傳統，其發展極致為孔子學院的推廣；另一方面則要從自身的革命傳統中找出有價值的事物，唱紅歌是其中容易操作的部分。

　　然而，鼓勵歌唱紅色歌曲，並不始於2008年的重慶，它其實是中共建政後，形塑「黨國認同」(party-state identity)的一貫作法，文革時期更是達於頂點。而以革命歌曲做為尋求群眾認同中共革命，增強凝聚的方法，更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運用得非常純熟。

　　筆者以為，在中共統治之下，不管是國慶活動還是黨慶活動，實質均是塑造「黨國認同」的一環，也就是認同於先黨後國，黨國一體，以黨領政，以黨領導一切的一黨長期專政傳統。在此，「黨國認同」不以「民族」(nation)或「族國」(nation-state)為認同對象，一方面是因為在多民族的單一國家中，強調「民族主義」有分裂的危險，故而高唱「愛國主義」，而愛國就要先愛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共不願意放棄、也不願意分享執政權。這也是為什麼不管是國慶或黨慶，其內容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要強調中共建政前後的「偉大事蹟」與「輝煌成就」，其不變的敘事邏輯是大家很熟悉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然而，回到本文開頭的第三個問題，黨慶活動所尋求的民眾認同（即黨國認同），真的有助於中共穩坐江山嗎？從大陸媒體透露出來的熱鬧訊息，看似會帶動一些民眾，增加對中共政權的支持；但實際情形很可能是，許多民眾對此種紅色懷舊的宣傳，早已麻木，引不起什麼熱情。民眾的反應，也還會有年齡層的差異，但比重如何，難以下定論。不過，透過黨慶國慶來塑造黨國認同，畢竟只是中共覓求持續執政的方法之一，並非全部。

　　在種種的黨慶活動名目與具體內容中，看起來似乎總是反映出中共政權的自我陶醉，成就多所強調，錯誤少談避談。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共完全是志得意滿；相反地，中共為了持續執政，不是只會依靠宣傳而已。事實上，當前的中共領導階層，很重視執政能力的加強，意圖有效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有意識地作出令中國人同感自豪的實績。總之，中共非常在意的是：如何增強執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

四、絕對不能失去政權

　　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為了建黨90周年，特地組織中外媒體採訪延安幹部學院，讓外媒近距離觀察中共黨性培養的理念與做法。先前中共為此目的，在中央黨校之外，另外設立了浦東幹部學院、井岡山幹部學院、延安幹部學院等三所幹部學院，以培訓科員以上幹部和國企職員。培訓幹部時有一重點，要讓幹部體驗建黨的艱苦，以感受政權得來不易，即所謂的「憶苦思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6月下旬的一場讀書會上指出，學習和重溫黨的歷史，「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歌頌輝煌更有利於長期執政。」「不能沉溺於過去的成績，更要看到過去我們在思想工作作風、重大舉措上出現的問題、導致的失誤。」接著，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7月1日中共成立90周年大會時指出，中共當前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與外部環境等四項考驗，同時也面對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危險。或許可以這樣說：居安思危、保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就一黨專政的現實格局而言，是持續執政的必要前提。

　　一般人觀察中共，常將個人主觀期望加在中共政權之上，偏重以政治民主化做為衡量的重要指標。但是，當代中國的發展未必會依照西方政治學教科書進行。美國歷史學者馬思樂(Maurice Meisner)，在觀察了八九民運及天安門事件的後續發展後指出，中共即使不實行政治民主化，經濟仍然可以快速發展。另外一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則認為，中共有自己對民主化的一套看法與做法，未必要按照西方模式與路徑走，中共其實是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進行黨內政治改革的。他在《中國的共產黨：衰退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一書中，不同意西方一些常見的看法，如：中共沒有政治改革；中共只靠經濟成長與民族主義兩個支柱維繫統治；由於中國多重的社會經濟弱點與緊張，隨時可能一觸即發，造成政權崩解。

　　沈大偉對中共能否持續執政的問題，有很深入的觀察，據他研究，90年代開始，中共智庫便對蘇聯及東歐共黨政權垮台的事實與原因，有系統地持續做了十年以上的研究與評估，同時也研究了西歐、東亞、拉美的現代化及工業化發展經驗。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也認為，中共能夠長期執政的原因，包括善於總結經驗，無論是負面經驗或正面經驗；善於學習，過去學蘇聯，改革開放後學西方，包括市場經濟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公務員制度等，因而增強了執政能力。

　　因此，我們在評論中共政權的時候，應該更全面地觀察，中共為了持續執政，究竟想了什麼，又做了什麼？中共是否真如謝春濤所言，既記取了教訓，又善於學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中共就確實能夠因應不斷變動的國內外環境，有彈性地進行自我調適，而不是如同前蘇共政權般地組織僵化，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只能被動地等待政權崩潰。

　　中共不僅從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垮台的經驗中學習如何避免重蹈覆轍，而且也借鑒其它已發展國家的經驗，以求有效地解決伴隨工業化與現代化而來的新問題。今日的中共，必須就社會不平等、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收入懸殊、尋租現象、地方政府的掠奪式作為，以及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做出因應，而且也必須滿足隨著經濟持續成長而來的民眾升高的期望與需求。以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共在處理紛至沓來的新舊問題時，固然有許多不足之處，卻也累積了不少的實效，這樣一個兼具傳統統治手段（組織、宣傳、思想控制、政治高壓）與新時期治理能力的專政黨，絕對不容吾人輕忽。

〔轉載〕廿年大學之殤——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

2010-11-06T21:21:00.004+08:00

張鳴此文發表於2010年10月21日，討論的是1990年至2010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改革」與墮落。我將此文轉貼在這裏，供關心台灣高教發展的人對照參考。

由於中國大陸的歷史經驗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與台灣不同，我們在閱讀針砭彼岸高教的文章時，本來就不應該以去脈絡化的方式簡單類比；但是，正因為兩岸體制本來不同，可是在高教發展的某些思惟與作法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更應引起吾人關注。

張鳴文章，特別是前半部所批評者，凡是跟台灣相似的地方，或者台灣雖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但若照目前方向繼續走下去，也很可能愈來愈相像的地方，我都按照個人的理解，加了底線。

請注意，我講的是相似、相像，而不是相同。譬如，文中提到90年代後期，PRC高教當局以（一）投入大量金錢，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即台灣的「頂尖大學」——，並且（二）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這些錢，同時（三）實行產業化的方式，來改革大學，使得黨和行政得到強化。台灣的頂大計畫＋五年五百億的做法與此相似，也因此加強了行政，但是台灣不會有哪個黨會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其對教育的控制。另外，中國大陸的高校主要是國有制，私立大學不僅數目有限而且被限制在職業教育方面，此點與台灣很不一樣，所以中國大陸高教改革後，大學行政化與大學產業化的現象，比起台灣，會更加地嚴重。

為什麼兩岸體制差異那麼大，百餘年來基本上是各自發展，近二十年來卻在高教的思惟與作法上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我注意到的關鍵是：與世界接軌、國際化、競爭力、美國是尚、SSCI、相信金錢萬能、大學行政化等，也許，這就是癥結所在。

廿年大學之殤——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
文：張鳴
原文連結

當今中國大學種種質量下滑、學術潰爛等慘不忍睹的怪現狀，其源頭，其實始於20年前。令人弔詭的是，20年前那場政治風波之後，作為學界中堅的大學中人，恰恰開始了走入專業，走進學術的歷程。而這個歷程走到今天，人們看到的居然是學風的浮躁，學術規範的崩解和學術的大面積失範和腐敗。

當然，導致今天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並非大學教師，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學教師也是當之無愧的幫兇。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國的改革，是從恢復文革前17年的舊觀開始的，而教育領域則最先開始的這種恢復。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之前，就開始恢復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當時流行的說法所說，教育是重災區，而大學則是重災中的重災。毛澤東由於出身的緣故，對於教育有著特別的偏好，同時，由於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決定論的積習，這種偏好和積習，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遭致了當局的特別關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別關照。教育跟國家意識形態體系，發生了最密切的關聯。其關聯密切程度，超過了前蘇聯。大學實行黨委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重點開展區域。文革，只是其中一個走到極致的運動。當然，這種極致的政治運動對於整個國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維持的危機——如此革命下去，國家的基本運作無法維持。這種維持危機，在大學教育表現得特別明顯，不僅難以向國家輸送維持生存的人才，連自身的存在，也成了問題。大學的率先恢復，在當時而言，有著存亡續絕的功用。

從鎖國走向開放的中國，此番的開放，首先是對著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恢復之後，中國的大學教育，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是，如何與世界接軌。也就是說，文革前17年的蘇式大學模式，在開放的壓力下，需要改變。所以，大學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環節，體現在由蘇式專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轉變。儘管這種轉變，在當時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質教育的名義下，但其中向美國學習的跡象，回想起來，還是相當清晰的。
然而，正如統治集團部分人所擔憂的那樣，大學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關聯。他們擔心改革會摧毀教育作為意識形態陣地的特質，而事實上，這個陣地，的確在動搖。鑒於八九事件，大學成為學生民主運動的中心，即使1992年國家改革再度啟動，大學的改革，卻停了下來。隨著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起飛，當局自以為找到了一條大學改革的新路，這就是所謂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錢——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二是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錢，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三是實行產業化。通過引入企業管理因素，實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學教師的待遇。啟動大學產業化，大幅度增加學生收費，實行大學畢業生雙向選擇，不再包分配。這三方面的改革，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黨和行政的強化。伴隨著這三方面的改革，特別是大學翻了十倍的收費，國家開始把大學招生視為拉動內需的一個手段，於是全中國的大學開始了瘋狂的擴招，在短短9年之內，大學年度招生數就由1999年的92·7萬，膨脹到2008年的599萬。教育行政當局的目標，說是要把中國的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變成普通教育。也的確變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達到了23%。[１]研究生的擴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萬，增加到2008年的44·9萬。[２]在大幅度擴招的同時，各個大學大幅度貸款，大興土木，校園和學校建設有很大的改觀。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學城，大學的產業化跟瘋狂的房地產開放，實現了奇妙的聯接。

這樣的大躍進，結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導的大學壟斷公司。大學成了產業，最糟的那種產業——行政壟斷的產業。這樣的產業，兼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弊而無其利。一方面，這種大學的確有產業化的特徵，高收費而且唯利是從，各校都在大辦跟市場有關的專業，基礎學科極度萎縮。另一方面，這種產業又是官辦的壟斷事業，由於基本不存在競爭，因此學校的行政機關，衙門氣、官僚氣十足。整個系統，跟行政體系一樣，都在追求數字——課題數，發表量等等。學校和教師，也就通過造假，鑽空子，制度性規定強迫學生發表論文，來完成數字。客觀地說，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依然在學美國，不僅在大力引進海歸，主要是美國回來的海歸，某些學科，甚至直接用美國教材，採用雙語授課。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國一樣，分成研究型碩士和專業碩士。甚至連美國的常青籐聯盟，也要學，若干重點大學公開組織中國的常青籐大學聯盟。可是這樣學的結果，唯一的好處是使得學生的外語水平有所提高。但嚴格地說，只能說這種「唯美」是從的學習傾向，促進了學生的外語學習。真正讓學生外語水平提高起來的，第一位的功臣，還不是大學，而是外語培訓的新東方學校。學美國，只學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學時髦好看外觀的皮毛。在八九之後，主動走向學術，走向專業的大學學者們，雖然說，在高校大躍進之前的幾年之內，專業和學術水平的確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瞭解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有所斬獲，湧現了一些有質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躍進發動，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強化管理面前，在幾十萬甚至上千萬不等的課題經費投入的誘惑下。著名教授不僅有經費和待遇的好處，而且還有官職的賞賜和各種「江」學者稱呼的授予，每個稱號背後，都有大筆的好處費和課題費。大學教授很快繳械投降，主動或者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躍進中，迅速成名成家。結果是研究成果質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學術期刊和各類出版物中，已經垃圾成堆了。
在成億的資金砸下去之後，大學的科研成果的確有突飛猛進的飛躍。SCI論文和CSSCI論文發表量，的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單論發表量，國內國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國的大學生數量和博士數量一樣，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階段中國科研的原創性卻並不見好，離諾貝爾獎越來越遠。不僅國內所謂的核心學術期刊越來越不學術，被高校大躍進中論文躍進刺激得大收版面費，變成要錢期刊。就是所謂國際上的SCI論文，也不斷被曝出論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機低門檻的數據庫，賺取發表量的醜聞。就目前而言，學界官大學問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不止人文社科，連自然科學也開始唯官是從，院士的評選，如果沒有官銜，當選的可能性就會很小。

此時的大學教育，不僅沒有實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喪失了蘇式專才模式的優點，屬於典型的邯鄲學步。蘇式教育雖然目的不是培養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識面比較窄，適應性也小。但至少在應用學科方面，技術性好，動手能力強，學成之後，放到工廠，就可以用。但是，現在的工科教育，不僅教學和試驗環節馬虎，即使重點大學，也出現了「非工程化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實習。到了實習環節就讓學生自己去找地方，結果只能放羊。學生既沒有理論素質，也沒有動手能力。最糟的是，當下大學學風之壞，已經達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導師和研究生的關係，基本上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而本科生教育，則遭受嚴重的忽視，所謂大牌教授，讓學生代課者比比皆是。雖然教育行政部門有教授必須給本科生上課的規定，但執行起來，並不嚴格，形同具文。培養出來的學生，既沒有素質，也沒有技能，更沒有責任心。社會上對近些年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闆甚至宣稱，寧可用中學生也不用現在的大學生。

不加偏見地說，現在中國的大學，已經墜落到了歷史最低點。除了個別的學院、個別系和教研室由於特殊原因還能保持元氣，個別的教授和教師還能保持學術良心之外，大學整體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墜物。現在的大學教育，類似於文革期間的中學教育，擴張迅速，但嚴重名不副實。對於相當多地方性院校的學生來說，大學教育僅僅是在他們身上掛了一個大學生的牌子，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不客氣地說，中國的大學，現在已經不能稱其為大學。必須強調的是，在這個迅速下滑的過程中，學界雖說一直有零星的異議，但作為整體，卻採取了迎合的態度。其中有些人雖然可能是抱著良好的願望，指望在高校數量增長之後，可以換來質量的提高。但畢竟有相當多的人實際很享受大躍進帶來的好處，高額的補貼，大筆的課題費和演講費。學界走向學術，最終走到學術的崩解，學界中人其實難辭其咎。本土學者不聲不響，在官本位和金錢的誘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學成歸國的海歸，也很難無動於衷。現在的大學，只有衙門氣，銅臭氣，就是沒有學術氣息。大多數教師都因循度日，唯錢是。平時聚會，談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談及學術了，也是在講怎樣騙到課題。

在行政強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學，內中的教師充滿了低俗和因循氣息的大學。即使當局有心要改，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眼下的大學，已經變成了壟斷產業。民營的學校，只被限制職業教育的低層次上。大學教育，國內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學生不接受，就只出國，而現在能支付得起出國教育成本的家庭，畢竟是少數，所以，只能任由他們擺佈。壟斷產業，就是利益集團的產業。教育界龐大的利益集團，絕無改革的動力，因為只有這樣的狀況，才最方便獲利。事實上，在最高當局看來，大學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作為意識形態陣地，卻保住了。從前思想活躍的校園，現在變得庸俗不堪，從學生到老師，都「低俗化」了，如果再發生什麼事情，大學似乎不再可能成為中心。現在當局的困惑在於，雖然大學安靜了，但卻沒用了。如果不能為國家培養人才，為國家科技發展提供動力，那麼這個政權的維持，還是會出現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最高當局對於大學的態度，處於進退維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話，大學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爐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那樣，由體制內地方力量出面興辦，只要遵循大學的通則——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資金來源，理應能闖出一條路來。這當然是一種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決問題，還是得開放，進一步開放。就像中國的改革，沒有開放就沒有戲一樣，大學的改革，前提也是開放。民國期間，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大學的繁榮。事實上是三足鼎立：國立、私立和教會大學並立。對現在中國而言，大學理論上已經對民營資本開放了。但是，由於辦學的限制較多，而且被嚴格限制在職業教育的低層次上面，更由於缺乏外來的刺激和激勵，民營學校，還陷在謀利的泥淖裡難以自拔，不僅沒有創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難，名聲不佳，基本上被高度邊緣化了。外資和港資的學校，現在也有了一點，多為中外合辦，控制權基本在中方手裡。比如中歐商學院，諾丁漢大學寧波分校，汕頭大學的李嘉誠學院等等。至少從目前看，聲譽還不錯。可惜規模過小，而且專業受限，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大局，還構不成影響。而且據這些學校內部的人講，學校也存在逐漸內地化的傾向，教育部評價體系的干預和影響，越來越大。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大學的改革，最佳的途徑是引入教會的因素。熟悉中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現代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實際上是教會開的頭。中國最早的大學，是由教會辦的。「聖約翰大學，興辦於1879年，1892年開設大學課程；震旦公學，1903年興辦，1917年升格為大學。而國立京師大學堂說是1898年開辦，實際運作則是1903年後的事情了。」民國時期教會的大學雖然數量不多，學生比例也不高，不過佔全部在校大學生的15％左右，但幾乎所有的教會大學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輔仁、協和，東部的聖約翰、金陵、東吳，南方的嶺南，中西部華中和華西以及湘雅，幾乎個個都可以跟國立的清華、北大，私立的南開和廈門大學相媲美。[３]五四運動以後，絕大多數教會大學都變成了世俗學校，既不要求學生入教，教學中也沒有多少神學內容。事實上，民國大學教育的三足鼎立，教會這一足舉足輕重。因為，只有教會學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質，有效地抵禦來自資本和官方的謀利趨向。對於教育和醫療這樣的事業，即使全盤市場化，也必須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則就難以健康發展。

當然，就目前而言，這種引進教會學校的設想，還只能是一種奢望。對現政權，外來宗教，一直是一種需要特別警惕的異己力量，開放這種力量進入教育領域，是一種可怕的夢魘。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體制內別種力量的介入，以及民營和外資的投入。這兩股力量，即使教育領域全面對他們開放，造成體制的鬆動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學的狀況，還很難說。顯然，這些力量一般興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業氣息較重的學科上，因為他們要掙錢。更難以改變當前中國大學教育功利化的趨向，就業狀況差難以有眼前效應的基礎學科，不大能引起這些投資者的興致。這樣因素的大量引進，是否會在陡然增加的市場因素中，導致大學教育的另一種形式的傾斜，還未可知。因此，大學教育的整體改觀還難以指望。

總的來說，自文革之後，大學教育的維持危機，再一次到來。這種維持危機，跟整個國家政權的維持危機，密切相關。不僅導致國家人才缺乏，科技競爭乏力，而且跟住房和醫療困境一樣，會逐步成為製造群體性事件的源頭，影響乃至撼動現政權穩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現政權如果還想維持，勢必要再次啟動大學的改革。雖然說，現有結構不動，內部完善是他們最樂意選擇的改革方式，但這條路肯定走不通。前階段關於教育改革綱要的制定和相關討論，雖然不盡人意，也涉及了當前中國大學的一些根本問題，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這個綱要最後出台，人們發現，最關鍵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見了。顯然，在目前利益集團勢力盤根錯節的情況下，期待教育體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這樣一個由教育部領銜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術上動點小手術。

因此，還是那句話，中國大學的唯一出路，就是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講，開放是有可能的，關鍵取決於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以及想要進入這個領域的其他勢力的壓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進一步開放。但是，如果開放不能開放到教會頭上，問題依然難以解決。當下，中國的教會，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擴張，有人甚至預計，過不了多久，中國就會變成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國家。這種擴張，其實對於現政權來說，是更不樂見的局面。遍地開花的教會，顯然比教會辦的世俗大學更加讓當局難堪。既然無法遏制教會信徒的增加，眼看著教堂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開放教會大學，又有什麼關係呢？只是，開這樣口子，對中國當局來說，還是很難。但是，留給中國當局的時間，不會很多了，大學的問題，很可能在不長的時間內，會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問題，乃至社會震盪。

[１] 2009年9月17日，《中國經濟導報》。
[２] 1999年和2008年的教育部研究生招生計劃通知。
[３] 張鳴：《醫改和教改，應該對教會開門》，2009年6月29日，《鳳凰週刊》

［轉載］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頂尖大學

2010-06-05T15:54:00.005+08:00

廖元豪的這篇文章，讀一遍，心痛一次，再讀一遍，心再痛一次。他就在政大任教，最熟悉的正是政大的學術氛圍，所以我讀來感受也特別地深。

原載《天下雜誌》 448期（ 2010/06）
文：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從我是個中學生起，就對「大學」與「大學教授」有很高的憧憬。印象裡，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對話，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許多充滿智慧的腦袋，不需要亟亟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挑戰既有的價值。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旅美小簡》提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創立的宗旨，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平安吃飯的地方」。這種「爭千秋不爭一時」的氣氛，深深吸引著我。

當我自己成為大學生，我又看到大學吸引我的另一面：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許多令人尊敬的前輩，運用自己的知識—尤其是對民主法治的認識—揭露並批判社會的不公不義。對於在威權統治下習於噤聲、犬儒的台灣社會，這些聲音或許淺顯，但還是令年輕的我熱血沸騰。

許多人跟我一樣，看到大學的兩個面向：孕育知識學問，或者批判社會。兩者都在引領價值，促成社會改變。無論是哪一個層面，大學都不是單純順從既有主流價值，為機器製造齒輪的單位。大學可以「生產」出許多新的、實驗性的、批判性的、跳脫體制的東西。它可以挑戰觀念，重塑標準，而不僅是跟隨別人所訂定的標準。

然而，這種「超越」或「引領」的地位，似乎一步步在萎縮。

許多在大學任教的朋友，一定都深切感受到這五年來，高等教育的氛圍變化很大。在「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爭取世界排名」、「教學卓越」以及「大學評鑑」等計畫之下，大學早原有的狂狷氣息早已不見蹤跡。取而代之的，是管理主義造成的唯唯諾諾與繁文縟節。

這些計畫都有一些共同特徵：要求學校提出「量化」的績效數據，並且以各種指標來排序。不僅如此，這些排序、評鑑其實就是國家分配資源的標準。各個大學不能再躺在那兒等著經費從天而降，而是要努力對外證明自己做了許多事情，有很好的「績效」或「潛力」，因此值得國家投資。

這本來未必不好。它讓大學開始更知道公共課責（public accountability）的重要性：你要從人民的口袋裡拿錢，至少要告訴人民你做了什麼，有什麼貢獻。

問題在於，我們這個社會對於「貢獻」的定義，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學術工作本質上就未必能在短期（五年？）內看出具體成果。但立法院、教育部，都等不及慢慢來。於是制訂了一套規則，要求各大學撰寫，說明自己「有什麼用」！

於是，各大學從校長到教授甚至學生，開始玩這場遊戲。遊戲中最重要的兩個工作是：第一，努力寫計畫爭經費；第二，拼命執行計畫以消耗經費。

這樣的競爭遊戲，改變了學術圈的行為模式。學者不再是依據自己的興趣與判斷，決定研究方向；而是要設法揣摩上意，並跟隨多數教授去追求「比較可能得到經費」的計畫。學術本來應該具有獨立、冷靜，並與現實保留適當距離的特性。但如今愈來愈難維持這些特性。

理論上，教授們有身分保障，大可堅持「我行我素」。可是在一個全面動員爭取排名與補助的環境裡，堅持己見就是不合群，就是搗蛋怪咖。資深教師都不好意思這麼酷，更何況新進教師？結果就是擠壓甚至放棄自己原先的研究，改而「從眾」。如此，非主流的新穎觀念，哪兒能在大學冒出頭？

更可笑的是：在這個氣氛下，教授們花最多力氣的，不是研究教學，而是「寫計畫」與「燒錢執行計畫」。尤其公立大學的會計制度死板之至。人文社會科學的系所，拿個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不能買書不能聘教師，卻只能辦活動。而活動的出席費、稿費，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超低標準。結果就是「以量取勝」—活動辦得多，錢才銷得掉。弄得人人疲於奔命，形銷骨立，但學術實效有多少，真是天曉得！冷眼看著愈來愈忙碌於辦活動的同儕們，不禁會想：「大家愈來愈沒時間讀書思考，這麼多篇論文是從哪兒生出來的？」

坦白說，「經費」有這麼重要嗎？對於某些必須花大錢才能買設備、做實驗的科系，或是那些連基本設施或教授待遇都還付不起的學校來說，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許多大學或科系，其實未必需要這些額外的經費。學校固定的購書額度、國科會的補助，加上許多的委託研究，已經足夠支撐大部分的研究教學。大家心知肚明，這套經費競爭遊戲對學術發展沒有太大幫助，反而搞得學者們不幹正事，為活動而人仰馬翻。那為什麼不乾脆有風骨一點，不玩這個遊戲呢？

答案是：或許有些學校可以不在乎錢，但「名」卻丟不起：入圍「頂尖大學」就代表自己是前段班；輸家則有著被貶低為「次等大學」的羞辱。

於是，這個遊戲更惡質的一面出現了：大學校長與教授們，心知肚明這個遊戲規則大錯特錯。他們也非常清楚，學術環境被這個遊戲搞得多麼墮落。但為了虛名、排名，沒有人敢登高一呼嚴加批判，甚至逕行說：「咱們不玩這個遊戲！」（其實最有資格這樣批判的，就是一定拿的到經費的台大）還沒「放榜」前，全國菁英們為了寫計畫爭經費，焚膏繼晷埋頭苦幹，敢怒不敢言；放榜後僥倖獲勝者，則感謝皇恩浩蕩，並以之驕其妻妾。說這是現代科舉，大概相差不遠。

連自己所處環境，都不敢嗆聲的大學及大學教授，如何能期待他們像從前一樣，對社會不公不義發聲？長遠的學術思考不見了，熱情的社會批判也沒有了，這就是頂尖大學？

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2009-05-15T13:50:00.003+08:00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

　　克拉凡是有自省能力的，並且願意承認自己犯過的錯誤。許多人卻不是。

　　事實上，選擇性的原則不僅造成學術研究的不客觀，也是人們無法摒除偏見的一個主要原因。人們的注意力常常被自己的偏見所左右，只看到想要看的，因此就無法接受其他有用的訊息。有句話說：「許多人自以為他們在思考，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將偏見重新整理而已。」（A great many people think they are thinking when they are really rearranging their prejudices. - William James）如果不能摒除偏見，思考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增加見識，更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

　　人要去除偏見是困難的，何況很多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有偏見。但是，惟有相信自己會有偏見，並且戒慎警惕，虛心受教，才有可能在認知上儘量接近客觀的事實。

　　除了無意的選擇閱讀之外，更嚴重的是有意的選擇。英國學者班國瑞（Gregor Benton）在一本張戎、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傳評論集中，談到了張戎夫婦在學術研究上的重大瑕疵：「......在引用現有文獻時，他們有時會歪曲其原意，進行帶有偏見的、不正確的推論。當專家的觀點與其偏見不符時，他們就對其視而不見。」（出處）筆者在翻閱該書時，確實發現到這樣的寫作策略，例如：毛發動反右是為了引出知識分子加以打擊；毛發動大躍進本來就準備死很多人；毛召開廬山會議本來就打算製造打擊彭德懷的機會。反右一事在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廬山會議由原來的糾「左」急轉為「反右傾」，原因亦頗複雜；遇此類不易釐清真相的歷史事件，作者縱有定見，亦須在評斷時語帶保留，並存異說，而不是只選擇符合成見的材料說話，斬釘截鐵地下簡單的論斷。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故意排除跟自己論點不合的證據，這是學術研究的不真誠。至於引述資料說大躍進死了數千萬人為毛本來所預知，則適可見到作者是如何地從資料中斷章取義，曲解原意了。

當心簡繁轉換造成的錯字

2009-03-10T18:09:00.006+08:00

大陸小說家劉震雲的小說《我叫劉躍進》（台北：九歌），有段文字很怪異：

劉躍進一愣，沒想到剛剛見面，兒子就反客為主。這本是劉躍進的住處，兒子卻問他去住哪裏，分明是要把他趕出來；另一個讓劉躍進生氣的地方，把劉躍進趕走，說他倆住這兒，分明是住在一起；這哪裏是搞物件，分明是胡搞。（頁166-167）

過去看張藝謀導演的《我的父親母親》，接近片尾處，老母親對著尚未婚娶的獨子一番叮嚀，要他「搞個對象」，意思是找個結婚對象，但這個講法，實在讓台灣觀眾很不習慣。怎麼現在不止是「搞對象」，還「搞起物件」來了？「對象」至少還能是個人，「物件」無論如何不會是人。奇怪，怎麼會有這種用法呢？

台灣版的《我叫劉躍進》還有一段文字也很奇怪：

韓勝利賊膽不小，但對偷的物件、環境、時機，判斷常常失誤。偷富人偷了窮酸知識分子，僅屬一例。對物件判斷失誤還沒什麼，對環境、時機判斷失誤，事情就大了，就會被人抓住。（頁238-239）

這段文字很容易讓人誤解，以為「偷的物件」是小偷準備下手偷的東西，而「對物件判斷失誤」則是高估了那東西的價值。不過，如果這樣理解，第一個句點之後的「偷富人偷了窮酸知識分子，僅屬一例」就銜接不了上下文，整段文字讀起來真的是莫名其妙。其實，只要把文中的「物件」改為「對象」，問題就迎刃而解。

把「對象」講成「物件」，我不是從台灣版的劉震雲小說才第一次讀到，我注意這個問題已有一段時日，也一直納悶不已：大陸人從什麼時候開始，這麼愛講「物件」，而且不管是物還是人，都一律給說成「物件」？「物件」一詞很可能源自電腦術語，但可不能這麼亂用。我從大陸網頁上看到的例子有：統戰物件、討論物件、詛咒的物件、革命物件、具體物件、欽佩和欣賞的物件、以女性為描寫物件、研究物件......等等。

更讓我驚訝的，這股「物件」風甚至吹到了台灣，常在台灣報刊發表文章的殷惠敏也用了「物件」，她在〈顛覆大師李安〉一文中說：

「喜宴」是對傳統「男女」婚姻的顛覆。思想保守的父母從台灣到美國主持兒子的終身大事，但兒子的愛人其實是個白種男子。一場遷就親情而演出的喜宴假戲落幕後，保守的父母也終於搞通思想，默然接受了真正的新「媳婦」。「飲食男女」裡的老廚師，原來給安排的續弦物件是個年齡相近的煙槍寡婦，自己愛上的卻是寡婦的女兒，真相攤出後，寡婦當場昏倒，女兒欣然同意，顛覆帶來意外的驚喜。（中國時報A15/時論廣場2006/01/18）

為什麼會這樣，可能跟電腦軟體有關。我直接以MS Word測試，在繁體模式下輸入「對象」，轉成簡體，再轉回繁體，仍然是「對象」。但若增加二字，在繁體模式下輸入「研究對象」，轉成簡體，再轉回繁體，就變成了「研究物件」。其他如「革命對象」、「統戰對象」，經同樣程序，會變成「革命物件」和「統戰物件」。

再以「搞對象」測試，兩輪轉換後，還是「搞對象」。若用「對偷的對象、環境」測試，兩輪轉換後，變成「對偷的物件、環境」。若用「對對象判斷」測試，兩輪轉換後，變成「對物件判斷」。看來，問題出在簡繁轉換，微軟的簡繁轉換有問題。但源頭應不在微軟，而在更上游的簡繁轉換軟體。

另外我還測試了大陸和香港的網頁，亦有同樣情形，綜合出如下心得：

不是所有大陸的作者都愛用「物件」，也許有些專業有自己的習慣用語，但多數網頁上出現的種種「物件」（如研究物件、革命物件、統戰物件），應該是簡繁轉換出的錯。大陸網頁上若有簡體字和繁體字兩種版本，其所用的簡轉繁系統不盡完善。另外，香港網頁是繁體的，但有些稿件原為大陸作者用GB碼寫的簡體，同樣也有將「對象」轉成「物件」的問題，如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九歌出版社或台灣其他出版單位的簡繁轉換軟體可能也不盡理想。
MS Word的簡繁轉換的瑕疵，還不止於把「對象」轉為「物件」而已，在一些情況下，它還會把簡體的「文件」轉為繁體的「檔」（在MS Word中輸入「這個文件」四個字，轉成簡體後再轉回繁體，會變成「這個檔」）；它也會把「猖狂」轉為「倡狂」。不知道微軟的這套轉換系統來自何處，同一系統的簡繁轉換應該都有同樣問題。喜歡使用 MS Word 來簡轉繁的網友，可不要太信任它。
建議網友，不要使用微軟MS Word來轉換簡繁體字，還是改用口碑不錯的ConvertZ ，它的轉換速度比MS Word簡繁轉換快很多，正確率也還滿高的。瀏覽大陸網頁時，想下載繁體字版本，寧可複製原來的簡體網頁後，再用ConvertZ轉換，不建議直接下載繁體字網頁。

（本文原始版本）

不極端的雲南？——我曾經有過的錯覺

2009-01-14T17:55:00.003+08:00

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事實上，根據曹樹基的研究（《大饑荒》，香港：時代國際，2005），1958-1962年中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以比例排序，雲南排第8，僅次於安徽、四川、貴州、湖南、甘肅、河南、廣西。雲南災前人口1918.3萬，非正常死亡80.4萬，比例為4.19，而若依死亡總數排序也不低，排名第10，次於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山東、貴州、江蘇、甘肅、廣西。雖然雲南的死亡總數與四川、安徽差得很遠，但短短的四年內「非正常死亡」80.4萬人，絕非小數目，更不是「不極端」。

而根據丁龍嘉、聽雨的《康生與「趙健民冤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文革時，雲南發生了康生和謝富治共同製造的「趙健民冤案」，被審查的有一百三十八萬多人，打死和逼死的有一萬七千多人。雖然，這個資料只講一個大案所牽涉的人數，並不包括其他未與本案牽連的人口，但僅就審查、打死和逼死的數字，也絕非「不極端」。

我原來之所以有「雲南不極端」的感覺，自己分析，可能原因有二：一是雲南相較於其他省份，確實在中共所推行的激進運動中較不凸顯，我的注意力比較受特別極端的省份所吸引，比如大躍進時期的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等省；文革時期的北京、武漢等大城市，相對地對其他省份或城市就不注意；二是我跟很多人一樣，長期忽略了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而這種忽略，可能早在歷史本科就已如此。我唸歷史系的時候，有國別史，有斷代史，但從未有任何一門課程是單以一個區域或省份來開設的。當然歷史系不可能把中國各省份的歷史開全，但只要開個一兩門，學生就能從中學到舉一反三的見識。

其實，就中國研究而言，長期以來也是以「北京學」當作中國學的，似乎專注於中南海的權力鬥爭，就懂得了中國全局似的。一直要到鄧小平的開放政策，西方學者得以方便進入中國，才陸續擴展了對地方史的研究。然而，現在雖然對於中國各地方的經濟、社會研究已有許多成果，但中國歷史的教學與研究，很可能仍然停留在以中央政權為主的視野中。

這也是我為什麼在今年的東亞所所慶感言中，會對茶花樹的數目、花色，在漸進的認識中，特別有感觸的原因。也許有不少人看了我那一篇500字的短文，感到有點不知所云，那麼本篇文字正好是個補充。

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感言（之二）

2008-12-29T11:03:00.006+08:00

今年是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我在政大任教也已滿二十年，在東亞所教書則邁入第十三年。對於所慶，我想得比較多的還是教學，就以老師的角度談談對在學學生的期望。

我在大學教書前，沒有修過教育學分。這是壞事，也是好事。壞的是：沒有學過教育學分，不知道教學的技巧，不知道怎樣設計出較好的課程，要靠自己摸索；好的是，沒有教育理論的束縛，可以自由發揮。毛澤東沒有唸過軍校，但卻很懂得戰爭，他說：「從戰爭學習戰爭」。我是在教書中學習教書。所謂「教學」，教學教學，其實是邊教邊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這是《禮記‧學記》上的一段話。「困」是什麼意思？，木在一個框框中，無法突破；「困」也是一種不足，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虛心，精益求精。然而，一定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嗎？未必，也可能是「學然後以為很懂，教然後以為自己是權威，天下無敵。」

我對學生的第一點期望就是：不要迷信權威。我們在大學當老師的，大多數不希望學生把上課的內容照單全收——無論是老師課堂講的，或者是教材上說的。我們不想灌輸，我們只願意啟發學生去想問題，多多思考。我上課最怕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就像老師剛剛說的......」，聽到這句話時，我只能苦笑，我總不能當場否定自己幾分鐘前才剛講過的話，那不是讓學生無所適從嗎？我比較希望聽到的是：「我同意老師的看法，不過......」，或者「除了老師講的，我覺得還有.....」，或者「我不太同意老師剛剛講的......」，等等。

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學者也好，專家也好，固然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但是知識的追求永無止境，一個真誠的學者，不會以已經學到的為滿足，他必定是不斷地反省，不斷地尋求突破。「權威」其實是可怕的字眼，好像某方面很行，很了不起。一個人若以「權威」自居，或聽到別人奉承自己為「權威」就心滿意足，那大概可以說，他實在不怎麼長進。做學生的，一定要懂得「權威」既不足以自恃，「權威」的封號也可能使人故步自封，甚至犯了專業偏執症，專是很專，但視野畢竟嫌狹窄了。

我對學生有另外兩點期望，一是：品格比專業更重要。沒有專業，是不行的；沒有品格，是萬萬不可以的。這一點，台灣的社會已經提供了豐富的負面教材，同學自己可以體會，我不多說。二是：不要被國家的學術制度所「徹底規訓」，即使不得已必須妥協，還是要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這點我在去年所慶感言已經說過。總之，到研究所來，不光是為了一張文憑，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努力瞭解自己，並且在思索「我是誰？」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主體價值。期刊論文，固然可以藉由外在的TSSCI之類的制度獲得肯定；但是文章倒底寫得好不好，只有自己最明白。

最後的答案（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感言）

2008-12-25T19:53:00.005+08:00

去年東亞所卅九周年所慶，應要求寫了一篇短文。今年四十周年所慶，還要一篇感言，限500字，就借茶花樹，做點也許不那麼切題的反思。

政大新聞館後方有個石階步道，循步道而上可至一圓形平台，附近種了幾株茶花。初冬，我第一次看到茶花開放，腳步沒有停留，印象中是三株紅茶花。第二次經過，我站在平台上由近及遠地數了數，共有七株紅茶花。第三次走過，我一邊走一邊仔細地由下往上數，確定共有九株紅茶花。

第四次路過，我驚訝地看到，在盛開的紅花中竟然雜有幾朵白花。起先，我以為是旁邊高樹上落下的花朵，細看卻不是，白花確實長在茶花樹上。我感到疑惑，怎麼紅茶花樹開出了純白的花？仔細觀察，這才發現，原來有兩株茶花樹種得太密，彼此枝椏交錯，而花期不一，白花較晚開放，才使得我幾天來一直誤以為這一排九株全是紅茶花。這時我注意到其中一棵小樹沒有開花，這一排茶花樹的花色，究竟是「八紅加一白」，還是「七紅加二白」，我已經沒有把握。

第五次來到這裏，小樹開出了紅花，我終於能夠確定是「八紅加一白」了。但，如果是花卉專家，會不會告訴我，八株紅茶花，其實不是同一個品種？

學術之路，跟這豈不有些類似？從無心得來的印象，到有意的細緻研究，終於得出結論了，可是此時我們真能滿心歡喜地斷定，這就是最後答案？我們對知識的探索，難道不需要一再地修正既有的見解？

大學能這樣管理嗎？——中國個案

2008-12-02T18:10:00.004+08:00

　　最近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有學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了老師，而公安局也已立案。事情的發生令人有時空倒錯的感覺，怎麼改革開放了三十年，過去「檢舉、揭發」的老把戲，還存在國立大學中？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反革命罪」早已廢除，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怎麼還能以此告狀？

　　除了學生以政治罪名告老師，大學老師竟然也要安排「細作」：「......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裡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裡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匯報......」（張鳴語）

　　以下是張鳴談論此事的文章：

學生告老師事件的升級

文：張鳴

原始連結

最近，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老師有點煩，他被他的學生告到公安局，說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經立案。這樣的嚴重的罪名，嚴重的事態，無非是他在講課的時候，批評了中國文化，而且語涉政府。

這年頭，學生告老師，從來不是個新鮮事，老師上課稍有不慎，被哪個非常具有正義感的學生看不順眼了，一個小報告打上去，過兩天，學校就要找你談話了。但直接將老師告到局子裡，而且居然能讓公安局立案偵辦，好像還很少聽說。

學生能不能告老師？當然可以。現在的老師，早就沒了師道尊嚴，如果老師觸犯了法律，做了類似收受賄賂，占女學生便宜的事，學生當然可以告，而且應該告。可惜，縱觀海內，學生告老師，還真的就不是這些事，我所在的人民大學一位著名的金融學教授，涉嫌股市內幕交易，還是外面的股民嚷出來的，學生，即便炒股的學生也一聲不響。看來，我們的學生，對於教授們真刀實槍的不法之舉，都有較強的免疫能力，見怪不怪，就是喜歡讓怪自己去敗，打死也不說。同樣，對於那些內容陳舊，言語乏味，聽了不惟沒有任何收穫，純屬浪費時間的老師，這些學生也相當有忍耐力，從來不想想這些老師才真的侵害了他們的權益，既浪費他們的時間，也浪費他們的金錢（學費）。反過來，一些學生的政治覺悟倒真是高，對老師的言論，嚴格把關，告了又告，這不，學生告老師的一幕，眼看就升級了。

大概這些學生和立案的有關部門，忘記了華東政法大學是一所大學，被人告發的老師，是在課堂上講課，大學本應有學術自由這回事的，即便有些人心裡對學術自由不以為然，但面上總得講究一下。學生認為老師課上的講的不對，當然可以討論，也應該鼓勵學生討論，甚至當場批評老師的觀點，都無不可。比如老師批評政府，批評中國文化，你可以捍衛政府，捍衛文化，怎樣捍衛都沒問題，但因觀點的不同，把老師告到公安局，道理何在？而公安局竟然為此立案，難道從此以後，大學的學術觀點問題，要由警察來斷嗎？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全民互告的時代，兒子告老子，妻子告丈夫，有密告，有明告，或者批判大會上當眾揭發的。據說，這是對反革命分子最有威攝〔懾〕力的震撼，只要被批判者在家裡甚至夫妻間床上講的那點事被揭發出來，人的防線就一下子崩潰了。當然，也有很多人尚未變成反革命，經過覺悟特高的同事、同學、鄰居，也包括學生和家人的告發，最終變成反革命的。這樣的全民互告，並沒有因為革命的結束而告終，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裡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裡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匯報，學生積極分子能匯報什麼呢？無非是誰講了什麼話。據說，這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學生管理方式。我想，大概就是這種管理方式，最終引導我們的學生把老師告到了局子裡。

我本來以為，文革結束以後，中國人因言而獲罪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只要不公然煽動推翻政府，學術上有些不同意見，不會再惹上官司。現在，我發現我實在太樂觀了，完全低估了傳統管理模式對學生和老師的影響力，即使在講究和諧的今天，在一個人們已經習慣了互相敵視，互相告發的文化環境裡，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校園中應該有「頂尖」這種商業語言嗎？

2008-07-30T14:19:00.011+08:00

世事總是在不經意間，顯出其荒謬的趣味。

由政治大學頂尖大學辦公室發佈的一則新聞：「國際學者錢致榕演講人文結合科學觀點啟發師生」。

報導說：政大今年邀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錢致榕擔任該校「頂尖大學計畫校務諮詢委員」，於5月12至16日來校訪問，並於5月14日做了以「從當前知識和世界結構改變，看新世紀的大學教育」為題的演講，強調人文與科學應予結合以使眾多學子之知識內涵更加寬廣。

也許令主辦單位意外的是，在演講中錢致榕除了強調科學與人文結合的重要性，說明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指出中國人的學術研究應要超越西方而不是模仿西方，討論大學的功能與目的之外，還主張：

大學應保有乾淨純真的氛圍，校園中不應存有「狂賀、頂尖」等商業語言〔，〕乃因其會影響人的思維。

「頂大」（頂尖大學）早已成為大學關鍵詞，形容它被「日日講，月月講，年年講」，大概也不算誇張，而點出「頂尖」是商業語言，不應存在大學校園內，錢致榕也許是第一人。不過，錢教授演講完了，其效果也只有如一顆小小石子投入聽者心湖，興起一陣漣漪後即不見蹤影，何況許多人還感受不到這漣漪呢。頂尖大學是台灣高等教育的神主牌，頂大計劃還在進行，頂大這塊大餅還必須去搶食，頂大預算還必須執行，頂大經費還必須報銷，頂大頂大，怎能因一人之言而罷休？

［回顧］博士論文自序

2008-06-11T11:11:00.009+08:00

　　我在1996年春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學位，迄今已逾12年。近日偶而翻出論文，看見過去寫的「自序」，記憶便又走回從前。當時這篇自序寫得較一般長，對於耗費七年半才寫完論文的我，心情特別複雜，可想而知。

光陰荏苒，事隔多年，自序中提到的曹老師、楊老師以及陳將軍均已辭世，消息都來得突然。特別是對於曹老師，由於我近數年來疏於問候，竟不知身體一向硬朗的老師因感冒為庸醫所誤而引發重病，等到老師故世的消息傳來時，驚訝中既內疚又不安，而最後能做的，卻只是到告別式上行禮，為此深感遺憾。老師生前，只要見面，就會問起我有沒有寫什麼東西，研究做得懶散的我，總是感到慚愧，一再辜負老師的殷殷期盼。曹老師對待學生，一般是溫和客氣，但指導論文既認真又嚴格，在我的論文初稿上密密麻麻地留下批語。當時他正擔任考試委員，猶記有一回我到考試院送新寫好的初稿給老師審閱，老師針對前次送去的章節，指出缺失後不悅地說，「這怎麼拿得出去？」一句話震得我惶愧不已，回去後自是努力修正以求符合老師標準。而老師所說的文章能否拿得出去的警語，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頭。

底下是這篇「自序」。

本論文是在老師、同學以及朋友的幫助下，才得以完成。

本論文若有可取之處，全係經過曹博士伯一細心的指導，才能以如今的面貌呈現給讀者。舉凡論文章節架構的訂立、寫作的技巧、立論的基礎，曹老師都不厭其煩的諄諄教導。由於筆者自身才識的限制，仍然無法完全達到老師的要求，但若沒有老師的指導，本論文便「拿不出去」。

我和曹老師可說甚有緣。民國六十年我就讀政治大學歷史系，因為選修本系開設的「政治學」，得以認識曹老師；七十一年考入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修習了曹老師的「中共政治研究」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研究」兩門課；七十七年我在東亞所博士班再度修習了曹老師的「中共黨政專題研究」。認識老師二十餘年，受益良多，尤以本次論文的撰寫，體會更深。

論文口試除指導教授外，並請來張教授念鎮、曾教授永賢、姜教授新立和施所長哲雄等四位口試委員。諸位先進為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指出疏漏與不足之處，本論文已儘量依照他們的意見進行了修改。由於受限於自身的愚魯，在論文的深度和理論層次上，一時還無法有明顯的提昇，只能懸為鵠的，繼續努力。

趙博士春山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當時趙老師甫從美國返台任教，由於修習了老師的「東歐集團之政治」，對於從未接觸的東歐，感覺很新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請老師指導我撰寫《羅馬尼亞自主路線之研究》，因而成為老師的第一代弟子。當時班上除我，尚有何旭初和趙相明，同時請趙老師指導，三人畢業後先後考取東亞所博士班，何、趙二人先取得博士學位，我則敬陪末座。

碩士班畢業後，我曾在聯合報擔任過特約撰述和記者。趙老師兼任東亞所所長時，找我回所幫忙所務，我才有可能從記者生涯改行踏入學院。今日能在政大任教並取得博士學位，全賴趙老師提攜所致。記者和教師兩種職業，並無優劣之分，但我本性保守被動，委實較不能勝任記者生涯。我的個性不喜受拘束，喜歡自行安排時間，自由自在，能如閒雲野鶴，尤為歡欣。若非趙老師，便不能如今日般如魚得水。

楊教授逢泰曾經是我在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服務時的主管。我離開學校後又能回校，除了趙老師外，楊老師也幫了大忙。楊老師兼任東亞所所長雖僅一年，但我卻得能在業務的處理與日常相處的機會中，親炙老師的溫柔敦厚與正直，誠是人生一大幸事。

在東亞所擔任行政講師，原可在較輕鬆的方式下「半工半讀」攻讀博士學位。但由於人事異動的緣故，所務負擔突然加重許多，餘裕時間的片片斷斷，竟使我的博士論文撰寫遲遲無法進入情況，起步又停滯，又重新起步；新的起步不是接續前文，而是從頭開始，這讓我陷入了兩難的困境：繼續擔任所務，論文便無心撰寫；若要全心撰寫論文，便只有辭職一途。這種困境年復一年持續著，心頭壓力愈來愈沈重，曾有幾度想要放棄博士學位，苦悶不已。

值此關頭，我把個人的困難向芮教授和蒸請教，幸賴芮老的開導，我才決定繼續留在所內。不久，終於出現轉機：施博士哲雄接任東亞所所長後，極力奔走，為東亞所爭取到一名行政人員職缺，並請來工作熱心的韓芝泉小姐協辦所務，我才在施所長的體諒、所長夫人楊魯霞的關懷以及韓小姐的全力接手所務之下，全心投入論文的寫作，於今終告完工，得能通過口試，心頭的感激實非言語所能表達。論文撰寫期間，蒙陳將軍培雄博士厚愛，主動拔刀相助，完全義務地為我分擔《東亞季刊》的編務，使我更能專心於論文。論年齡，陳老將軍是我父執輩，竟為我這個後輩付出如此心力，此恩此德，令我銘感五內，永難忘懷。

李博士英明常和我討論學問和人生，讓我受益甚多；李老師教學與著作不懈，是我敬佩的榜樣。

邱博士坤玄對我愛護有加，一直不停地為我加油打氣。他和我是音樂同好，但邱老師游走於古典音樂和通俗音樂之間，了無窒礙；既能指揮混聲合唱，也擅長男高音獨唱。在我看來，邱老師是全能的愛樂者，而我只是一名古典音樂的純欣賞者。

郭博士武平學長經常敦促我趕緊完成論文，他指出我投入電腦太深，反而不利論文的寫作，這是實情。我對電腦的愛好近乎走火入魔，原本應是應用的一項工具，卻變成了目的；確實應該時時警惕自己，不要被電腦給「異化」了。

趙相明是我碩士班和博士班的同班同學，兩人個性迥異但卻經常徹夜深談。趙小我七歲，但思想見解和處事有獨到之處，我常感自嘆不如。在寫作碩士論文期間，我們兩人互相切磋，質難對方的論文，因而彼此受教，那是一段極為珍貴的經驗。本論文題目的選擇，他曾提出寶貴的意見。由於種種因素，那段碩士論文經驗不再能重現於博士論文的寫作，令我覺得是一種缺憾。

克思明學長和我同是歷史系出身，不約而同地以中共黨史做為論文探討的領域，彼此砥礪，互相敦促加緊進度。在一次談話中，我問起學長工作這麼忙，如何利用有限時間撰寫論文，學長云每天均游泳，能在工作一天之後，還能保有充足的精神熬夜搖筆。這給我很大的啟示，第二天，我開始每天登政大後山階梯，並證實即使是簡單的運動，只要持之以恆，也會有顯著的健身效果。學長不經意的一席話，竟使我受益無窮。

在論文資料的蒐集上，除了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豐富的藏書外，得助於施所長哲雄、王振輝和溫洽溢甚多。施所長多次「反攻大陸」，帶回、寄回大量的大陸出版品，本論文運用了其中的許多資料。王振輝是我大學歷史系的學弟，但後來居上，先我取得博士學位。他提供給我許多論文資料，也對我論文的架構提供過不少寶貴的意見。溫洽溢好學深思，對中共研究資料的蒐集甚力，並且不斷的閱讀有關著作，誠為典型的讀書種子。

其他如陳振富、許志嘉、董立文、徐東海、張英偉、江雪秋等學長對我的關心，舒中興在《東亞季刊》編務上的費心和電腦知識的交流，都是要深深感謝的。

在論文寫作期間，有兩大憾事。一是先師李天民的過世；一是亦師亦友的趙先運中風兩年後過世。握筆至此，仍感沈痛，良久不已。

李老師在博士班教過我「中共黨史專題研究」和「中共領導人物專題研究」兩門課，事實上，我之所以決定專攻中共黨史，是李老師鼓勵所致。李老師是國際知名的中共黨史權威，尤其對周恩來和劉少奇的研究早已揚名海內外，即連中國大陸都要翻譯李老師的日文著作。以李老師這樣一位前輩，卻毫不吝惜地對後學者稱贊和鼓勵，更讓我受寵若驚。原本在曹老師外，李老師也答應當我的指導教授，但我還未動筆，李老師便已謝世。我只能從老師的著作中去學習歷史研究的方法，佩服老師對資料的駕馭自如，而我卻常被資料牽著走；同時也體會歷史研究必須長時期研讀資料，沒有捷徑可言。

論年齡，趙先運也是我的父執輩，我之所以直呼其名，是因為我跟他是博士班同班同學，所以佔了這個便宜。事實上，趙出道甚早，在國內對中共的研究，常有獨到而精闢的見解。在博士班上課期間，我們其他幾個同學，總覺得課堂上有兩位老師，趙是其中之一。但這並不是說趙喧賓奪主，而是他在表示意見時，由於分析深入，我們都能獲益匪淺。至今我仍謹記他說過的一句話：「寫文章要簡明扼要，你要真懂，幾句話就能說清楚一個問題；囉哩囉唆說了一大堆，說了半天，還交代不清一個問題，那就是連自己都沒真正搞懂。」寫完本論文，我覺得我還沒有達到趙所說的境界。

最後，內子持家有方，從未給我任何壓力，在我情緒低落時耐心體貼；兒子聰穎負責，讓我不必操心他的課業；女兒乖巧伶俐，帶給我許多歡笑欣慰。這些，使我愛家甚於一切。

關向光謹誌中華民國八十五年春

［轉載］體現在大學教師身上的官僚金字塔

2008-03-13T15:36:00.009+08:00

這是一名中國大陸大學教師對於中國新教師分級制的看法。由於海峽兩岸在全球化的當代，面對著許多相同的問題，不自覺地有著同步因應的方式。就大學的發展而言，兩岸不僅有著相同的追求目標及話語（國際競爭力、世界一流、頂尖大學），而且也有著相近的方法（教改、評鑑制、強調論文發表量、研究評鑑的量化標準SSCI／TSSCI／CSSCI、教師分級），對照起來，一種荒謬的趣味就出來了。

我所在的學校，在2007年也煞有介事地做了一個「教師彈性薪資意見調查」，雖然回收率僅為33.8%，主事者也仍把它與「一般」的自填式問卷回收率相比，並不在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對於跟自己薪資息息相關的重要問卷，竟有高達六成六的大學教師不填答？

時勢所趨，張鳴文章所講的做得稍嫌誇張的大陸經驗，也許不久就會在台灣被複製。

體現在大學教師身上的官僚金字塔
文：張鳴
[原始連結]

此番教育部給大學教師定級，鄙人躬逢其盛——我所在的學校已經定完。具體有多少級，當時我不清楚，後來見報道，才知道從講師到教授，一共13級，盛哉！定級的時候，多少有點神秘，上面通知文件不下發，老師們自己到辦公室來看，看完決定自己申報哪一級別，然後交由什麼機構審批我就不太清楚了。當時我問通知我的人，教授一共有幾級？最低的是哪幾教授？回答說一共四級，最低的是四級教授。我說那好，我也不去看什麼文件了，就報四級。
雖然沒有具體看文件，但是評級的標準還是知道一點的，因為周圍同事都在議論，在早，上面也發過一個表格讓大家添，說是為了定級做準備的。定級首先是年限，年限越長，級別越高，其次是官職，什麼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非名校學官和特資深的老教授不可），重點學科研究基地主任等等，再就是科研成果，要在學校規定的A類和B類刊物上發多少文章（這類刊物的名錄上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有沒有承擔國家重大科研課題（這種課題又是非學官莫屬），有過沒有得過國家級的大獎。從這些標準來看，我自報四級，一點都不冤。
其實，標準倒在其次，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要給大學教師們定這樣繁複的級別？難道真像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說的那樣，是為了拉開檔次，避免教授吃大鍋飯嗎？一向喜歡拿美國說事的教育部，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偏偏不學美國，那裡的大學教師，一般只有三級，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作為一個由學者組成、做的是教學和研究的行業，裡面的人分成13個級別，讓大家一級一級地爬，而且爬上去爬不上去的標準，是由教育行政部門制定的，真的很有必要嗎？我們的當權者，真的沒有其他方式來激勵教師上進了嗎？其實，就算標準非常合適，評級非常合理，這種成千上萬大學教師，撅著屁股爬金字塔的景觀，已經很是搞笑了。令我想起下鄉調查的時候，一個鄉鎮幹部對我說的話，現在，在鄉鎮，一個副鄉（鎮）長，想做到鄉鎮書記，得經過四級的攀爬，副鄉鎮長，副書記，鄉鎮長，書記。一般要耗上6、7年到8、9年，十幾二十幾年也沒準，甚至可能熬不上去。
我們的官僚體制就是這樣，金字塔，塔級越分越細，而且還不像西方的文官制度，只要不犯錯誤，靠年頭就會一級一級上去，在這裡，只要你參加攀爬，就得奮鬥，掙扎，能否上得去，要看你的「表現」。現在我們的大學裡的這座金字塔，幾乎完全是從我們現行行政體系中複製下來的，至少基本原則，精神是一模一樣，同樣是塔級細分，而且晉陞並不是按服務年限自然調高，你得「表現」，按上頭規定的標準「表現」。
這樣一來，大鍋飯是沒有了，但金字塔出來了，大部分的飯，都搬到了塔的上部開小灶去也。造塔和控制塔模樣的，是我們的教育行政官員。只要教師們認這個賬，肯去攀爬（多數人其實沒有其他選擇），至少對領導就得恭敬點，對領導制定的規則，也沒辦法說三道四。只是，在評級過程中，有人可能會打起來，有辱斯文。這讓我想起新中國歷史曾經發生過的事情，1952年院系調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原本大學積蓄了不少怨氣，結果上級給教師定級了，教授分一、二、三級，馬上，平時心高氣傲的教授們自己打起來了，憑什麼他一級我二級？憑什麼我一級，連某某也是一級？戰鬥的結果是，知識分子在之後的運動中，更樂於自相殘殺，讓運動的溫度升的更高，被激起殘殺的人和旁觀者，譏為狗咬狗。
歷史的好玩之處，就在於隔一段時間，就會把從前演過的戲，重演一遍，因為大家都健忘，沒法子。

論文寫作十六字訣

2008-02-07T21:32:00.002+08:00

　　我在大學教書十多年，評審過一些碩博士論文，針對論文寫作常見的缺失，歸納出論文寫作的十六字訣，在此不揣簡陋提出與同學共勉：「穿針引線、前後呼應、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簡單說明如下：

　　1.穿針引線。句子中不可缺少必要的連接詞和連接句；段與段之間、節與節之間、章與章之間都必須有所連接。每章宜有一小結，小結開頭亦應加上連結語。
　　忽略語言的邏輯緊密度，是碩士論文最常見的毛病。
　　2.前後呼應。即全篇論文的整體一致性。概念、關鍵詞（術語）及譯名必須前後一致；註釋體例必須前後一致；全篇論文各章各節均應扣緊主題，尤其寫到結論時不能忘記導論所提出想要解決的問題。
　　不一致，也是初習論文寫作者最易犯的毛病。
　　3.行雲流水。這指的是流暢度，段落必須分明，必要時要使用條列法，不要密密麻麻寫一大段，不懂得適當地分段，讓讀者讀得喘不過氣來。要善用標點符號，注意文字的呼吸（見〈談談標點符號〉）。表達方式要直接易懂，寫完後最好口頭唸一遍，如有不順暢就要潤飾。不要被資料帶著走，也不要用一大堆生澀艱深的概念，讓讀者讀得痛苦不堪。自己不懂的東西就不要寫出來。總之，要讓讀者饒有興味地往下讀。
　　4.一氣呵成。本文及註釋的調配要合宜，講求本文的氣勢，氣不能斷；為此，凡妨礙本文行文的輔助性或次要資料應放入註釋成說明註。全文亦應一氣呵成，不要寫得支離破碎，東一塊西一塊的，好像各部分彼此是不相干的。
　　這十六個字只是大要，每四個字都可拿來評量論文寫作的高下，故十六個字看似簡單，但真要完全做到卻很不容易，即使我自己也遠遠沒有達到。但「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們對自己要求的標準本來就應該訂得高一些，才能有所長進。

所慶感言：似水流年，只道滄桑

2007-12-20T18:31:00.005+08:00

　　今年十二月底，是東亞所創所卅九周年（1968-2007），所慶籌備小組要我寫篇一年來的感言，我實在想不出一年來有什麼可說的，第一個浮上腦際的字眼是「乏善可陳」。就跟邀稿同學商量，讓我寫點別的。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不知道要寫啥？我常在課堂上發表意見，也常「不務正業」，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些無關宏旨的小品，但是，為所慶寫點感言這樣的小題目，卻難倒了我。寫什麼呢？

　　今年新生進來時，我倒是有些感觸，當時我忽然想到，我在東亞所碩士班求學時，怎麼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會走上講壇。而且，我還日漸年老，已經老得快要跟當年我的老師一樣了。想到此處，就不免有些傷感。

　　恩師郭老、段老、李老、尹老、關老、崔老、朱老、曹老等都已作古，而與我有兩度長官僚屬之緣的楊老，也於今年初仙去。眼看自己的老師陸續離世，在同一個講壇擔任老師的自己，這幾年也被呼為「關老」了，難道我就這麼跟著踏上凋零的道路了嗎？
　　東亞所第一代的老師，多的是謙沖自牧、憂國憂民、言傳身教，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而我得能親承教誨，自然是受益無窮，十分地感念。只不知，有一天，當我已經「告老還鄉」，我的學生將怎麼看待我？我有什麼值得學生懷念的地方？
　　這一年來，我對台灣大環境愈加不滿意，對學術環境的觀感也是如此。對台灣學術圈竟然走上了泰勒主義，強調標準化、規格化與爭取最大產量的「學術工廠」路線，無論怎麼樣都不可能認同。在有很大缺陷的評鑑制度制約下，台灣學術圈的自由度將日益縮小，學術圈將不再能夠容忍多元的學術觀點、不能夠容忍不能創造經濟收益的課題，也不能夠容忍那種發揮個人風格、以學生為優先的教研態度，這將是台灣的大學最大的危機。
　　可喜的是，還有一些學生，很有自省與批判的精神，並沒有迷失在學術規訓的新制度中，對我來講，這至少是一帖安慰劑。大學，究竟應以學生為主體，抑或以教師為主體？我希望，新一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師資，在履行了「生存」的要件後，能夠多專注於沒有直接利益的教學，而不要被體制所綑綁、所迷惑，不要順從於只講效率、只講利益的「學術產業」中。
　　我講不出故作快樂的話語，我有的也許只是一點憂傷，一些不合時宜的想法。可能的話，就不要登我這篇煞風景的所慶感言吧。

論文寫作，要見到作者

2007-12-16T18:22:00.000+08:00

　　就人文社會學科而言，初習論文寫作的人，常有的一個通病是被資料牽著走，不知道要如何組織和駕馭資料，往往引了無數的資料，卻見不到作者自己的看法。有位已故的歷史學者曾言：「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得好是好佬，抄不好是草包。」這裏講的「抄」，指的不是抄襲，而是引用資料。同樣是引用資料寫論文，會引用的和不會引用的，就見出了高下。

　　寫論文，作者就像舞台上唱戲的主角，引用的資料，都是配角和龍套，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作者最重要，要讓讀者感覺得到作者在跟讀者說話，而不是隔著一層紗似有若無。作者又像古戰場上的將軍，指揮著千軍萬馬（資料），主帥旗幟要鮮明，令人一望即知。總之，主（作者）次（被引用資料和學者看法）要分明，不能喧賓（別人）奪主（作者自己）。

水荒夏日的午後（舊作）

2007-12-14T15:02:00.002+08:00

　　2002年5月9日上完十點至十二點的課後，用完午餐，我便放棄習慣的午睡上公館去了。其實，我在研究室的午睡是克難式的，就是利用可調角度的辦公椅加上一個腳凳，腰背後放塊小枕，選放一張CD，調整軀體到最舒服的姿勢，CD唱多久，大概就可以睡多久，CD停了，我就醒來了。午休對我來說還算重要，因為夜間睡眠六小時許，起床至午餐時間將近六小時，體力也耗得差不多了，不補充睡眠的話，下午便只好硬撐了。

　　5月6日剛立夏，水荒時節的台北，5月9日雖然有些烏雲可並不下雨，太陽出來時依然耀眼，這樣的下午我不太想出門，可是我的維他命B群已經彈盡援絕，非得上公館補貨不可，所以我還是犧牲午休出門了。
　　大約一年半以前的一個夜晚，正在批改作業的我突然一陣暈眩，胃部有嘔吐感，即使立即上床症狀也不見減輕，連入睡都困難，不舒服了很久。偶而出現的奇怪症狀我並不以為意，但是過了幾天，同樣症狀又出現了。這下不得了，趕緊請教熟識的一位醫生，他告訴我：人過了四十五歲左右，體力開始明顯下滑；工作了一天，晚上應該是休息時間，不適合用腦也不適合用眼，尤其我是深度近視眼，在違背自然的情形下，不休息而還要長時間用眼，眼壓升高，因而造成腦部缺氧，才會出現我說的那種症狀。我問他怎麼辦，他說晚上就不要再看書用電腦了，聽聽音樂看看電視就好了，早點入睡，再利用早起時分看書；另一方面要長期服用維他命B群，並告訴我上哪兒買，藥名是什麼等等。當時，我聽了非常沮喪。從預官退伍以來，我已習慣晚睡，夜深人靜正是我看書使用電腦的時間，這下可好，晚上時間不能工作，對於一名大學教師而言不就等於宣判了某種刑罰嗎。不過，我沒有選擇餘地，依照這位醫生朋友的建議，調養了半年，終於獲得改善。但是，我再也不敢熬夜，維他命B群也一直服用至今。
　　從這次的經驗中，我才瞭解，同樣是「使用」眼睛，看的對象不同，看的時間不同，看的方式不同，眼睛的負荷也不相同。戶外遠看青山綠水最是有益眼睛健康，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即使僅就室內用眼來說，看電視、看電腦螢幕、看書的負荷又不盡相同，而最傷眼的莫過於近距離看書看報。再就看書看報來講，字體比較大的書當然比字體過小的報紙負荷較小。以上這些大家大概也都知道，不過，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最傷眼的竟是批改作業。因為不管看什麼，我們的眼睛很少停留在一個固定的點上，遠距離觀景即使不移動視角，也仍是大範圍地在看；看畫展可能會讓我們的眼睛較久地停留在一幅畫上，但不會固定在一個點上，因為我們會從畫上的一個局部游移到另一個局部，看了全體，再看局部。看書時，我們也多半是進行式地看過去，若有重點或感興趣的地方也只是看久一點而已。然而，批改作業若要仔細，若要找出行文上的毛病，要更改用語，這時眼睛就會停留在一個極小的範圍而思索或苦苦思索如何更改，這時眼睛太長時間不游移，也就最傷眼。等我領悟這一點之後，凡是要批改作業，我都在白天進行，晚上則盡量讓眼睛休息或用在比較不費眼力的事情上。
　　我出門可是有點貪心的，我不會專程只做一件事，既然到了公館，買書買CD就是一定的節目。妻跟我說過，和我上街有些無聊，不是買書就是買CD，二十多年沒變。在台大「小巨蛋」地下室停好車，穿過新生南路進入巷子再左轉泰順街，明目書店就在眼前，今天是星期四，正是書店進貨的日子，已有幾位消費者在場，不急，待會兒再說。我往前直走，大熱天下沿途許多咖啡屋雖然都很吸引我，但在我這年齡獨自一人喝咖啡未免太落落寡歡了，也坐不久，何況背包裏還藏著一盒飲料呢，省了。到了藥局後，我要的維他命竟然還是缺貨，距我上次撲空也快一個月了，無奈只好先到唐山出版社，買了畢恒達《空間就是權力》和韓少功《聖戰與遊戲》兩本書後轉到大眾唱片行，上了二樓，買了四張BMG日本版的CD，分別是：卡芭葉演唱：羅西尼、董尼采第、威爾第詠嘆調；柯岡、歐依斯特拉夫小提琴名演集；霍洛維茲演奏貝多芬22號鋼琴奏鳴曲；謝霖演奏小提琴小品集。這幾位歌者和演奏者都是我喜歡的，尤其卡芭葉的唱片不多，又有新品可買，誠屬可喜。其實，現在幾個唱片公司都是利用新科技重新翻製CD，這些CD雖是新發行的，卻是老錄音。然而，在古典音樂界要成為佼佼者談何容易，除了基本的技巧外，沒有一定的演唱（奏）經驗和人生經歷，怎能有出色的演出？所以這些老歌手、老演奏家（很多已作古了）留下的錄音就成為古典音樂愛好者見獵心喜的珍品。
　　但是說到買唱片，是越來越難了，主要是沒有好的唱片行。辛亥路新生南路附近原來有一家由《古典音樂》雜誌老板開的「經典」，賣的全是古典音樂，並且分門別類，我每入寶山必不空回。公館羅斯福路上也有一家「派地」，一樓賣國台語日語，二樓賣西洋，三樓賣古典，它有一套還不錯的音響擺在正中央，唱片排列依類別和公司交錯，一邊聽古典一邊選古典，也是個舒服的「血拚」所在，站累了還可以往沙發上一坐，好好聽一下音樂再說。可惜這兩家唱片行先後關閉了。當然，在離我家較遠的地方還有專進稀有曲目的「韻順」，不過我只去過一兩回。現在在我活動範圍內的唱片行，都不能吸引我，雖然我還是每個月補貨，但再也沒有當年在「經典」、「派地」的那種輕鬆愉快慢慢享受購物樂趣的感覺，唱片自然地也就買得少了。（光華商場附近有個「學友」，西門町有個「佳佳」勉強還可以，但感覺不對；台北車站通往捷運站走道邊的「佳佳」，地點固然很好，但怎能讓一名愛樂者一邊聽日本當代青年偶像歌星熱鬧吵雜的流行歌，一邊買西洋古典？）
　　曾經有同學問我為什麼不聽流行歌曲？答案是多重的。一來已過了年紀，心臟不堪負荷。二來，心境大不相同，對流行避之唯恐不及，那有往裏頭鑽的？最重要的是，坊間的流行歌曲上不了我的音響系統。以歌手來說，唱得不好的在手提小機器上還可以遮遮醜，到了我的系統上立刻原形畢露，歌藝不行的一聽便知。同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在聽過舉世超絕的歌聲後，還怎能聽得進那些基礎打得不好，中「看」不中「聽」的歌曲呢？
　　買完唱片後，經過誠品書店時想到不知有無打折書可買，念頭起來又放下，算了，今天不太有閒情，回校吧。走回明目書店，開始在地上辛苦地找看看有無好書。說實在的，我不太喜歡到這兒買書，店太小書太多，找書特辛苦的，儘管如此，路過不買也不對，還是找找看吧。現在買書考慮的主要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擔心藏書空間越來越小，有沒有時間看的問題。我興趣廣，又愛買書，家中和研究室都已堆滿，真正是書滿為患。雖然圖書館就在旁邊，但是我喜歡在書上長花長草的，看書非得打鉤畫點寫眉批不可，不然總覺得空看。既然習慣如此，便只好多費銀子了。雖然已經書滿為患，但我還是忍不住要逛書店，逛實體書店不夠，還要上網去買，不知哪一天我會走不進我的研究室。但是，問題不僅在於空間，時間不夠用才是要害。我常覺得「書在排隊等著我看」，然而，可讀、必須讀、值得讀的書實在太多了，時間又這麼有限，眼睛又不好，書終歸看得不夠快；其實，不是不夠快，分明是看得太慢。就算我從此停止買書，現有的書恐怕這輩子都看不完了。說到這裏，還是買CD好，買得再多，至少也可以聽完一遍，儘管要把我所有的CD每天聽一張，也要聽上好幾年。可是CD有聽沒聽不會心虛，好書沒讀可是會覺得愧疚的。
　　左挑右選，我買了如下幾本書：程巍的《否定性思維—馬爾庫塞思想研究》、陳學明、馬擁軍的《走近馬克思—蘇東劇變後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軌跡》、洪漢鼎的《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唐漢的《漢字密碼》上下冊，以及老舍的《我這一輩子》。對我而言，第一本書可能是比較容易的；第二和第三本都很硬，不容易讀，我真不知道能否抽出時間好好地讀；唐漢的書看來很有意思，但大概也只能偶而翻翻；只有老舍的那本小書倒容易解決。背包已滿，可以打道回府了。
　　下午四點回到研究室，休息半個小時，坐到電腦前，開始敲上如下幾個字：「水荒夏日的午後」。

匆匆二十餘年（舊作）

2007-12-11T19:03:00.005+08:00

最近答應東亞所所慶籌備小組，寫了一篇所慶感言後（近日貼出），勾起許多回憶，又找出了十年前（1997年4月）為歷史系寫的一篇感言，貼在這裏備忘。

　　一晃眼間，自民國六十年踏入政大以來，已歷二十六年，距畢業也有二十二個年頭。值此時刻，學妹（也是我的學生）要我在《史薈》上寫點東西，答應下來，但卻不知該說些什麼。這有點像寫回憶錄，但對一個功不成名不就的人來說，多少有點不堪回首。

　　「不堪回首」的緣故：第一，在學時勉強算是有點用功，購買史籍和上圖書館借書的量雖然還不少，但顯然在歷史的學習上並不得法，以致畢業時並未具備應有的基礎。更上層樓時讀的已經不是歷史。第二，當年總是自行其是，很少向老師請益，不懂得「挖寶」的好處。第三，同班同學畢業後各奔前程，泰半都已不知下落。即使當年最要好的幾個朋友，也失聯很久了。第四，二十餘年來政大校園的變化，用「滄海桑田」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自己和同伴曾經踩過、踏過、坐過、躺過、聚會過、上課過的許多建築物和場地已經消失不見；記憶就像被蟲啃食過的樹葉般，已成殘缺片片。

畢業時我對前途是一片茫然的，那時還沒流行所謂的「生涯規劃」。我既不想教書，不想出國，也不想當個公務員，研究所沒考上，又不知一個歷史系畢業生能幹什麼。不過這樣的茫然被服兵役給延遲了。退役後找工作並不是一帆風順，但卻又回到政大擔任過行政人員。後來換過三個工作，最後才變成專職的教師。

這些年來，回首前塵總覺得歷史學在台灣給看輕了。如果說歷史是人類過去活動的紀錄，社會科學是研究人活動的各個領域的學問，那麼歷史至少涵蓋了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只不過在時間上的「過去」和「現在」有出入而已。但是，時間是一個連續體：欲研究「現在」，莫不是從瞭解「過去」出發；而「現在」，總是會成為「過去」。這還沒有說到思想史、哲學史、藝術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如果承認這個說法，那麼就可以想像歷史系的學生要承擔多麼大的任務了。如果容許我在這裡大膽放言，我敢說，整個政大的科系，歷史系是最難讀好的。

歷史系的學生常會問道，學歷史有什麼用？從短程看，除了到國中教書外，歷史的學習似乎沒什麼大作用。然而若放遠來看，就可以簡單地說，歷史的學習在增加對人，以及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瞭解。我們在觀察一個歷史事件時，不僅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更重要的還在於探討這件事為什麼會發生。要回答「為什麼」的問題時，我們就必須瞭解當事人和他所處的客觀情境，當事人有什麼樣的主觀偏好，在他所面對的客觀情境中，他又有什麼樣的選擇。只有把人與環境的雙重因素考慮進去時，我們才真正能去解釋一個歷史事件。經過這樣的歷史訓練，學習者是受益無窮的。除了可以做為其他相關學科的基礎外，對歷史愈熟悉，就愈容易作為當下觀察的參考。每當我看到當代人物的言行和歷史人物若合符節時，真有穿越歷史的時間洪流進而看破一切的暢然快感。

［轉載］學者典型：陳旭麓、王元化、張灝

2007-11-27T19:57:00.003+08:00

人物評價殊不易。許紀霖先生在訪談中所推崇的三位老師，我們雖然沒有機會交往，但至少可以從訪談內容獲得一種可稱為「典型」的東西。文中有很多話講得很好，我一一劃了線，其中這一段話就值得反覆閱讀思索：「書生氣這個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抵抗住很多誘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被誇大，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頭腦的理性，甚至會起到與本意相反的破壞性作用。」

原題：我的三位老師
許紀霖口述；李翔整理
原載《生活》雜誌2006年9月號
[連結]

　　我們是文革之後第一批進大學的大學生。那時候的大學和現在的大學不同。現在的大學已經有一些比較完整的機制。而當時則是百廢待興。大學裡的老師和學生也都跟現在的師承關係不同。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有時學生比老師還要厲害，他們講的比老師還要好。因為很多學生都經歷過上山下鄉，社會經驗非常豐富，而且學生年齡也有大有小。因此，我的感覺是並沒有什麼權威的概念和限制。我們直接受教的一批老師是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知識分子。我在自己的六代知識分子劃分中，將他們稱為十七年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學生所看不起。由於他們所受的教育，學生們認為他們言必稱馬列，思想僵化。而我們那一代正好經歷並參與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對權威的反抗意識很強烈，可以稱得上是打倒父親的一代，身上有弗洛伊德所說的弒父情結。
　　但非常奇怪的是，我們對那些更上一代的老先生們卻非常尊敬。我將它稱為隔代遺傳現象。這些老先生，他們大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的教育，有的是留學歸來，有的師承五四一代大師，大都中西學皆能融會貫通。在我自己的知識分子研究中，我將他們稱為後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我們對這批老先生反而有一種親近感。比如當時我們的系主任馮契先生，他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金岳霖先生的弟子，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哲學家之一。我對他也是非常崇敬，可惜我不學哲學，也沒有能夠師承於馮契先生門下。
　　這是總體的情況。對於我個人來講，我當時基本上沒有老師來帶，幾乎是自己在一個人摸索，整天在圖書館中不求甚解的讀書，亂讀一氣。但是，對我而言，也存在著「隔代遺傳」。對於我整個的學術生涯而言，有三個老師對我影響非常深刻。他們在精神、人格和學術上都對我有很大影響。這三位導師先後是：陳旭麓先生、王元化先生和張灝先生。

　　陳旭麓先生

　　陳旭麓先生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名師，他是那一代中國歷史學家中研究近代中國最傑出的一位。他的著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今天也能給研究者很多啟示。我不是他的弟子。而且當時，非常慚愧的是，我也沒有主動去旁聽他的課。我只是知道這個人學問非常大。倒是陳旭麓先生主動發現了我。
　　1987年時，我在《讀書》、《走向未來》等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知識分子研究的文章。不知怎麼，就被陳旭麓老先生看到了。陳旭麓先生當時非常關心年輕人，注意看他們寫的文章，以此來瞭解年輕學者的思想。當時他看了我的文章之後，可能覺得這個年輕人還可以，就讓他的弟子傳話給我，讓我有時間到他家裡坐坐。
　　第一次到他家裡，我感覺很是誠惶誠恐。因為當時陳旭麓先生的學術地位已經非常高，而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小小助教。陳先生鄉音難改，一口的湖南話，有時我甚至聽不清楚他在講什麼。但是陳先生對年輕人的那種寬容卻能感覺到。他對年輕人，主要是以鼓勵為主。我記得我碩士論文答辯時，陳旭麓先生是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任。那篇論文，現在來看，感覺非常一般。可是陳先生在當時卻不吝讚譽之詞。
　　陳先生對我的精神上的指引要更多。我們那時候看他的書，一開始的時候並不覺得有多刺激。因為陳先生並不是一個時髦的理論掛在口頭寫在紙上。但是慢慢地就能夠感覺到陳先生的高明之處。他的方法是一種「無法之法」。陳先生對歷史的感覺特別好，非常有「史感」，有深邃的的史識－－這些史識，既不是靠理論，也是不是靠史料，而是老先生在歷史之中浸潤幾十年，用心靈和生命慢慢體會出來的。一開始讀陳先生的東西，可能會覺得不刺激，衝擊力不強，但隨著自己的閱歷增加，讀的東西多了，越發感覺到陳先生著作之醇香。
　　可惜的是，陳先生走得太早了，剛剛才70歲，對於一個厚積薄發的學者而言，這正是他學術上的高峰期。但他的文字留下來了，他的《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成為新一代研究者必讀的經典。

　　王元化先生

　　第二位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是王元化先生。他是對我影響最大、也是關係最為密切的一位老師。王先生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導師。同時，也是當時上海思想界的領袖人物。
　　非常有趣，與陳旭麓先生一樣，他也是在《讀書》和《走向未來》上看到我的文章之後，發現了我。他的一個學生對我說，王元化先生很讚賞我的文章，什麼時候可以我把你介紹給王先生。
　　事實上我第一次去王元化先生家裡的情形，我們說了一些什麼話，當時究竟有什麼人在場，我都已經記得不大清楚了。只記得當時人很多，而我也沒有和王先生說太多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王先生家裡的客廳就是一個公共空間，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來拜訪他。
　　以後，慢慢走動就比較多了。正好當時王先生在編輯出版一份刊物《新啟蒙》，約我寫一篇有關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文章。第一期《新啟蒙》中所用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在思想界很有名聲的人物，我躋身其間，只能說王先生不是以資歷，而是以心靈是否契合、關懷是否相同來衡量作者。
　　後來我就經常到王元化先生家裡去請教學問。但是關係真正的親近，卻是1989年之後。驟然來臨的風暴使得很多人開始謹慎，到王先生家裡拜訪的人驟然減少。這對我來說，卻變成一個難得的請教機會，跑動反而更勤了。
　　王元化先生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全面的－－從做學問到做人。他對我的教誨，雖然有很多言教，但影響最大的，還是身教。我自己現在也是帶學生了，也能體會到，老師對學生最好的教育方式，與其苦口婆心，不如以身師範。言傳身教，身教勝於言傳，這也是傳統儒家的教育方式。
　　王元化先生對我的影響，如今想來，大概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王先生對知識和學問有一種純粹的敬仰和熱愛，這構成了他的書生本色。王先生的家庭是書香門第，從小他在清華園長大，當年的清華園不是如今的清華，是以做官為恥、問學為榮的清華。王先生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清園，象徵著他與老清華傳統的血脈關係。這種書生本色我非常欣賞。和王先生同輩的老一輩知識分子當中，有一些人可能更有道德勇氣，更有戰鬥精神，但在知識底蘊上，似乎總是比王先生差一口氣。書生氣這個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抵抗住很多誘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被誇大，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頭腦的理性，甚至會起到與本意相反的破壞性作用。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實背後是要有一點精神和底色支撐在那裡的。王先生因為有文化世家和清華園留給他的那層底色，讓他對有些東西會不在乎，當了高官不去想如何進一步往上爬，而是追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寧願卸甲歸學；別人唯恐被世間忘卻，但他在這個亂哄哄的傳媒時代，反而淡出江湖。王先生的這層書生本色對我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這是一個學人安身立命之本。
　　當然，像王先生這樣有書生本色的老先生不乏其人，有一些老先生可能在專業領域裡面學問更大，道行更深。但他們卻不像王先生那樣，除了學者之外，同時還是一個有深刻關懷、深邃思想的大知識分子。大學者不一定是大知識分子，但王先生二者都是，這在當代中國是非常稀缺的。王先生的學問背後，總是有非常深的關懷，有儒家的那種憂患意識，他的學問背後有思想。雖然從專業角度而言，他是文藝理論專家，文史功底非常好，但同時他又有哲學素養，精讀過黑格爾，這就比一般文史專家顯得有思想。
　　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名言：「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他不太同意學術與思想的二分法，在他看來，學術和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二者的完美結合。王先生本人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思想界公認他是有學術素養的。而學術界卻敬仰他特別有思想。我覺得，在80年代學人的身上，學術與思想結合得還是比較好的，但如今學術與思想完全分家了：學院知識分子不再關心思想，而媒體知識分子背後又缺乏學術底蘊。這種分裂令人悲哀。
　　可能是比較熟悉吧，王先生有時候對我的批評非常直言不諱，一時令我接受不了。比如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我非常迷戀文化評論。對一個聰明人來說，寫文化評論不難，而且反響大，名利來得也快，像鴉片一樣，很容易上癮。在我周圍一片虛假的恭維聲中，唯獨王先生每次見到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我，要我不要將有限的精力和才華浪費在這些彫蟲小技之上，應該耐下心來，耐得住寂寞，好好做我的知識分子研究。我當時正在興頭上，一時也剎不住車，甚至還對他的話有些不以為然。後來，我慢慢體會到先生的良苦用心。現在回過頭來看，十年下來，評論集已經出到第四本，但幾乎沒有一本是留得下來的，時文時文，時興而已，流行而不留世。早年那幾本，連我自己都沒有興趣再回頭去看。倒是那些耗費了心血的知識分子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即使過了二十年，依然沒有過時，甚至具有超時代的意義，出版社過了十年再版，依然有讀者要買。
　　我發現，王先生也好，其他老先生也好，對比較陌生的青年人，都比較客氣，也很寬容。以鼓勵為主。但對自己熟悉的、有所期待的晚輩，往往非常嚴格，甚至可以說苛刻。我現在已經慢慢習慣了他對我的這種教育方式。我相信他對我說的話並不是一時之言，而是他一生學識和閱歷體會的肺肺腑之言。
　　總之，王先生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在人格和精神上，這並非言過其實。從1988年我到他家裡第一次拜訪到現在，已經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有時候當我要就某個事情做選擇時，會暗自揣摩，如果是先生面對這件事情，他會怎麼做？

　　張灝先生

　　而從專業角度可以稱之為我導師的，當屬我的第三位老師：張灝先生。
　　我的專業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我們這一代人，剛開始做學問的時候，都是沒有家法的，都是野路子，憑著才氣和悟性去硬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學術，實際上是一種積累，是一代代人的積累。做學術的人，要站到巨人的肩頭，一定要接續上某個傳統，最好是某個偉大的傳統。否則，你所能夠達到的高度就很有限。
　　九十年代中期，，就在我苦苦尋覓適合自己的治學方法和學術傳統時，很偶然地讀到了張灝先生的著作《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頓時感到有如電擊：這不就是我要尋找的思想史研究傳統嗎？
　　張灝先生所繼承的學術傳統來自於哈佛大學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師本傑明‧史華慈。在史華慈眾多一流的學生之中，張灝先生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可能是最得其真傳的。當時我的感覺就彷彿一個離家多年的浪子突然找到了歸宿。我於是寫信給張先生，向他表達了敬慕之情，並希望能夠在大陸出版他的書。
　　1988年，張灝先生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而我第二年也正好得到一個機會，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一年。我就經常到科技大學去看望張先生。香港科技大學座落在風景秀麗的海灣邊上，我們兩人經常在看得到美麗海景的學校西餐廳裡面暢談。談論中西學問，談論海峽兩岸、談論古今學人、談論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我也向他請教各種問題，他也向我瞭解中國大陸思想界的最新動態。
　　張灝先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細微而複雜，深刻繼承了史華慈先生的傳統。去年，我在我的博士課上，還與博士生們非常仔細地研讀過史華慈和張灝的研究方法。通過與張灝先生的接觸，我就不僅找到了家法，而且還從他那裡獲得了一種人格的品質，那就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儒雅。
　　儒雅這個東西是中國士大夫的歷史傳統，從孔夫子時代開始形成，一代代傳承下去，一直傳到民國民國知識分子那裡，中國古代的士之儒雅，與西方的紳士風度相結合，到1920－1930年代產生了20世紀最優秀的一代知識分子。不過，這一傳統到1949年以後，由於多次的政治運動淘洗，除了個別祖父輩知識分子身上還依稀可辯之外，整體上基本失傳。但在台灣，卻一直相承下去，李安身上有儒雅的氣質，台灣眾多學者有這種氣質。而在張灝先生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
　　張先生身為身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算全球頂尖的華人學者了。但他非常淡泊，淡於名利，淡於交際，淡於拋頭露面。這並不是說他不關心外部世界的問題，而是他以此來保持內心的平靜，又以平靜的內心去思考大問題。他給我非常重要的啟發就是。學者要能夠耐得住寂寞，要有隔離的智慧來思考現實世界；而要保持思想的深邃，就不能與時代貼得太緊、所謂「後退一步，遠眺彼岸」，就是說，拉開一定的身位和心理距離，反而看得更全面、更深刻。更能領悟時代的精神。張先生幾乎從來不寫時評，但卻始終關懷著無窮變換的國際和海峽兩岸的時事，他是從更長的歷史長河和更深的思想深谷來冷眼觀察和研究這個難以把握的時代。
　　我已經人近五十，非常慚愧的是仍深感自己成就有限，至少自己覺得沒有可以拿得出手的重量級東西。張先生在此時則不僅能給我提供了一個研究範式，更重要的是他啟示了我一種「隔離的智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身上所凝聚的儒雅品質——身為純然學者，又胸懷大世界。關於什麼是知識分子，當然有很多種說法，但在我看來，這就是知識分子，一個醇厚的知識分子。

［轉載］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2007-11-10T11:26:00.002+08:00

文：王汎森院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花研橋語》第八期 2005/12/25出刊
[原始連結]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位有成就的學者，我也必須跟各位坦白，我為了要來做這場演講，在所裡碰到剛從美國讀完博士回來的同事，因為他們剛離開博士生的階段，比較有一些自己較獨特的想法，我就問他：「如果你講這個問題，準備要貢獻什麼？」結合了他們的意見，共同醞釀了今天的演講內容，因此這裡面不全是我一個人的觀點。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個成功的研究生，因為我也總還有其他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碩士論文是二十年前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論文是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你說有特別好嗎？我不敢亂說。我今天只是綜合一些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一、研究生與大學生的區別
首先跟大家說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區別。大學生基本上是來接受學問、接受知識的，然而不管是對於碩士時期或是博士時期的研究而言，都應該準備要開始製造新的知識，我們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時都會領到看不懂的畢業證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問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內容為何？他告訴我：「裡頭寫的是恭喜你對人類的知識有所創新，因此授予你這個學位。」在中國原本並沒有博碩士的學歷，但是在西方他們原來的用意是，恭賀你已經對人類普遍的知識有所創新，這個創新或大或小，都是對於普遍的知識有所貢獻。這個創新不會因為你做本土與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個我們必須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學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選擇自己的問題取向，學會創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不只是要完全樂在其中，更要從而接受各種有趣的知識，進入製造知識的階段，也就是說你的論文應該有所創新。由接受知識到創造知識，是身為一個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僅如此，還要體認自己不再是個容器，等著老師把某些東西倒在茶杯裡，而是要開始逐步發展和開發自己。做為研究生不再是對於各種新奇的課照單全收，而是要重視問題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碩士或博士的階段裡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課以及讀的書裡面都應該要有一個關注的焦點，而不能像大學那般漫無目標。大學生時代是因為你要盡量開創自己接受任何東西，但是到了碩士生和博士生，有一個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論文，那篇論文是你個人所有武功的總集合，所以這時候必須要有個問題取向的學習。
　
（二）嘗試跨領域研究，主動學習
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跨越一個重要的領域，將決定你未來的成敗。我也在台大和清華教了十幾年的課，我常常跟學生講，選對一個領域和選對一個問題是成敗的關鍵，而你自己本身必須是帶著問題來探究無限的學問世界，因為你不再像大學時代一樣氾濫無所歸。所以這段時間內，必須選定一個有興趣與關注的主題為出發點，來探究這些知識，產生有機的循環。由於你是自發性的對這個問題產生好奇和興趣，所以你的態度和大學部的學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從被動的接受者變成是一個主動的探索者，並學會悠游在這學術的領域。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得了諾貝爾獎。他曾經在中研院的週報寫過幾篇文章，在他的言論集裡面，或許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反覆提到他的故事。他是因為讀了一個叫做馬亨教授的教科書而去美國柏克萊大學唸書，去了以後才發現，這個老師只給他一張支票，跟他說你要花錢你盡量用，但是從來不教他任何東西。可是隔壁那個教授，老師教很多，而且每天學生都是跟著老師學習。他有一次就跟那個老師抱怨：「那你為什麼不教我點東西呢？」那個老師就說：「如果我知道結果，那我要你來這邊唸書做什麼？我就是因為不知道，所以要我們共同探索一個問題、一個未知的領域。」他說其實這兩種教法都有用處，但是他自己從這個什麼都不教他，永遠碰到他只問他「有沒有什麼新發現」的老師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長。所以這兩方面都各自蘊含深層的道理，沒有所謂的好壞，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將這兩個方式結合起來。我為什麼講這個故事呢？就是強調在這個階段，學習是一種「self-help」，並且是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習「self-help」，而不能再像大學時代般，都是純粹用聽的，這個階段的學習要基於對研究問題的好奇和興趣，要帶著一顆熱忱的心來探索這個領域。
然而研究生另外一個重要的階段就是Learn how to learn，不只是學習而已，而是學習如何學習，不再是要去買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而是要學習拿起那一根針，學會繡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慢慢學習把目標放在一個標準上，而這一個標準就是你將來要完成碩士或博士論文。如果你到西方一流的大學去讀書，你會覺得我這一篇論文可能要和全世界做同一件問題的人相比較。我想即使在台灣也應該要有這樣的心情，你的標準不能單單只是放在旁邊幾個人而已，而應該是要放在領域的普遍人裡面。你這篇文章要有新的東西，才算達到的標準，也才符合到我們剛剛講到那張拉丁文的博士證書上面所講的，有所貢獻與創新。
　
二、一個老師怎麼訓練研究生
第二個，身為老師你要怎麼訓練研究生。我認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訓練，哪怕是自然科學的訓練，到研究生階段應該更像師徒制，所以來自個人和老師、個人和同儕間密切的互動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學部坐在那邊單純聽課，聽完就走人是不一樣的，相較之下你的生活應該要和你所追求的知識與解答相結合，並且你往後的生活應該或多或少都和這個探索有相關。
（一）善用與老師的夥伴關係，不斷Research
我常說英文research這個字非常有意義，search是尋找，而research是再尋找，所以每個人都要research，不斷的一遍一遍再尋找，並進而使你的生活和學習成為一體。中國近代兵學大師蔣百里在他的兵學書中曾說：「生活條件要跟戰鬥條件一致，近代歐洲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不一致者弱。」我就是藉由這個來說明研究生的生活，你的生活條件與你的戰鬥條件要一致，你的生活是跟著老師與同學共同成長的，當中你所聽到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帶給你無限的啟發。
回想當時我在美國唸書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隨便在樓梯口碰到任何一個人，他都有辦法幫忙解答你語言上的困難，不管是英文、拉丁文、德文、希臘文……等。所以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不單只是你的老師，還包括所有同學以及學習團體。你的學習是跟生活合在一起的。當我看到有學生呈現被動或是懈怠的時候，我就會用毛澤東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來跟他講：「作研究生不是請客吃飯。」
　
（二）藉由大量閱讀和老師提點，進入研究領域
怎樣進入一個領域最好，我個人覺得只有兩條路，其中一條就是讓他不停的唸書、不停的報告，這是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後不知不覺學生就會知道這個領域有些什麼，我們在不停唸書的時候常常可能會沉溺在細節裡不能自拔，進而失去全景，導致見樹不見林，或是被那幾句英文困住，而忘記全局在講什麼。藉由學生的報告，老師可以講述或是釐清其中的精華內容，經由老師幾句提點，就會慢慢打通任督二脈，逐漸發展一種自發學習的能力，同時也知道碰到問題可以看哪些東西。就像是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我修過一些我完全沒有背景知識的國家的歷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唸書、不停的逼著自己吸收，而老師也只是不停的開書目，運用這樣的方式慢慢訓練，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時，我發現自己仍然有自我生產及蓄發的能力，因為我知道這個學問大概是什麼樣的輪廓，碰到問題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詢相關的資料。所以努力讓自己的學習產生自發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三）循序漸進地練習論文寫作
到了碩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學位論文，而不管是碩士或博士論文，其規模都遠比你從小學以來所受的教育、所要寫的東西都還要長得多，雖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論文情況是如何，但是史學的論文都要寫二、三十萬字，不然就是十幾二十萬字。寫這麼大的一個篇幅，如何才能有條不紊、條理清楚，並把整體架構組織得通暢可讀？首先，必須要從一千字、五千字、一萬字循序漸進的訓練，先從少的慢慢寫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訓練到可以從一萬字寫到十萬字。這麼大規模的論文誰都寫得出來，問題是寫得好不好，因為這麼大規模的寫作，有這麼許多的註腳，還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論述一體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銅錢；是一間大禮堂，而不是一間小小分割的閣樓。為了完成一個大的、完整的、有機的架構模型，必須要從小規模的篇幅慢慢練習，這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
因為受電腦的影響，我發現很多學生寫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寫論文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文筆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導原則，經過慢慢練習會使你的文筆跟思考產生一致的連貫性。我常跟學生講不必寫的花俏，不必展現你散文的才能，因為這是學術論文，所以關鍵在於要寫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筆當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彩像個人的生命一樣，英文叫style，style本身就像個人一樣帶有一點點天生。因此最重要的還是把內容陳述清楚，從一萬字到最後十萬字的東西，都要架構井然、論述清楚、文筆清晰。
我在唸書的時候，有一位歐洲史、英國史的大師Lawrence Stone，他目前已經過世了，曾經有一本書訪問十位最了不起的史學家，我記得他在訪問中說了一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話，他說他英文文筆相當好，所以他一輩子沒有被退過稿。因此文筆清楚或是文筆好，對於將來文章可被接受的程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內容非常重要，有好的表達工具更是具有加分的作用，但是這裡不是講究漂亮的style，而是論述清楚。
三、研究生如何訓練自己
（一）嘗試接受挑戰，勇於克服
研究生如何訓練自己？就是每天、每週或每個月給自己一個挑戰，要每隔一段時間就給自己一個挑戰，挑戰一個你做不到的東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順利克服那個挑戰，但是要努力去嘗試。我在我求學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聰明但卻一無所成的人，因為他們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礙裡面，舉例來說，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碰到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就是沒辦法克服他給自己的挑戰，他就總是東看西看，雖然我也有這個毛病，可是我會定期給我自己一個挑戰，例如：我會告訴自己，在某一個期限內，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三行字改掉，或是這個禮拜一定要把這篇草稿寫完，雖然我仍然常常寫不完，但是有這個挑戰跟沒這個挑戰是不一樣的，因為我挑戰三次總會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夠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覺得每一個禮拜的挑戰，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時間延長為一個月的挑戰，去挑戰原來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過也要切記，碩士生是剛開始進入這一個領域的新手，如果一開始問題太小，或是問題大到不能控制，都會造成以後研究的困難。
　
（二）論文的寫作是個訓練過程，不能苛求完成精典之作
各位要記得我以前的老師所說的一句話：「碩士跟博士是一個訓練的過程，碩士跟博士不是寫經典之作的過程。」我看過很多人，包括我的親戚朋友們，他之所以沒有辦法好好的完成碩士論文，或是博士論文，就是因為他把它當成在寫經典之作的過程，雖然事實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因為之後的時間很難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時間，沉浸在一個主題裡反覆的耕耘，當你做教授的時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纏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時間好好探究一個問題，尤其做教授還要指導學生、上課，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華的時間，當然就是他寫博士、或是碩士論文的時候，而那一本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強求，要有這是一個訓練過程的信念，應該清楚知道從哪裡開始，也要知道從哪裡放手，不要無限的追下去。當然我不是否認這個過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把論文的完成當成一個目標，不要成為是一種的心理障礙或是心理負擔。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的時候，那邊舊書攤有一位非常博學多文的舊書店老闆，我常常讚嘆的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要在大學做教授。」他說：「因為那篇博士論文沒有寫完。」原因在於他把那個博士論文當成要寫一本經典，那當然永遠寫不完。如果真能寫成經典那是最好，就像美麗新境界那部電影的男主角John Nash一樣，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博士那二十幾頁的論文，不過切記不要把那個當作是目標，因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應該要堅定的告訴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結構嚴謹、論述清楚與言之有物的論文，不要一開始就期待它是經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經典之作，你可能會變成我所看到的那位舊書攤的老闆，至於我為什麼知道他有那麼多學問，是因為那時候我在找一本書，但它並沒有在舊書店裡面，不過他告訴我：「還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後來我對那個領域稍稍懂了之後，證明確實如他所建議的那般。一個舊書店的老闆精熟每一本書，可是他就是永遠無法完成，他夢幻般的學位論文，因為他不知道要在哪裡放手，這一切都只成為空談。
　
（三）論文的正式寫作
1.學習有所取捨
到了寫論文的時候，要能取也要能捨，因為現在資訊爆炸，可以看的書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知識樹，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識樹，才能在那棵樹掛相關的東西，但千萬不要不斷的掛不相關的東西，而且要慢慢的捨掉一些掛不上去的東西，再隨著你的問題跟關心的領域，讓這棵知識樹有主幹和枝葉。然而這棵知識樹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須對所關心的領域中，有用的書籍或是資料非常熟悉。
2.形成你的知識樹
我昨天還請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我告訴他我今天要來作演講，就問他：「你如果講這個題目你要怎麼講？」他說：「只有一點，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書要讀好幾遍。」因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還有幾位近代思想大師在芝加哥大學的學生，他們受的訓練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讀原典。這句話很有道理，雖然你不可能只讀那幾本重要的書，但是那五、六本書將逐漸形成你知識樹的主幹，此後的東西要掛在上面，都可以參照這一個架構，然後把不相干的東西暫放一邊。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你不可能讀遍天下所有的好書，所以要學習取捨，了解自己無法看遍所有有興趣的書，而且一旦看遍所有有興趣的書，很可能就會落得普林斯頓街上的那位舊書店的老闆一般，因為閱讀太多不是自己所關心的領域的知識，它對於你來說只是一地的散錢。
3.掌握工具
在這個階段一定要掌握語文與合適的工具。要有一個外語可以非常流暢的閱讀，要有另外一個語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標題，能學更多當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個語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個語文能夠非常流暢的閱讀相關書籍，這是起碼的前提。一旦這個工具沒有了，你的視野就會因此大受限制，因為語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沒有這個天窗你這房間就封閉住了。為什麼你要看得懂標題？因為這樣才不會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連標題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來幫你或是自己查相關的資料。其他的工具，不管是統計或是其他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為你將來沒有時間再把這樣的工具學會。
4.突破學科間的界線
應該要把跨學科的學習當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學科涉及到的東西必須要對你這棵知識樹有助益，要學會到別的領域稍微偷打幾槍，到別的領域去攝取一些概念，對於本身關心的問題產生另一種不同的啟發，可是不要氾濫無所歸。為什麼要去偷打那幾槍？近幾十年來，人們發現不管是科學或人文，最有創新的部份是發生在學科交會的地方。為什麼會如此？因為我們現在的所有學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紀形成的，而中國再把它轉借過來。十九世紀形成這些知識學科的劃分的時候，很多都帶有那個時代的思想跟學術背景，比如說，中研院的李院長的專長就是物理化學，他之所以得諾貝爾獎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學的交界處做工作。像諾貝爾經濟獎，這二十年來所頒的獎，如果在傳統的經濟學獎來看就是旁門走道，古典經濟學豈會有這些東西，甚至心理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連John Nash這位數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在學科的交界上，學科跟學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處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學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經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創新，所以為什麼跨領域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最重要、最關鍵的，是那一個統攝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學科裡面抓不到，是因為你已經泡在這個學科裡面太久了，你已經拿著手電筒在這個小倉庫裡面照來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更好解釋你這些材料的現象，不過這些東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這一位數學家為什麼會得諾貝爾數學獎？為什麼他在賽局理論的博士論文，會在數十年之後得諾貝爾經濟獎？因為他在大學時代上經濟學導論的課，所以他認為數學可以用在經濟方面來思考，而這個東西在一開始，他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大的用處。他是在數學和經濟學的知識交界之處做突破。有時候在經濟學這一個部分沒有大關係，在數學的這一個部分也沒有大關係，不過兩個加在一起，火花就會蹦出來。
5.論文題目要有延展性
對一個碩士生或博士生來說，如果選錯了題目，就是失敗，題目選對了，還有百分之七十勝利的機會。這個問題值得研一、博一的學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實就是要花在這上面，你要不斷的跟老師商量尋找一個有意義、有延展性的問題，而且不要太難。我在國科會當過人文處長，當我離開的時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請案，就有一萬四千個袋子，就要送給一萬四千個教授審查。我當然不可能看那麼多，可是我有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看申訴。有些申訴者認為：「我的研究計畫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來申訴。」申訴通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麼我的責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過的案子正式判決前，再拿來看一看。有幾個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這個題目不必再做了、這個題目本身沒有發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確認選對一個有意義、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經營的題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學生常常選非常難的題目，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因為沒有人會仔細去看你研究的困難度，對於難的題目你要花更多的時間閱讀史料，才能得到一點點東西；要擠很多東西，才能篩選出一點點內容，所以你最好選擇一個難易適中的題目。
我寫過好幾本書，我認為我對每一本書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樣，雖然我寫任何東西我都不滿意，但是在過程中我都絞盡腦汁希望把他寫好。目前為止很多人認為我最好的書，是我二十幾歲剛到史語所那一年所寫的那本書。我在那本書花的時間並不長，那本書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許添明老師同時在當兵的軍營裡面寫的，而且還是用我以前舊的筆記寫的。大陸這些年有許多出版社，反覆要求出版我以前的書，尤其是這一本，我說：「不行。」因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讀書筆記，我怕引文有錯字，因為在軍隊營區裡面隨時都要出操、隨時就要集合，手邊又沒有書，怎麼可能好好的去核對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為引用太多書，實在沒有力氣校正。
為什麼舉這個例子呢？我後來想一想，那本書之所以比較好，可能是因為那個題目可延展性大，那個題目波瀾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認為，我最好的書應該是劍橋大學出的那一本，不過我認為我最好的書一定是用中文寫的，因為這個語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沒辦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讀、寫任何語文一定要練習到你能帶著三分隨意，那時候你才可以說對於這一個語文完全理解與精熟，如果你還無法達到三分的隨意，就表示你還在摸索。
回到我剛剛講的，其實每一本書、每一篇論文我都很想把它寫好。但是有些東西沒辦法寫好，為什麼？因為一開始選擇的題目不夠好。因此唯有選定題目以後，你的所有訓練跟努力才有價值。我在這裡建議大家，選題的工作要儘早做，所選的題目所要處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為碩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讀書或看資料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時間，讓你沒有餘力思考。而且這個題目要適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會統計學或討厭數字，但卻選了一個全都要靠統計的論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養成遵照學術格式的寫作習慣
另一個最基本的訓練，就是平時不管你寫一萬字、三萬字、五萬字都要養成遵照學術規範的習慣，要讓他自然天成，就是說你論文的註腳、格式，在一開始進入研究生的階段就要培養成為你生命中的一個部份，如果這個習慣沒有養成，人家就會覺得這個論文不嚴謹，之後修改也要花很多時間，因為你的論文規模很大，可能幾百頁，如果一開始弄錯了，後來再重頭改到尾，一定很耗時費力，因此要在一開始就養成習慣，因為我們是在寫論文而不是在寫散文，哪一個逗點應該在哪裡、哪一個書名號該在哪裡、哪一個地方要用引號、哪一個要什麼標點符號，都有一定的規定，用中文寫還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簡稱。在1960年代台灣知識還很封閉的時候，有一個人從美國回來就說：「美國有個不得了的情形，因為有一個人非常不得了。」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得了，他說：「因為這個人的作品到處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謂ibid就是同前作者，這個字是從拉丁文發展出來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簡稱，像et. al.就是兩人共同編的。英文有一本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專門說明這一些寫作規範。各位要儘早學會中英文的寫作規範，慢慢練習，最後隨性下筆，就能寫出符合規範的文章。
7.善用圖書館
圖書館應該是研究生階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讀每一本書，可是要知道有哪些書。我記得我做學生時，新進的書都會放在圖書館的牆上，而身為學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書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書皮就夠了，但是這仍和打電腦是不一樣的，你要實際上熟悉一下那本書，摸一下，看一眼目錄。我知道現在從電腦就可以查到書名，可是我還是非常珍惜這種定期去browse新到的書的感覺，或去看看相關領域的書長成什麼樣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學資訊教授，他告訴我他在創造力最高峰的時候，每個禮拜都到他們資訊系圖書室裡，翻閱重要的資訊期刊。所以圖書館應該是身為研究生的人們，最熟悉的地方。不過切記不重要的不要花時間去看，你們生活在資訊氾濫的時代，跟我生長在資訊貧乏的時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長在這一個時代的你，要能有所取捨。我常常看我的學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論文，卻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難過，因為我強調要讀有用、有價值的東西。
8.留下時間，精緻思考
還要記得給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時間。一篇論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勝，很重要的是在現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說一定要走理論的路線，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層次再提升兩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東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東西是什麼？整體意義是什麼？整體的輪廓是什麼？千萬不要被枝節淹沒，雖然枝節是你最重要的開始，但是你一天總也要留一些時間好好思考、慢慢沉澱。conceptualize是一種非常難教的東西，我記得我唸書時，有位老師信誓旦旦說要開一門課，教學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從來都沒開成，因為這非常難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節淹沒的時候，要適時跳出來想一想，所看到的東西有哪些意義？這個意義有沒有廣泛連結到更大層面的知識價值。
傅斯年先生來到台灣以後，同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及台大的校長。台大有個傅鐘每小時鐘聲有二十一響、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叫《鐘聲二十一響》，當時很轟動。他當時對這二十一響解釋是說：因為台大的學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響是歡迎國家元首二十一響的禮炮。不久前我發現台大在每一個重要的古蹟下面豎一個銅牌，我仔細看看傅鐘下的解釋，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傅斯年當台大校長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人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另外三小時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響。我覺得這句話大有道理，可是我覺得三小時可能太多，因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個三十分鐘、一小時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麼？學習跳到比你所看到的東西更高一點的層次去思考。
9.找到學習的楷模
我剛到美國唸書的時候，每次寫報告頭皮就重的不得了，因為我們的英文報告三、四十頁，一個學期有四門課的話就有一百六十頁，可是你連註腳都要從頭學習。後來我找到一個好辦法，就是我每次要寫的時候，把一篇我最喜歡的論文放在旁邊，雖然他寫的題目跟我寫的都沒關係，不過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寫，看看他的注腳、讀幾行，然後我就開始寫。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劇的時候都會捏著一條手帕，因為他說：「上舞台就像下地獄，太緊張了。」他為了克服緊張，他有習慣性的動作，就是捏著白手帕。我想當年那一篇論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樣，能讓我開始好好寫這篇報告，我學習它裡面如何思考、如何構思、如何照顧全體、如何用英文作註腳。好好的把一位大師的作品讀完，開始模仿和學習他，是入門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開始寫出自己的東西。我也常常鼓勵我的學生，出國半年或是一年到國外看看。像現在國科會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可以增長眼界，可以知道現在的餐館正在賣些什麼菜，回來後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著手。
四、用兩條腿走路，練習培養自己的興趣
最後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人生是兩隻腳，我們不是靠一隻腳走路。做研究生的時代，固然應該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學業上，探索你所要探索的那些問題，可是那只是你的一隻腳，另外還有一隻腳是要學習培養一、兩種興趣。很多人後來會發現他的右腳特別肥重（包括我自己在內），也就是因為忘了培養左腳。很多很有名的大學者最後都陷入極度的精神困擾之中，就是因為他只是培養他的右腳，他忘了培養他的左腳，他忘了人生用兩隻腳走路，他少了一個小小的興趣或嗜好，用來好好的調解或是排遣自己。
去年夏天，香港《亞洲週刊》要訪問我，我說：「我不想接受訪問，我不是重要的人。」可是後來他們還是把一個簡單的對話刊出來了，裡面我只記得講了一段話：做一個研究生或一個學者，有兩個感覺最重要——責任感與罪惡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責任感，去寫出好的東西，如果責任感還不夠強，還要有一個罪惡感，你會覺得如果今天沒有好好做幾個小時的工作的話，會有很大的罪惡感。除非是了不得的天才，不然即使愛因斯坦也是需要很努力的。很多很了不得的人，他只是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在一百頁裡面，他花了一千小時和另外一個人只花了十個小時，相對於來說，當然是那花一千個小時所寫出來的文章較好。所以為什麼說要趕快選定題目？因為如果太晚選定一個題目，只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好好耕耘那個題目，早點選定可以有二、三年耕耘那個題目，是三年做出的東西好，還是一年的東西好？如果我們的才智都一樣的話，將三年的努力與思考都灌在上面，當然比一年還要好。
五、營造卓越的大學，分享學術的氛圍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何謂卓越的大學？我認為一個好的大學，學校生活的一大部份，以及校園的許多活動，直接或間接都與學問有關，同學在咖啡廳裡面談論的，直接或間接也都會是學術相關的議題。教授們在餐廳裡面吃飯，談的是「有沒有新的發現」？或是哪個人那天演講到底講了什麼重要的想法？一定是沉浸在這種氛圍中的大學，才有可能成為卓越大學。那種交換思想學識、那種互相教育的氣氛不是花錢就有辦法獲得的。我知道錢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東西。一個卓越的大學、一個好的大學、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表示裡面有一個共同關心的焦點，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學校就不可能成為好的大學。

理論的水泥

2007-11-07T12:10:00.001+08:00

朱鴻召將理論比擬為水泥：

人們在用它建構歷史大廈的同時，便將不合乎其框架規範的磗頭板塊拋棄了，然後再將大廈周圍的地面全部澆注成意識形態的水泥地，顯要的位置上擺放幾盆真真假假的香草鮮花。
對此，我個人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打開日常生活這個窗口，希望能夠觀賞到水泥地澆注之前的生態面貌。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360-361。

　　朱鴻召對於以理論套用在歷史研究之上的不滿顯而易見，而文中的「意識形態水泥地」很可能是指中共按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一成不變地敘述「延安神話」之舉。正因為要符合革命理論的需要，凡是不合乎理論框架的真情實事，便被拋棄，而在朱鴻召看來，那些被拋棄的日常生活內容，才是重要的歷史真貌。

　　如果朱鴻召所指的真是馬列主義革命理論，這個把理論比擬為水泥的說法，其實也並不限於革命理論才有意義，它應該還可以用來討論其他的社會理論如何與歷史學結合的問題。

批評與挑戰是進步之源

2007-11-02T16:52:00.003+08:00

過去有位修我課的外籍生跟我說，你們中國人（按：這名外籍生沒有「統獨意識」，在他看來，兩岸的人都是"Chinese"）真奇怪，總是把別人對你們觀點的批評看作是對人身的批評，是對整個人的否定。他說，在西方國家，上課時學生跟老師辯論得很激烈，下了課照樣一起去打網球；但在台灣，學生向老師的權威挑戰似乎是非比尋常的事，一方面學生不敢挑戰老師，一方面老師也容不下學生的挑戰，似乎把學生對老師觀點提出的質疑，看成是對老師的人身攻擊，等同於否定了老師這個人一樣。

這名學生所講的是他的切身經驗，他往往因為在課堂上提出太多問題和太坦率的批評，而被很多老師視為「麻煩」。

這名外籍生認為，上課時學生提出的問題，對老師是有幫助的，讓老師可以完善其觀點。同樣的，一名學者著書出版，也一樣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才有可能在再版的書中做出相應的修正，而提升其著作的水平。

我覺得這名外籍生的看法真是一針見血，點出了台灣學術界不能進步，老師原地踏步的癥結，就在於沒有接受批評，接受挑戰的雅量。

我把這名學生的觀點向另一班的同學轉述，並鼓勵他們提問題，有一位學生就在網路學園中追究此問題的成因，認為是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太過強調老師的權威，以致於學生不敢問問題，老師也討厭學生問問題。經過這樣環境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很難在一夕之間改變。

我同意上述看法，尤其是中學，除了權威問題外，老師一直有趕進度的壓力，實在無法容許學生提出千奇百怪的問題，往往拋下一句話：「這個問題剛剛不是才講過嗎？」嚇得學生噤若寒蟬，彷彿提出問題是自己的錯。

不止學校的教育不容許學生挑戰老師和提出太多問題，學界也是一樣，我們看不到對於學術著作嚴肅認真的公開批評，大家都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混」，互相總得給個面子，即使有什麼研討會的評論，也多半是隔靴搔癢，或在百分之九十的肯定之外，給一點點不痛不癢的批評。實在說起來，大家都怕「撕破臉」，往後不好相處，或者擔心「得罪人」，今天你批評了他，不知哪天要被「報復」。

問題的關鍵點，就在於本文開頭提到的這名外籍生所說的：「你們中國人真奇怪，總是把別人對你們觀點的批評看作是對人身的批評，是對整個人的否定。」

［轉載］十月革命的真相

2007-10-14T08:16:00.002+08:00

文：金雁 [連結1][連結2]
我們都是十月革命的後代，這場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發生的革命已經過去90週年了，但是至今沒有令人滿意的對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詮釋體系。
當今俄羅斯人已不再接受蘇聯時期統一口徑的意識形態話語。他們知道以前那套史學觀是按照左右歷史、駕馭歷史、改造歷史和按照統一的口徑教誨民眾原則設計的，當時的提法是，歷史科學的作用是「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而中國人的認知來源，基本來自於先有斯大林的結論而後填充史料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導的十月革命20週年獻禮片《列寧在十月》。

也許有人會說，由於政治立場各異，不可能存在一種各派均能接受的觀點，但是，力求史實的客觀性、真實性、公正性，盡量在原始檔案的基礎上真實地再現這場革命，應當是嚴肅的史學家的追求標準。至於價值評判的結論，也應該是建立在真實歷史體系之上的以史據論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確」的雄辯真理的論點，如果是以人為編造的虛假歷史為依托，則既經不起歷史考證的層層辨析，也無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論邏輯體系，只能是海市蜃樓般的空中樓閣。說穿了，這種歷史觀不過是玩弄政治投機、為政治服務的歷史，是為尊者諱而隨意剪裁的歷史。
「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句話，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國時說的，他的原話是，我們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一個鐵與血的紀元」，這後半句話雖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實質，卻因為充滿殺戮氣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後來毛澤東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僅開闢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所以現在我們把十月革命作為世界現代史的開篇，認為它是20世紀最偉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開創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在資本主義統治延續數百年之後人類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至今時代的基本矛盾沒有發生變化」（陳湘泗語）。
1917年的俄國革命處在這樣一個高度後，以它為題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棟，可以數十萬計。蘇聯僅1958-1959年就發表了7千多部著述，數字大得驚人，卻罕有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絕大多數是千篇一律、內容重複的應景之作。就連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蘇聯科學院院士明茨也說，至今沒有一部像樣的總結性著作。白俄學者德·阿寧說得更坦率，「每個獨攬大權的領袖人物，實際上自己就是歷史學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統治是最沒有歷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認為「那是一個撒謊年代的撒謊產物」。克倫斯基說「蘇聯關於十月革命的歷史著作都是贗品」。西方普遍認為蘇聯對俄國革命的描述缺乏邏輯、貧乏無力、殘缺不全。蘇漢諾夫等一些親身經歷這場變革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為，蘇聯時期的研究除了對19世紀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實狀況的敘述外，絕大部分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從黨史的編年史中刪除一個個參與者的「非難過去政治」、為黨內鬥爭中勝利者貼金的著述，不僅把作為科學的秉筆直書的歷史毀滅，而且導致了正直歷史學家本身的肉體消滅。
過去我們從意識形態出發，認為這些人統統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抹煞十月革命的歷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現在俄羅斯本國也很少有人對蘇聯時期的那套說法感到滿意，俄國人現在很少談「宏大敘事」，評價體系已經多元化，更多的是從基礎檔案做起，先把細小環節的真正史實搞清楚，然後再作價值評價。一個是有沒有的問題，另一個是對不對的問題，這是兩個層面，在第一個層面是可以取得相對一致的認同的，而在第二個層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檔案面向公眾開放，我國也相繼翻譯出版了多卷本的《蘇聯歷史檔案》，中國人在閱讀了大量第一手的歷史檔案以後，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觀的、合乎科學、盡可能接近於歷史真相的俄國革命史，那就是中國「蘇聯學」研究的失職。踏踏實實地直面真實的歷史，讓這場已經過去近一個世紀的俄國革命恢復「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歷史唯物主義所要堅持的立場。
現在俄國的思想界承認，革命很難自行產生新的東西，革命從來不會摧毀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張好畫最新最美圖畫的白紙，傳統的惰性無處不在地在發揮著作用。只是推翻了一個階級，原來建築其上的整個文化心態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因此毫不奇怪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皇權主義的個人崇拜、宗教審判般的非法鎮壓、缺乏競爭的大鍋飯……」這些中世紀的風習會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遊戲中，倫理道德被徹底顛覆，「惡」成為一種制勝的法寶，心慈手軟者都會成為最早的出局者，這樣一種「善良淘汰機制」甚至會比它所顛覆掉的舊體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過程中造就的「道德虛無主義」者只能把世界分為紅黑兩個陣營，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帶均被視為敵對的營壘，非此即彼的鬥爭便成為一種常態，只能以嚴酷的鎮壓體系和恐怖手段維繫凝聚力，以強化集中制、等級制、兵營制的高壓職能來對待異端。在這樣的社會中，真誠、相愛、善良、仁慈、溫情都將被掃進「資產階級的垃圾堆」裡，在這種道德時尚的主宰下，人性惡的一面會大大釋放，只會距離理想越來越遠。
俄國思想界對這場革命有著深刻的總結，他們認為，改革與革命是一對互動的矛盾體，作為執政集團沒有哪一個會願意革命，他們處理社會危機的思路也是從自上而下的改革開始。但是由於統治者主導的改革會過多地從既得利益出發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層民眾便會對上層充滿了仇恨和鄙視，民眾中「當權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將迅速地積累起破壞現存制度的「強大社會力量，在提出激進要求的同時，激進知識分子喚起民眾付諸行動，憤怒的情緒迅速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識分子在民眾身上找到的僅僅是模糊的本能。這種喧囂聲表面上看起來是民主個性的覺醒，但當革命的破壞性發揮完以後，喧囂聲沉寂下來以後，我們卻發現除了改換了統治者以外，沒有留下任何有益的東西。存在的可能只有兩種：暴民政治以及它復歸後又一次輪迴到專制制度。在民粹派「為民謀幸福」的假象背後不過是少數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種手段，人民從來都不是社會的主人。歷史將反覆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對「骯髒自由的革命」之間震盪——我們可以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他們的很多思考與警示值得我們借鑒。
2007年俄國重印了索爾仁尼琴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寫的《關於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單行本的形式在俄羅斯發行，並被列入行政官員的必讀書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執政角度防止革命。

並不「震撼」的冬宮之夜

二月革命後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謂十月革命的前後，俄國政壇上的鬥爭焦點除了對外關係上的「和平」與經濟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體制上的盡快還是推遲召開立憲會議的問題。1905年革命的爆發，就是在「立憲會議和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下進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請願書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讓「俄國土地上一切階級、一切等級的代表、讓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是幹什麼的都選自己的代表吧」。
雖然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聲稱那時出現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兩個政權並存」的狀態，然而實際上，二月革命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布爾什維克不僅並未在蘇維埃中佔優勢，也沒有主張「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只是強烈指責臨時政府拖延召開立憲會議。甚至在他們控制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並據以發動推翻臨時政府的十月革命時，雖然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只不過是把它作為革命措施，而並未宣佈蘇維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當時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明確宣佈：「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掌握國家政權」。他們繼續指責臨時政府終於宣佈的立憲會議選舉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稱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立憲會議選舉如期舉行。在十月革命前兩周，列寧指示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軍隊要給士兵放假，以便組織他們回鄉進行「關於立憲會議的鼓動工作」，爭取農民選票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獲得多數」。在十月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工人之路》以通欄標題向人民發出號召：「把惟一徹底的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
就在俄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不僅重申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惟一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還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可見正如「土地」（廢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復農村公社）與「和平」（退出世界大戰）一樣，「立憲會議」在當時的俄國實際上是眾望所歸。各方爭論的似乎只是「快慢」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蘇聯時期被描繪為連續體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其實並不存在。從二月到十月，動盪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總的趨勢是一個比一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十月之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個更「快」的「立憲會議」主張者上台。
實際上，這個變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經開始：俄曆10月24日，在各黨派召開的共和國預備議會上，社會主義者已佔多數但尚容納了幾個立憲民主黨人的克倫斯基聯合政府受到抨擊。兩大社會主義政黨提出議案，要求「通過一項法令把土地移交給土地委員會」、「堅決支持建議與盟國宣佈和談條件並開始和平談判的對外政策」，這兩項要求與蘇維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與「和平法令」幾乎如出一轍。該議案以123票對102票被預備議會通過。此舉相當於對聯合臨時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沒有當夜的冬宮事件，它也將導致出現一個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而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在兩周前提出的主張。
由於列寧的堅持，儘管中央委員會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對，布爾什維克黨還是退出了預備議會，並趕在「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出現前搶先奪取了政權。雖然布爾什維克採取的是類似軍事政變的手段，可是當時俄國處在非常時期，前五屆政府也並非經過全民選舉，而且期間還有「四月危機」、「七月事件」、科爾尼洛夫兵變等非常事件，與之相比，十月冬宮之夜「水兵與士官生的衝突」也不算多麼激烈。
其實，在農民出身的俄軍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權主義和保守傾向的時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並無軍官特權的「軍人知識分子」曾是俄軍中最富進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黨人事件以來他們一直是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後他們中多數還傾向社會主義——自然是民主社會主義。在反沙皇、甚至反對右翼自由派方面他們與布爾什維克並無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後初期自由派主導臨時政府時，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關係良好，當時彼得格勒軍事學校社會主義者士官生聯合會經常請布爾什維克人士在他們舉辦的「社會主義理論講座」上作演講。只是在社會主義黨派主導聯合臨時政府後，由於不滿佈爾什維克的「暴力傾向」，他們才成為「冬宮之夜」的「反革命」力量。實際上，這天晚上奪權與被奪權的雙方多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黨內同志」——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人，只是被奪權的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成員多為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和主流派社會革命黨，而奪權的是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在一般人看來，雙方的差別還不如前幾次政府更替的雙方明顯。
所以，儘管當時在彼得格勒的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對十月革命的報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為題而聞名於世，但在當時，這場變革不要說對世界，即使對彼得格勒人而言也並不是多麼「震撼」的。起義當晚，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發佈《關於臨時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稱，起義「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當時正在彼得堡造船廠大修，處在不下水狀態，沒有艦長、武器、裝備、彈藥。一個叫別雷捨夫的機械師在布爾什維克的行列中表現得最為積極，1917年10月24日即預定「武裝起義」的前一夜，負責在水兵中做宣傳工作的盧捨維奇任命別雷捨夫為「阿芙樂爾」號政委。而軍事革命委員會任命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政委別雷捨夫事後報告說：軍艦「在彼得保羅要塞打出信號彈之後發射了幾發空彈，準備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打實彈。結果無需如此，因為冬宮很快就投降了」。在赤衛隊湧向冬宮大門時，由冬宮的防衛長官帕里琴斯基親自打開宮門，並把他們帶到了臨時部長正在開會的地方。一直反對暴動的溫和派布爾什維克黨人盧那察爾斯基在當時的家信中也不無寬慰地記道：「事變竟輕易實現」，「暫時犧牲極少。暫時。」顯然，這場「暴力革命」幾乎是波瀾不驚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當時也相當低調。蘇維埃政府當晚成立時自稱是「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人們也將其作為「第六屆臨時政府」來接受。應當說，支持布爾什維克當晚行動的人並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連布爾什維克黨內都有相當一批人反對以這種方式奪權。他們當然支持以一個對蘇維埃負責的政府取代臨時政府，但既然以蘇維埃的名義做這件事，總應該由蘇維埃授權，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實，「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夕就奪取政權，這一點我想誰也不知道。」於是正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言：「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連國際主義者，都斷然抵制我們。市杜馬對我們十分惱火。市民、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這樣……」「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膽寒的孤立」。但儘管如此，並沒有什麼人想採取實際行動與布爾什維克對抗。當時俄國人普遍相信，二月以來的革命形勢在動盪中持續發展，而其目標就是立憲會議。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和會議的召開，將意味著「革命憲政」大功告成，俄國將出現一個全民選舉產生的、因而是有權威的而非「臨時」的民主共和憲政政府，到時俄國的政局就會走上正常軌道。可以設想，如果布爾什維克當時不是以召開立憲會議為號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憲會議，那它的奪權必然會「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劇變來自兩個月以後。
原來列寧一直認為，選舉時誰執政、誰來召開立憲會議是至關重要的。顯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革命憲政」會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縱觀列寧從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憲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憲君主制」（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憲制」（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憲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變化。把立憲制放在詞尾是為了強調「立憲」，用立憲作形容詞是為了強調「君主制」。「君主立憲」與「立憲君主」是同一制度的兩種叫法，意思相同但側重點不同：立憲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種，與其他的君主制並列在一起；君主立憲是把它看作立憲制的一種，是同民主立憲制並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時他對「君主立憲」還是比較稱讚的，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俄國掀起的立憲運動，當代人還沒有看到過類似的當前這樣的政治活躍局面」，「專制制度不可能和這個階級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必要的」，「無產階級應當支持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無產階級的地位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是極其有利的」。在這個過程中列寧還專門把「自由派」與「反動派」區分出來。孟什維克認為「召集立憲會議是革命的徹底勝利」，十月革命當中，列寧多次說：「自由派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力圖使革命半途而廢，把君主制保留下來，由君主即舊政府來召集立憲會議，實現君主立憲制。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則力求把革命進行到底，徹底廢除君主制，由臨時革命政府來召集立憲會議，實現民主立憲制，即民主共和國。」
然而事態發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條件下，選舉按期於11月12日至15日進行，25日大致的得票結果，布爾什維克獲得23.9%的選票，在703個席位中，只獲得163席，遠遠低於社會革命黨所獲得的40%選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憲會議召開前，最終結果揭曉：在總共707個席位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占24.7%，僅僅略高於最初結果。而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占40席），孟什維克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民族政黨86席，其餘幾個席位屬於幾個小組織。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在他們主持的這次選舉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議席，即使加上與布爾什維克結盟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列寧方面也只佔有30％的議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即使不算它的左派，僅其主流派就佔有370席，已經明顯過半。
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賄選一類的污點。後來布爾什維克反對的理由只是說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根據臨時政府的法律進行的，而這個法律現在已經過時。反對者指出，這個理由顯然太過牽強：既然這次選舉本來就沒有合法性，為什麼又要組織這次選舉呢？考茨基也認為：「在立憲會議居於少數之後，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其實布爾什維克在選舉過程中已經感到不妙，並通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授權那些選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願的地方蘇維埃可以暫停選舉、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然而，受到「革命憲政」思維影響的各地蘇維埃並沒有行使這一權力。於是列寧的人民委員會政府又在立憲會議預定開會日（11月28日）前，以到達的代表太少為由宣佈推遲會期。當天一些立憲民主黨人示威抗議這個決定，要求「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結果遭到嚴厲鎮壓。立憲民主黨事實上被取締，其當選代表或被捕被殺，或逃亡。
直到一個多月後，立憲會議才在排除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於1918年1月5日召開。會前列寧已經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蘇維埃政府便宣佈在彼得格勒戒嚴，並調集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進入首都。開會當天，布爾什維克代表建議立憲會議按人民委員會要求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並自行宣佈解散，多數立憲會議代表拒絕了這個要求。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遂先後退出會議。其餘多數代表在暴力的威脅下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時，終被布爾什維克調來的軍隊驅散。當天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宣佈解散立憲會議。
這一天，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聯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致全俄公民書》，這個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開頭、以「社會主義萬歲」結尾的聲明指出：「立憲會議被以武力驅散了……甚至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打算做出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之前，立憲會議就已經被解散了。布爾什維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隨後便關閉了塔夫利達宮不讓任何一位立憲會議成員進入。只是在這以後，才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關於解散的命令。因為自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來，蘇維埃的全部作用歸結為在『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上蓋上一個印章。沒有任何『蘇維埃政權』，有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權，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武裝隊伍的政權。」
這一天，除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各社會主義黨派，即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還聯合發表傳單，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羅曼諾夫和特列波夫槍殺過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工人。今天，當勞動人民經過12年鬥爭之後，立憲會議已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為立憲會議而遭到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那些人的槍殺！」從此，「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工人的旗幟被撕毀、被燒掉了。」
與這份傳單類似，沙皇時代素來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也在這一天激憤地寫下了《1月9日與1月5日》一文，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他把當天發生的慘案比之為點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布爾什維克的「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地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佈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考茨基說：「蘇維埃組織優於普選，在於它更加專斷，它可以把一切它看著不順眼的組織排除在外」。「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歐洲普遍發生革命這張牌上，因為這張牌沒有拿到手，他們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權力，即實行專政來代替他們所缺乏的條件。」
顯然，1月5日事件給俄國社會造成的「震撼」，遠遠超過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宮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來「革命憲政」進程的延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敗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勢和社會主義者的上台，事實上這個變化也是在7月和9月兩次臨時政府更迭時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沒有冬宮事件，自由派徹底下野和「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的出現也是勢在必然。儘管布爾什維克的奪權手段招人非議，但既沒有馬上激化社會矛盾也沒有導致什麼反抗。克倫斯基政府已在冬宮事件前一天的預備議會上遭到實際上的不信任投票，產生「第六屆臨時政府」並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宮的克倫斯基等一些臨時政府領導人曾試圖組織反奪權，但因沒什麼響應者而不了了之。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總等工會組織曾對布爾什維克的「政變」持異議，並威脅要罷工，但在立憲會議選舉如期進行後即宣佈與蘇維埃政權和解。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稱俄國前途最終取決於立憲會議，人們也就在等待立憲會議結果的心態下大體平靜地接受了既成事實，這兩個月因而在傳統上被稱為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時期。
但驅散立憲會議就不同了。它把「革命憲政」進程完全倒轉過來，成了「革憲政的命」，堪稱是二月革命後俄國歷史進程的又一次劇變。按後來「列寧主義」的說法，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民主革命」的毀滅和「專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種說法，這一變化作為「民主」與「專政（專制）」的對決都可謂超級「震撼」。你可以說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對派的立場）說是反革命，但唯獨不能說這變化的意義比十月事件小。
事實上，所謂十月革命後相對平靜的政局，即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局面，正是在這場「一月劇變」後被打破的。俄國的國內矛盾自此迅速尖銳化，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殘酷內戰。
關於這場內戰，各種「官書」上有著許多定義，但是列寧1919年致羅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個坦率的說法值得一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從某種意義上講，內戰是一場圍繞「立憲」的戰爭，列寧政府的反對派最著名的口號就是「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而內戰中出現的許多反蘇維埃勢力也都以民主立憲為旗幟。包括大量的左派勢力，也在「既不要列寧也不要高爾察克」的口號下成了反對派，他們要求在「左派」專政與右派專政之外選擇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劇變」前的蘇維埃。「專政」與「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銳，以至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當時抨擊「民主」常常連「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等限制詞都不用，乾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憲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說法，並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時期」、「民主反革命緩衝地帶」、「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別」等一系列術語。「專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後的劇變乃至於斯。
這當然不是說後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都是立憲會議的支持者或所謂民主派，而是說，二月革命以來人們期待的憲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動，打破了俄國社會當時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種矛盾都集中爆發出來。各支民主派（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派」，但當時布爾什維克更常稱之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憲會議的旗號反對布爾什維克，先後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薩馬拉、烏法等地形成很大勢力，在格魯吉亞等地還建立了孟什維克領導的民主共和國。更嚴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一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於焉形成。繼「一月劇變」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後，4月烏克蘭哥薩克首領斯科羅帕茨基驅散了二月革命後出現的烏克蘭議會（中央拉達），12月初軍閥高爾察克驅散了從伏爾加河遷移到鄂木斯克的立憲議會委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後曇花一現的民主權威至此蕩然無存。而二月革命以來對「混亂的民主」不耐煩的人們，在混亂變成內戰後也就各立山頭「收拾殘局」。加上乘亂而起的民族分離運動、外國支持的勢力，俄國一時陷入了空前殘酷的兵燹戰禍中，數百萬人死於非命……
繼1905年後俄國歷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實驗，就這樣以慘痛的內戰以及內戰後的「專政」告終。
金雁，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本文刪去作者原註釋若干

關於山西奴工事件

2007-10-10T20:34:00.000+08:00

2007年6月「山西奴工事件」被揭露時寫下的感想。

　　走過場是中國官場恒久存有的形式，我看這個奴工事件熱鬧一陣，最後不會真正解決問題。

　　我讀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和Andrew Walder的《共產主義中國新傳統》，以為包工頭早已成為歷史，沒想到依舊存在。

　　改革開放後的歷史發展，對讀中共歷史的人是一大衝擊，很多被「革命」掉的東西，竟然一一死灰復燃：毒、賭、娼、包工頭、封建迷信、民間宗教、黑社會、農村家族勢力、剝削、貧富兩極分化。

　　「中國革命」，需要重新被研究，我過去太過於高估革命的力量了。

延伸閱讀：

［轉載］李銳就十七大致函胡錦濤﹕關于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

2007-10-04T14:46:00.002+08:00

錦濤同志並常委諸同志﹕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于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陳獨秀在1942年去世前寫的文章裡﹐批評斯大林的專制獨裁時﹐曾經這樣談到民主問題﹕"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凶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人類幾百年斗爭才實現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以前﹐一直把反封建專制列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奪取政權以後﹐遺憾的是我們淡化甚至拋棄了這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錯誤地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成主要敵人。從"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判"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剝奪資本家直到農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意識形態領域定于一尊的同時﹐全面地壟斷了國民經濟。接著更進一步進行所謂"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動反右派斗爭﹐剝奪了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繼而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反右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總計全國挨整人數上億﹐整死餓死人數幾千萬。除生命和財富的巨大損失外﹐更有精神財富的巨大損失﹐知識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個知識界成為"臭老九"﹐教育遭到嚴重破壞﹐社會道德淪喪﹐真令人痛心之至。這是民主和權力制衡體制未能建立的慘痛惡果。我總記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醫院中和老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復職時他對我說的一句話﹕誰能監督毛澤東呢﹖
過去發生的這些問題﹐以及當前存在的一些危機﹐我以為首先起源于我們黨的內部。我們黨現在是執政黨﹐中國要從根本上杜絕發生上述問題的根源﹐就必須進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黨的"特權地位"。從當前來說﹐我黨首先要帶頭模範地執行憲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公民權利﹐以便使我黨接受來自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保證執政的權力不被濫用。關于黨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見書中有過五點建議﹐現在仍就此作三個方面的說明。
（一）要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科學發展觀的前提是科學歷史觀。從戰爭年代到執政以後﹐從理論到實踐反思"專制體制"的過程及其後果﹐這仍是我們尚未完成的一項巨大任務。
在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歷史決議﹐是為了否定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從而樹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他本人的領導地位﹐但對內戰時期蘇區打AB團和延安搶救運動等錯誤﹐都未涉及。
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主要總結"文革"十年﹐雖然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但仍過分強調毛澤東同志的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嚴重錯誤﹐我以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總結﹐而且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又一直把它們劃為禁區。這樣就不可能從那些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裡吸取有益的教訓。
譬如反右運動就是很值得回憶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黨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紹北京大學學生在反右前夕"鳴放"的情況。當時學生們在校園中張貼的大字報﹐或要求"確保言論﹑出版﹑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萬歲"﹔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個社會制度好還是不好的標准"﹔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確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區別"﹔很多大字報在分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時﹐明確肯定不民主是產生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的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統治方法。"
北大學生當年講的這些話是發人深省的。當年如果不反右派﹐我黨採納了他們的這些意見﹐那我們國家不是早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了嗎﹖建國後我們的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1966年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了無比慘痛的教訓。我們只要認真地加以總結﹐就必定可以轉化為非常寶貴的財富。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二）我以為我黨的改革是中國現在所有改革成敗的關鍵﹐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因為我黨處于國家政治生活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和平執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權的專制型政黨﹐轉變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國家的現代執政黨﹐這是我們還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這個轉變可說是黨自身的一場革命。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伴隨市場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壯大﹐帶來各方面的變化和進步﹐已為這場革命準備了經濟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1980年鄧小平所作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曾尖銳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十三大政治報告進一步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改革方案﹐並開始付諸實施。鄧小平後來還說過﹐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我認為1980年鄧小平這個報告與十三大的政治報告這兩個文件﹐仍然值得我黨繼續學習﹐並制訂出逐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
1989年我在哈佛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聽到一些西方學者稱我們這個國家為"黨國"（Party state）。為了改變以黨代政的傳統做法﹐我在十六大書面建議中曾提到﹐應由人大制定《政黨法》﹑《參政法》。執政黨必須嚴格守法﹐切實履行"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承諾。執政黨自然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它實現領導的途徑﹐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張的正確性﹐通過黨員活動﹐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規和政府行為。因此﹐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統應該獨立﹐不該受政黨的直接干涉。黨的宣傳部門也無權直接控制政府和社會有關言論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權利的事務。黨的各級紀檢機構應該與黨委平行﹐不應由同級黨委領導﹐不應直接插手國家監察部門的工作。各級領導干部的選拔制度﹐應從差額選舉發展到逐步實行競選制﹐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事實證明﹐十三大實行差額選舉產生了良好效果。
現在每年有以多少萬計的貪污腐敗﹑違法亂紀案件﹐貪污腐敗已擴散到學校和醫院﹐種種統計數字﹐令人驚心動魄。官員腐敗如此普遍﹐主要是權力失去強力制約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強教育自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嚴肅處理腐敗案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治標還要治本。必須變專制型體制為實施憲政的民主體制。這應該成為黨內黨外的共識。我衷心希望黨的改革在上述兩個文件的指導下穩步前進。
（三）尊重憲法﹐實施憲政﹐就要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宣傳憲法﹐學習憲法﹐使之成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每個成年人中形成公民意識﹐以行使公民權利﹑履踐公民責任為榮﹔大中小學都應開設公民課程﹐以培養公民素質﹔從而完成"五四"以來尚未完成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啟蒙運動。建國以來﹐我們修改和公布過七次憲法﹐實際上往往徒具空文。錦濤同志接任總書記後﹐第一次講話就著重談憲法﹐給人以莫大的希望。服從憲法就是服從民主。國家政權和執政黨都應該奉公守法﹐官員不能越軌行事。
尊重憲法﹐實施憲政﹐我建議首先開放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聞出版法》﹔進一步轉變我黨宣傳部門的職能﹐使之成為促進思想解放﹑保障實施憲政﹑維護公民自由權利的部門﹐而不再是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的監管控制部門。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社會怎樣和諧﹖"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進的力量。"我們要有勇氣在這方面認識並改正過去所有的失誤。我國已經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承認和尊重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在國際交往中我國政府倡導協商與合作﹐在國內我黨宣布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治國方針﹐這樣﹐就應當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言論與新聞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體制。錦濤同志最近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要我們全體黨員大力宣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八個字。這是同他在黨校講話中四個方面的堅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寶同志也在200名國內外記者會上莊重地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錦濤同志和家寶同志這些講話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領導同志都在考慮政治體制如何改革的問題。大家盼望將這些講話逐步落到實處。
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又逢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我們的經濟總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國已經解決了千百年來渴望解決尚未解決的溫飽問題。中國人民為此歡欣鼓舞﹐衷心感謝黨感謝政府。中國現在又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時機。各方面包括深化經濟改革﹐都督促我們快點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實施憲政的康莊大道。我們可不能錯過這個大好時機了﹐時不我待﹐機不再來。讓我們認真解決一百多年來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的憲政大問題。實行憲政並不是削弱共產黨﹐而是要促進共產黨的現代化﹐取得廣大黨員﹑干部和全國人民的更衷心的擁護﹔也會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國際形象﹐有利于兩岸的統一。過去我們擺脫不了專制傳統﹐為"權威主義"所左右﹐以為制服"一盤散沙"﹐就靠"有人說了算"﹔總是擔心一旦落實公民權利﹐開放了言論自由等﹐就會亂套﹐社會就不能穩定﹐于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大政方針﹐形成了穩定壓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只會促進社會的穩定。這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實施憲政﹐走改良主義道路（英語中"改良"和"改革"是一個詞）的成就所證實﹐尤其社會黨執政國家成效更為顯著﹐從而第二國際戰勝了第三國際。（現在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黨和組織168個﹐有50多個成員黨在其國內執政或參政。）當然﹐各國有各自不同的情況﹐他們的模式與經驗﹐我們不應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們的許多經驗﹐我們可以借鑒。我們在這方面有重大的歷史教訓﹐也應該認真總結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這些看法﹐凡屬年屆耄耋的老黨員﹐尤其"一二‧九"運動的一代大都會同意的﹐因為我們當年入黨﹐就是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為了創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而奮斗啊﹗
我已吃九十一歲的飯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並沒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話別詩中有聯句﹕"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過九十歲生日時﹐又做了一首自壽詩﹕"來到人間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煙。曾經實踐五不怕﹐留得頭顱擱鐵肩。""鐵肩"有點自吹自擂﹐由于"雙肩"不合平仄﹐用了個"鐵"字﹐這也是一種自我激勵的話。本著知無不言的精神﹐又寫了上面這些意見﹐不當之處﹐還望見諒。 2007年8月3 0日完稿
寄出本文時﹐收到杜光"黨內民主是深化改革的關鍵"文﹐特附上﹐供參考。 9月1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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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再哀大學以及一些期待與建議——當前高教學術評鑒的病症與解咒的可能

2007-10-04T10:08:00.002+08:00

文：顏昆陽（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二００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聯副發表〈哀大學〉，為台灣近些年高等教育的種種病症致哀。到現在，我撰寫這篇引言稿時，高等教育的境況，並沒有什麼改善，讓我不得不再次致哀；然而往積極方面去想，也應該提出一些期待與建議。

一九七五年起，源自美國的大學評鑒，被引進國內，教育部陸陸續續不定期實施以學院、系所類別為主的學門評鑒。一九九三年，「大學法」通過，第二章第四條賦予教育部評鑒大學的權責。一九九七年，教育部即依法試辦全面性的大學綜合評鑒，計劃手冊中明指評鑒目的為協助各大學確立其發展方向與重點，提升其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校務行政等水準，增進其辦學績效。

九一、九二學年度，在提升大學競爭力的浪潮中，為因應教育部正在規劃的第二次全面性大學評鑒，很多大學紛紛先行「自我評鑒」，例如台灣大學、中正大學、中山大學、台南師範學院、彰化師範大學、台北藝術大學、陽明大學、東華大學、華梵大學等。

衡諸當前，已實施或即將實施的大學相關評鑒，約可分為四個層級：（一）由教育部主導，以全國各大學為對象的綜合評鑒；（二）各校內部，以學院、系所為對象的「自我評鑒」；（三）特定學門的學會或評鑒會，針對該學門所舉辦跨校的評鑒，例如醫學學門評鑒會所主辦五年為期的醫學院教育品質評鑒。（四）各校內部，以教師個人為對象的定期性績效評鑒。

上列評鑒，除了醫學學門的評鑒特別強調不採量化而注重「質」的評鑒，並指向「教學品質」而非「學術研究」評估之外。其餘不管哪一個層級，其實施方式卻都呈現下列幾個特徵：（一）在研究成果的評鑒上，都採取表列論文篇數或專題研究計劃獲得補助件數及經費額數的方式。雖然也點綴了些許質性的描述，但卻明顯側重在「量化」的估計或等第的評定。（二）除了性質比較特殊的藝術、師範大學之外，一般綜合大學在學術研究的評鑒上都特別確指SCI、SSCI、EI、A＆HCI為權威性指標。由此觀之，「量化」與「標籤化」是當前大學評鑒方式的特徵，充分顯示大學的經營正大步邁向形式化、數字化的管理。

在評鑒的目的上，除了保持原有的自我檢討與改進之外。近二年來，在全球化競爭以及國內大學數量過度膨脹導致資源稀釋的緊張氣氛中，有些評鑒已明指將依績效作為各單位資源分配或職務陞遷的依據。教育部在一九九七年試辦的評鑒，還只是單純地旨在協助各大學確立其發展方向與重點，並未涉及經費分配。然而，事隔不到十年，即將實施的第二次全面性大學評鑒，主事者卻幾度在媒體公開表示，評鑒結果將依績效做為經費補助以及退場的依據。而各校內部的單位自我評鑒，也有依績效調整經費分配的做法。教師個人定期績效評鑒，更明訂罰則，不合格者將受到不予晉薪加級、不得提出升等、不得休假…等處罰。顯然，大學評鑒已不單純僅止於自我檢討與改進了。在競爭恐慌、資源掠奪的氛圍中，「評鑒」已被「利器化」，管理階層正運用其權力，依藉「利害性威迫」的力量，進行高教學術社群的社會控制，企圖因此而能在數據上顯示其經營績效，符合其贏得競爭的目標。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優先的功利價值觀侵入學術社群而不斷內化為主流價值觀，其跡象非常明顯。

評鑒方式的設計，儘管在形式上涵括了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各方面。然而，形式上看不到的，其實卻是偏重學術研究，至於教學、服務、行政則聊備一格，僅供參考。這種偏頗的現象，完全是由於近些年教育部政策上的誤導。大學分類，在美國只是功能性的區隔，被挪借到國內時，卻變質為評價性的分級，並做為資源分配的依據。研究型大學優於教學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優於社區性大學。而政府的資源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這合理的假象中，聚集投注給少數幾個被認可的所謂研究型大學（其實台灣從來都沒有真正的研究型大學），以滿足將它們打造為世界一流、亞洲第一的幻想，並藉聚焦性、短線性的成果粉飾執政者在教育上的業績，以做為大選贏取政權的資本；然而整體高等教育品質的提升，由於必須長期經營卻又成效太慢而不明顯，無濟於大選，便被故意犧牲了。利之所趨，各大學遂家家以「拚研究」自勵，評鑒也以「研究」為重。高等教育焉能不偏食而畸形發展。

從上述有關大學評鑒的因緣、背景，我們將特別針對學術研究這一方面，檢視量化、標籤化的評鑒方式，以及功利性的評鑒目的，對台灣高等教育學術將會造成什麼正、負面的影響。這項檢視，部分指向不分領域的整體性學術，部分則集中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

二、大學評鑒的正面價值

「大學法」既賦予各大學的自治權，能自行規劃其發展方向與重點，而建立其特色。則大學相對的也就有責任對社會保證自己的教育品質與經營績效。而為了能整體的、客觀的判斷自己的教育品質與經營績效，適當而有效的評鑒，實屬必要。況且，當前所面臨全球化的競爭，以及國內高等教育過度膨脹、經費緊縮所帶來的資源掠奪與市場競爭，大學依藉評鑒以改善體質、促進發展、甄別優劣，應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因此，在原則上，我們並不否定大學評鑒的正面價值，關鍵只在於「如何評鑒」才能「適當」而「有效」。我在二００三年度，曾受邀為中正大學文學院自我評鑒的訪評委員，同時也因院長行政職責所繫而主持了東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的自我評鑒。這二起評鑒，都以自我檢視並規劃未來發展方向及重點為主，未涉及依績效分配資源，比較沒有功利色彩。從評鑒的實務經驗中，我體察到大學自我評鑒假如能建立在虛心自我反省、自我警策的態度上，不過度強調競爭、互較輸贏，也不過度強調資源分配，而方式上又能尊重不同學門的差異特性，教學、研究、服務、行政並重，兼顧質與量，而相對客觀地自我檢視，則評鑒的確可以讓各受評單位甚至教師個人全面地、切實地、明細地瞭解到自己前幾年的實踐成果，瞭解到自己的特色，相對的也瞭解到自己的不足，從而規劃未來幾年正確的發展方向與重點。

在評鑒的操作過程中，我體察到，研究、教學、服務、行政績效的數量統計，很容易做到，但比較難以周詳的是，他校間同類學門的參照數據取得不易。即使能取得，然而在數據的解讀上，也只能從生產量的多寡，見出受評單位近幾年在研究、教學、服務、行政各方面所發揮的動力。不過，生產量高並不等於品質好。產品的「質」，即使以SCI、SSCI等以及國內其它有審查制度的期刊或國科會通過的研究計劃作為「卷標」，其品質保證的信度究竟有多高，恐怕也只能「姑妄信之」而已。這尤其在人文學門更是如此。因此，「質」的評鑒，假如僅止於自我描述，其判斷要取得「客觀有效性」，的確有極大的困難；除非國內學界，在「同僚評鑒」上能建立更專業的能力與公信力，並在完密的前置作業與充分的評審時間下進行。目前大學的自我評鑒，「質的描述」其意義往往只是在相對於「參照社群」，所進行的主觀性自我詮釋與評價，以此做為自我反思可也，但要據以客觀地與他群比較優劣、一爭高下，甚至分配資源，則其公允性令人質疑，同時也將因此而使大學評鑒為之變質，增強了負面性的影響。

三、當前的大學學術評鑒反映了台灣整體學術本質性的虛弱症象

量化與標籤化，並不適合於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的評鑒。這應該是一個可以常識性地認知而無需論證的命題。SCI、SSCI等，在美國也僅是參考性的數據庫，並未被用在大學評鑒或關係到個人陞遷的績效評鑒。這不是什麼學術機密，其實況如何，在二００三年十月二十日，教育部公佈「二００二年大學、技職校院SCI、SSCI與EI論文總篇數統計」而引發政大排名落後的風波之後，報刊上已發表了幾十篇的報導與評論，指陳清楚，批判確切。而高等教育體系中，多數當權的領導階層都留學美國，甚至長期在美國的大學中執教，按理他們應該比誰都瞭解此一實況。然而，何以由他們所主控的大學評鑒，卻仍然堅持以SCI等做為權威性的指標？其明知而故意的心態，頗值得玩味。因此，這個現象已不僅是技術層面「如何評鑒才適當而有效」的客觀認知問題。真正的癥結更在於國內高等教育權力結構的畸形，決策階層蓄意地進行改造性的社會、文化再制與有效的社會控制，大學之間的惡質化競爭與資源掠奪的種種病症，而諸多病症的背後，又隱涵著若干深層的文化意識型態。衡度諸多病症的產生，應該出於下列幾個因素：

（一）國內高等教育的權力結構，從行政院高教宏觀小組、教育部、國科會到大學，絕大多數的當權者都有留學美國的經歷。也就是說，他們幾乎都是美國那個資本主義國家高等教育體系內社會、文化再制的產物，不管自覺或非自覺的意識型態，都極少反思地被美國化了。由留美而信美而崇美，學術一概依循美規。國內在政經、科技、文化各方面挪借美國規制，其來已久。大學評鑒也是引自美國；SCI、SSCI等既是美國產物，不加檢視、選擇而挪借甚至濫用，基本上就是這種美國再制性的文化意識型態的投射。

（二）近代中國一直都是政經、科技的弱勢，長期處在局部被殖民的狀態。面對西方政經、科技的霸權國家，尤其美國，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始終都自覺或不自覺存在「幫辦性」的「依附意識」。大陸長期以強烈的民族主義進行抗拒，其文化主體性還能保持住。台灣在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這種抗拒，雖然也有若干被認為傳統的保守份子曾經堅持過；然而，他們在政治與社會的結構中，卻都僅居於邊緣地位。相對的，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必須與大陸政權對抗，一方面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對本土族群的政治忠貞度與殘餘著日本殖民色彩的本土文化懷抱雙重的疑慮。在這種特殊處境之下，政府一方面引入中華民族主義文化以壓制本土文化，形成同一國族之下，當權強勢主族群對弱勢次族群的類殖民統治。一方面又依賴美國的政經、科技、文化，以對抗大陸政權，而形成自我殖民的狀態。因此，從政權上來說，美國雖未曾佔領台灣而納為殖民地；但在經濟、科技及文化方面，卻長期而無形地成為台灣的殖民主。接受西方思潮的新知識分子們，尤其足以富國強兵的經濟、科技人才，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當然居於主流地位，而與政府當局以及美國形成共謀關係，長期主宰著台灣各方面的發展。在這樣的共謀結構中，卻只顯示一個充滿幫辦性依附意識、自我面目模糊而美國化的擬態性偽主體。從此一歷史脈絡來看，大學評鑒以美規的SCI等做為權威性指標，而全無檢視與選擇，顯然就是殖民地知識分子「幫辦性依附意識」的投射。這種現象，到了現階段，雖經政權輪替，而新的台灣主體意識正在覺醒。此一新的台灣主體放在兩岸對峙的局勢中，雖然產生了相當強度的抗拒力量。但是，一旦置於台灣複雜的國際處境（尤其對美國的依賴），以及全球化競爭的浪潮中，卻仍然彷彿一個體弱志短的侏儒。在面對西方霸權國家挾其資本主義而跨國產銷的變相殖民機制，從高教決策階層以至學術界所延續的仍然是幾十年來那個擬態性的偽主體，毫無自覺的抗拒意識與重構主體的企圖。在上述第一、二點所提示的兩種意識投射下，依藉提高SCI等期刊論文的數量，就可以達到國際化的目標，便成為讓他們神經亢奮的童騃式想像；然而可悲的是這種想像，竟然可以不必經過學術社群理性、辯證的論述階段，便由教育官僚體系徑付實踐。

（三）在前面說過，國內高等教育的權力結構中，絕大多數的當權者都有留美的經歷。而且進一層來說，其專業學術領域絕大多數又都集中在自然科學、數學、應用科技、社會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又以實用性比較高的實證經濟、管理學門為主流。人文學門的學者在高等教育權力結構中，位居大學校長以上而具有主導權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即使有，然而在這種大環境中，所能發揮的力量也很微弱。這是台灣長期以來政策性地偏重經濟、科技而輕忽人文所造成畸形的教育、學術生態。量化、實證的思維，是自然科學、數學、應用科技、實證經濟學、管理學等學門的慣性思維。而SCI、SSCI等，則是他們所最習慣、最方便，也認為最能自詡國際化、取得霸權國家認可，反過來藉此標籤以贏得國內學術競爭、博取資源的方式。這顯然是當前國內大學惡性競爭、掠奪資源造成的風尚。其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當政者對大學以「經濟效益」取代「思想箝制」的社會控制策略所導致。學術本位的慣性思維，相對地無法理解、尊重其它領域不同的思維，是知識視域上很難避免的限制，還能夠諒解與溝通。但在利益爭奪的場域中，強勢社群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少為弱勢社群設想，卻是人性中利己意識的自然投射。這種生態往往要經過支配與抗拒的傷痛歷程，才有可能改變。在東方的專制政治傳統文化中，即使已走過幾十年的民主化歷程，然而當權者的政策性社會控制，卻仍然是知識階層難以輕易解除的緊箍咒。

（四）管理，很難。學術管理，尤難。學術的生產，絕非工業生產在線規格化的量產。其品質優劣，也非工業品管上那麼容易做到標準化的檢驗。尤其在以人類特殊存在經驗與價值為對象而主體涉入的理解所獲致的意義詮釋，從而產出的論述，其品質的優劣，更必須相對詮釋主體涉入其內，以進行深度理解，才能做出切當的評鑒。這種評鑒，很難統一規格、標準去操作。然而，教育行政官僚體系所操作的評鑒，如果不能誠心地以學術實質內容為重，不能耐心地規劃適合學門特性而有效地識別其內容品質的評鑒方式；那麼，數字化、卷標化的評鑒方式，姑且不論其信度與效度如何，誠然是最現成、最方便的一種評鑒，也最能形式化地展示官僚體系學術管理的紙上作業績效。其實，在學術研究成果的評鑒上，英國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就是一套相當精實的學術品質評鑒方式，並且明白指出不以「量」為計，應該可以做為我們的參考（關於英美所實施的各種評鑒，本研討會負責第一部份議題的學者，相信會有專業的論述）；然而教育、學術官僚體系，似乎視而不見。台灣的教育官僚文化長期缺乏創意，只重形式不重實質，這種官僚惰性與偽化現象，早為大家所熟知。當前的大學評鑒也是此種官僚文化的產物。

我這樣不厭其煩地詮明當前大學學術評鑒背後隱涵的因素，用意是在指出這種方式的評鑒，其負面影響並不僅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它其實是台灣整體學術本質性的虛弱症象。而要改善這種不適當的評鑒，其治本之道就在於反省、批判上述幾種意識型態及心理而破除之，大破然後才能大立。學術研究，尤其是優質的學術研究，不是量產性的複製，必須是出於主體的理想性、創造力、優越的學養與方法訓練。有優質的人，才有優質的學術研究成果。然而，從上文所陳述的幾個因素來看，隱然其中的「人」—擁有權力以主導、決定學術走向的「人」，從學者到行政官僚，其意識型態卻充滿著上述不健康的症象。這顯然是一個不具學術理想，只求功利；不具創造力，只求大量複製；不重實質，只重形式，而面目模糊不清的主體。而我們的學術，卻決定於這樣的主體！毫無檢視與選擇地挪借甚至濫用SCI等做為權威性的指標，就是此一主體心理的投射，表現了一種「標籤擬仿」的心態。在商業上，沒有信心或沒有足夠條件創造自己獨特品牌的投機者，經常採取「商標擬仿」的方便做法，仿製一個和市場強勢的名牌商標類似的商標，形同「準仿冒」。這種擬仿的品牌，或許也能比較快速地搶到若干市場。然而，長期經營卻難以建立其特有的商譽與品牌，當然也就很難佔有優勢的市場。其根本的因素，就在於經營者本身就是一個缺乏自信、沒有創造力而只知依附卻面目模糊的主體。台灣的學術擬仿美國SCI等標籤，難道不是同樣的情況嗎？或許很多學界的當權者，會大聲疾呼：「即使國際化就是美國化，競爭也只是為了教育、學術的經濟效益，但是形勢所趨，我們也只能服從霸權，無法抗拒！」真是這樣嗎？僅憑這種虛弱的心理，就已經沒有什麼競爭力了。一味依附、乞求認可而自棄主體，又如何建立自己的學術品牌？在國際化的舞台上，又以什麼不可取代的資格與他國對話？這樣的負面影響，絕非只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而是台灣整體學術本質性的虛弱症象！

四、當前大學學術評鑒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負面影響

關於大學學術評鑒中，標籤化的評鑒方式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我認為：自然科學、數學、應用科技等學門，的確有其跨越國界的共同研究主題、材料、典範與語言，或許可以建立客觀、普遍而規格化的對話機制。至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即使在方法學上允許有一般性的形式規範，然而由於所涉的研究主題、材料都有各別區域的特殊經驗內容，甚至其意義詮釋更必然具有主觀性，對話的機制不但無法絕對客觀、普遍地規格化，甚且只能在客觀性的原則上，相對主觀地進行平等的對話，這尤其以人文學為甚。任何宣稱開放性的人文或社會科學期刊，都是特定區域內學術社群的產物，有其由學術意識型態、市場趨向所決定的編輯方針，包括議題取向與詮釋典範，甚至在取得學術霸權之後，成為該領域的主流，也同時掌握了有利的學術市場。任何學者，想在此一期刊發表論文，除了論文的品質之外，還必須依循它的議題取向與詮釋典範，並有利於該刊物的市場。因此，一個學者除非原來的研究本就與其相符，否則由本地經驗所發展出來的意識型態、議題取向及所依循的詮釋典範，就只有捨棄或修改，自甘成為美國文化再制的產物。這是自棄主體以從人，絕對不是有理想性、有創造力的學者所當為。不少企圖向SSCI、A＆HCI進軍的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早已有面對這種困局的經驗。

國科會的外圍機構，設於中研院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依照SSCI的模式，建立了TSSCI，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逐漸培養本土的社會科學類期刊，促使台灣學術社群建立其學術權威、特色的根據地。另外，也是國科會的外圍機構，設於台大的「人文學研究中心」，曾對國內人文學領域期刊進行長期的觀察，考慮建立THCI。然而由於多數執行委員並不認同形式化色彩濃厚的這套制度，故THCI迄今尚未建立。倒是國科會人文處委託中研院文哲所李豐楙研究員，採取向學界問卷調查、計算「論文被引用次數」、依據國科會所訂「國內學術性期刊評量參考標準」等指標，進行人文學門期刊的排序。其用意也是為了評定期刊的品質，以供大學內人文學門學術評鑒的參考。然而，目前各大學在評鑒指標上，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論文成績計分，大多依SSCI和A＆HCI／TSSCI／其它有審查制度的期刊三個等第排列。各校的獎勵辦法，也在國際化的想像中特別提供優厚的獎金頒給發表於SCI、EI、SSCI、A＆HCI的論文。登在TSSCI期刊上的論文，分數就是低於登在SSCI期刊的論文，也沒有獎金。理由是，TSSCI的期刊很多都不是用「英文」書寫，不夠國際化。去年的政大學術排名風波事件，教育部公佈的篇數統計，也沒有包括TSSCI。至於人文學門經過排序的期刊，到目前仍然還未普遍地被當權而出身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所瞭解與接受，其所獲評分又在TSSCI之下，更不用說教育部的評鑒能給予重視。上述的政大事件中，教育部公佈的篇數統計，固然不見其蹤影，就是二００三年十一月二日教育部所主辦「大學校院評鑒指標」公聽會的草案中，所列的指標，也沒有人文學門具審查制度的期刊，而專書就更不用說了。人文學門成為一種沒有聲音、沒有文字的空白學術領域。我們的高教當局就是以這樣的態度在對待人文學者。

曾經有二位研究自然資源的學者，一向很認真地以台灣本土的地質、環境政策、山林遊憩為主題，長期累積了頗為豐富的論文，但都以中文書寫，登在TSSCI或觀察名單的期刊上，卻在某次評鑒中，被以缺少「英文」書寫並登在SSCI期刊的論文為理由，評為不合格；而掌握評審權力的委員們，沒有一個人真正讀過他們的任何一篇論文，只用「標籤」便可以為耗費多年心血，努力研究的學者決定生死。其中有一位學者，公開表示他不是沒有能力以英文書寫，向SSCI的期刊投稿；然而他堅持不在形式上為了應付這種「標籤化」的評鑒制度，就盲目去追逐國際性（其實是美國）期刊所導向的議題而捨棄對本土自然資源的研究。為什麼在我們這個學術環境中，要讓有理想、關懷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文化問題的學者，必須以這樣悲壯的心情去度過他的學術生涯？在台灣的大學內，究竟還有多少學者，尤其正在起步，對學術充滿熱誠與理想的學者，有同樣的遭遇？這是否為此一學術評鑒嚴重的負面影響之一？

至於人文學門的論文在各種學術評鑒的場合中，我有時還得啼笑皆非地去回答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他們沒有SSCI的論文？」原來出身自然科學的學者們並沒有弄清楚人文學與社會科學是兩個雖相鄰卻不同的領域。

然而，在當前這種量化、標籤化的學術評鑒制度下，究竟有幾個人能像那位學者如此的悲壯？不願這般悲壯的學者，就只能順從時勢，把心眼從台灣的社會文化經驗現象移開，多去追逐美國的學術社群在關懷什麼議題、流行什麼理論，而聊當鸚鵡，以「英文」發聲，在SSCI、A＆HCI的期刊上多量地發表論文。有人說，那也不容易呀！一篇論文從審查到刊登，往往要等上一、二年。那就耐心排隊吧！因為只有印上SSCI、A＆HCI的標籤，有權力的審查者才會點頭稱是。至於TSSCI以及人文學門的期刊，是不是需要大家，尤其優秀的學者（大概都去擠SSCI或A＆HCI了）共同來支持、養護，讓它們逐漸茁壯到足以躍上國際學術舞台，與他國平等對話；這不是正在為學術評鑒而焦慮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所優先關心的問題。當然更不會是高教當局所優先關心的問題。

當多數的本地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菁英都一起面向美國匍匐膜拜，擠向SSCI或A＆HCI的聖地。那麼，具有台灣區域特性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聲譽，何時能建立？這究竟是提高了台灣學術國際化的競爭力，還是競爭力的下降？這是當前標籤化大學學術評鑒對人文、社會科學最嚴重的負面影響。任何民族國家，被強迫殖民，只要還有抗拒的意識在，獨立自主的希望終有一天會實現。但是，在沒有外力強制之下（美國從未強迫我們拿SCI等當作大學學術評鑒的權威指標），卻甘於「自我殖民」而缺乏學術主體的自覺，這就無可救藥了。政經、科技弱勢的國家，其依附強勢國家的宿命，不是上帝決定的，而是一半被客觀的社會條件所決定，一半被主觀的「奴婢自甘」的心態所決定。後者尤其難以根除。

關於「量化」以及功利性的評鑒，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我認為：「量化」的計算方式有二種，一種是依論文篇數或專題研究計劃的件數來計算；一種是依所獲得的補助經費額數來計算。

論文，何以是計算篇數而不是字數？沒有人給予合理的解釋。由此，一篇三千字的論文和一篇三萬字的論文和一本二十萬字的專書，所獲得的計分沒有差別或差別甚微。字數固然不等於品質，然而「量化」本就是不論品質的一種評量方式。在品質存而不論的相同基準上，數量的多少，以最約化的字數計算，絕對比以篇數計算要公平多了。

自然科學、應用科技、數學等論文，由於無需徵引大量文字數據與進行大量文字描述，故論文往往篇幅頗小，多則七、八千字，少則二、三千字，而相對論文產出的篇數也就比較多，一年完成十篇論文者，並不稀奇。但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論文，由於引用文字數據繁多，其學術性質又必須以大量文字進行描述。期刊或會議論文篇幅經常在一萬字以上，甚至多達二、三萬字。至於專書，更是動輒十萬字以上。相對其篇數的產出也就比較少，一年能完成二到三篇論文者，二、三年能完成一本專書者，就已頗不容易。然而在「量化」評鑒上，幾乎都依「篇」計數，並且很少考慮到不同學門間的產量差異。其缺乏公平性，相當顯然。

另者，若將SCI等「標籤」與「量化」結合在一起，則不公平的現象就更顯著，有些學門是主流性的強勢學門，擁有廣大的學術社群與SCI等標籤性的期刊，例如物理、化學、醫學等，要在SCI等期刊上發表論文，相對容易，篇數當然比較多。而有些學門則是偏流或新興的弱勢學門，學術社群狹小，SCI等期刊也不多，發表論文相對困難，篇數當然比較少。然而，當前量化的評鑒，卻很少考慮到這種學門強弱的差異，而以單一的指標，同等的SCI篇數要求強弱異勢的學門。這當然也明顯的不公平。

這種不公平，已在國內大學中產生若干負面的影響。在系所升等所自訂的門坎中，尚可因學門的差異而訂定不同的數量，但在跨領域學門的評比中，卻一體視之，全看數量的加總。假如再結合依篇數給獎金或分配資源時，便產生人文社會學門的學者寫一本二十萬字專書或一篇三萬字論文卻和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等學門寫一篇三千字論文同等待遇的現象；因利益分配不盡合理所產生的領域、學門間的對立，必然導致校內學術生態的失和，難以營造能讓學者安身立命的人事環境。同時，也必然導致學術研究工具化的惡質傾向，將學術研究動機導向外在利益的博取，而逐漸喪失創發新知的內在動力。

至於依所獲的研究計劃件數及經費額數作績效評比，更是極盡荒謬，顯示台灣「唯利是圖」的惡質風氣，已由政商界侵蝕到學術界。學術商品化、大學公司化已是被很多有識之士所極力批判卻又遏止不了的歪風。如果只看賬面，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在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的學者面前，簡直會自卑到學術研究都做不下去，缺乏實用性而本質上就無法替學校賺大錢，便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原罪。其實揭開這種賬面的假象，卻不盡然。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研究，由於需要昂貴的儀器與耗材，甚至因為助理人數眾多也需要較高的人事費；同樣一樁研究，生產一篇成果報告或論文，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成本高於人文、社會科學數倍而不止。因此，賬面看起來，彷彿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一個研究計劃案為學校賺近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然而其實只有比率不高的行政管理費能進到校務基金，其它都是被消耗得一毛不剩的人事、設備、雜支經費，甚至有用之不足者，還由校務基金暗盤補貼。因此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研究計劃獲得比較高額的經費，又何足以驕其同儕，又何足以列為績效！大學之中，學雜費、教育部的補助費、研究計劃等其它收入與教學、研究成本支出相抵，究竟是自然科學學門或人文、社會科學學門對校務基金有利？這筆帳似乎從未曾計算清楚過。假如學術一定要在金錢上評比高低，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絕對有權利向學校當局要求各單位及各項研究計劃收支並列，比較各學門在校務基金中所表現的盈虧狀況。在標榜追求學術品質的大學之中，當權者不肯多費心力去規劃可以真正判別學術品質的評鑒方式，卻滿腦子金錢地只知在經費上玩數字遊戲。然而，這樣的評鑒卻在合理的假象中，踐踏著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的學術尊嚴。其負面影響，最嚴重的情況是不但無法提升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競爭力。反而使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因為屈辱而喪志，除了應付加薪晉級與升等的評鑒之外，再也沒有內在動力去追求學術的創發，因為品質再好的論文，也賣不了幾個錢；研究除了自己過癮，做給誰看！然而，學術的價值就真的只能以「經濟效益」量化地計算嗎？除非無知，否則這是個常識性的問題，無須費力辯解。

當前大學內，對教師最切身的評鑒，是每二至五年一次，而與加薪晉級、休假、升等的權益有關的教學、研究、服務績效評鑒。學術部分各校幾乎都採取量化、標籤化依篇計點的方式，為求方便與節省成本，幾乎沒有學校採用提送代表作進行校外同僚專業評鑒以判別品質的方式。據我與不少年輕助理教授、副教授的接觸，他們對這種定期績效評鑒，尤其期限較短者，都充滿焦慮感。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的學者由於生產篇數比較少，其焦慮更甚，幾乎不再有從容的時間好好在數據中浸潤、醞釀、構想以撰寫體大思精的專書或比較長篇的期刊論文。應付之策，就是將一個體系比較宏大的研究主題拆成幾個單一論點，趕緊寫成篇幅較短的論文，向有審查制度卻又比較容易刊登的期刊去投稿。至於更高的學術理想，只好先放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人性趨利的必然反應。政策的制定對人性的導向有正有負，對學術研究的成果也會有相當程度的支配性影響。量化與標籤化再配合功利性獎懲的評鑒，導致學術風氣趨利而偽化，跡像已非常明顯。

科學與人文的隔閡甚至對立，在西方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英國查爾斯‧史諾（C.P. Snow）一九五九年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中所指出「兩種文化」的論點，至今仍是爭議不休的問題。國內大學中，人文與科學的隔閡同樣長期存在，兩種學術社群的文化差異一向很大，並且缺少虛心的溝通與相互的尊重。不幸的是台灣幾十年來偏重經濟、科技而輕人文所造成的畸形學術生態與權力結構，使得人文學門與自然科學門之間，不但隔閡，甚至人文學術不受尊重並經常受到自然科學經驗及價值本位的宰制。在學術評鑒上，最明顯的案例是，絕大多數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甚至經濟、管理學門的學者，都對人文學領域中的學術會議論文與專書、專書論文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極端處則會議論文不予計分。在自然科學等學門的經驗中，他們的學術發表管道與方式，只以「期刊」為正式，不但沒有撰寫專書（除了教科書或大眾閱讀的科普）的需要與經驗，同時一場學術會議不但發表人次多達數百而且所宣讀的也不是一篇體系周備而已論述完整的正式論文，與期刊論文無異，會後更不會經過專業審查而出版會議論文集。然而人文學門正好相反，其長期的文化傳統，卻是以撰寫體大思精的專書為最高的學術指標，也最能發揮影響力。學術會議事前經過篩選，發表篇數不過一、二十，所發表的也都是體系周備而論述完整的正式論文，會後大多經過審查而出版論文集。學術會議一直就是人文學門很重要、很正式的發表管道，是學術社群中學者傳播其成果、樹立其聲望的主要場域，應該被充分尊重。然而，在當前的學術生態中，卻一向不是如此，面對強勢的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等社群，往往必須費盡唇舌溝通，上焉者漸能瞭解而給予尊重，下焉者則仍維持其權勢的傲慢。由教育部所草擬的「大學校院評鑒指標」，完全找不到學術會議論文與專書項目，便可見人文學術受到何等的隔膜與忽視。當前量化、標籤化的學術評鑒，專書與會議論文，幸運者可在校內的學術生態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不幸者則淪為學術下等貨了。

其中，負面影響最巨的是專書，為應付限期的量化評鑒，可以預估未來在人文學門的論文中，體大思精而影響深遠、足為典範的專書，將少有人去寫。人文學領域正逐漸失去涵養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余英時、林毓生等這一類大師的環境。因為有潛力的優秀學者，都不得不將有限的時間耗在多多撰寫單薄的期刊論文，以應付量化、標籤化的定期評鑒了。

五、結語

量化、標籤化的學術評鑒的負面影響，不但導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品質與競爭力因之而下降；就是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等領域，即使在SCI等期刊提高論文發表的數量，卻由於未能建立自己的學術特色，充其量只是西方研究議題的複製，因而未必就能提升其影響力，此一實況已有學者加以論明。當權的學術領導階層不可能不知道，但這樣的評鑒卻仍在不斷進行之中。然則，其問題的癥結，就不只是技術層面「如何評鑒才適當而有效」的客觀認知而已。真正的病因，出在近些年，由高教決策者所營造出來，以國際化的過度想像和高教資源掠奪為核心價值的「勢」。這等於由當政者對高等教育社群加了一道緊箍咒。這種「量化」、「標籤化」的大學評鑒方式，就是此一「勢」的產物，以做為某些優勢學術社群實現上述核心價值的工具。「勢」是群體共時性的意識結叢，一旦形成，群體中的分子都很難置身「勢」外，若無其事地退出遊戲，而必須直到在「勢」中耗盡心力，證明最終誰也得不到真正的好處為止。除了站在最高層位，當權而掌握資源的棋手之外，各大學的校長以及各級主管、教師個人，都是棋子，只要他們夠坦白，應該都會同聲歎氣：「這種評鑒不能判別學術品質，我們也知道；但政策如此、形勢如此，不上陣，行嗎？」當然對於佔盡優勢的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等學門，可能還保留一句話沒有說出來：「這種評鑒，雖不理想。至少，對我們有利呀！」

以台灣一向換湯不換藥的教育權力結構，即使一九九三年「大學法」成立，宣稱「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但是，其實這有可能淪為空話，教育部仍然是宰制大學的機構，再加上配合的幾個單位，如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小組、人事行政局、國科會。從大學校長的任命到員額、經費等資源的管制與分配，都掌握在這些機構手上。大學評鑒的法定權力不就由教育部掌握嗎？不久，「大學法」再次修訂後，連大學整併的法定權力，也將抓在教育部手上。那麼，大學還能有多大自主與自治的空間？而在當前政權的變局中，新的執政黨正若隱若現地透過教育部以及其它相關文教機構，進行改造性的社會與文化再制，以符合執政者的意識型態及經濟、文化生產機制，進而形成有效的社會控制。台灣幾十年的政治傳統，不管過去的顯性威權時代，或現在以「民主」為形式的隱性威權時代，當政者都不曾放棄對大學的宰制。「大學評鑒」僅是其中一端而已。

在這樣的「勢」中，我對於大學評鑒是否能因各方的反思與批判而就做出如何優質的改善，並不抱持樂觀的態度，悲哀沉重的心情仍難消釋。客觀認知的差距，很容易就有效地溝通。然而事屬權力結構與資源分配的利益生態，知識性的溝通，很難奏效。解咒的關鍵恐怕還在於當權者能否真正洞察到這種方式的社會控制，表面奏效，內裡卻隱涵著從根本處銷蝕知識分子的品質與國際競爭力的危險，而能以政策力量主動改弦易轍。被操控的大學管理者以及教師個人，也都能有同樣的自覺，以改變當前的「勢」。當然，我也明白，這樣的期待，很難真正實現。然而，我們卻必須要有期待，也只能期待！

在社會控制的情勢下，任何抗拒都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然而，也不能就此放棄某些良性而積極的策略運用。在這一次的反思中，以知識分子的理性思之，其良策大致只能做到正面建言的第一步。我建議，對人文、社會科學學門各單位以及教師最切身的定期評鑒，可有以下幾點改進：（一）時間不宜太短，目前各校所訂評鑒期限約為二到五年，當以五年為宜。（二）評量的指標不宜單一而量化。假如取消量化難有客觀性，故必須保留，也宜只佔30％以下的成績，或只做為基本的門坎，不必評分。另外大幅提高「質」的評鑒，由各教師提出三篇期刊論文或一冊專書為代表作，先「自我評鑒」，盡量客觀陳述代表作的學術特色、成就與對該領域的貢獻，再委由校外學者進行專業性「同僚評鑒」。評鑒委員中可考慮至少三分之一的國外學者。（三）各教師的評鑒綜合起來，依學術品質優劣的比率，做為系所單位的評鑒。（四）評鑒的結果，只做為教師個人或單位向掌有資源的機構（包括本校），依未來研究發展的規劃申請經費的參考；但不由上而下，強制性地依過去的績效分配經費。

此外，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社群，在當前這種不利的「勢」中，也應該能有普遍的自覺，而做到下列幾件事：（一）召開幾次的研討會，期待能達到共識而形成雖不具文，卻可以為社群共同依循的「質」的評鑒準則，並先在各大學中爭取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門，依此準則施行評鑒；（二）普遍地自覺提升同僚評鑒的專業能力與客觀嚴謹的評鑒態度，逐漸形成優質的學術社群文化與倫理。（三）以學術社群的力量，影響國內出版界，接受國科會人文處的輔導，建立學術專書的匿名審查制度（國科會早有此一輔導，可惜接受的出版社不多），進而建立有效鑒別專書學術品質的公信力。（四）發起由人文、社會科學社群組成某一委員會，建立與歐美國家有聲譽的出版社合作的管道，提供初審、推薦具台灣區域特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優質論著，給合作的出版社出版。

文章來源

［備忘］歷史 vs. 理論

2007-10-02T20:07:00.003+08:00

杜贊奇有段話可參考：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理論建構基本上是共時性的，即使是發展模式，如心理學中的，也被包括在狹義且受控的時間框架之中。而歷史事件與實踐隨時間而流動，與我們要使它們遵從的來自社會科學的種種模式毫不相容。......從其他地方借用來的理論反而加劇了歷史之疏離於理論，因為這些理論並不是從內在於歷史變化的問題中產生。

見杜贊奇，〈為什麼歷史是反理論的？〉，載於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

後記：本則備忘原貼於《〔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帖子網址。後來我又開闢了《Xiangguan's BLOG: teaching and learning》，並把《通訊》中「歷史與理論」類別的帖子搬移至本部落格。然而抄錄杜贊奇的這則帖子由於已有回應，故在《通訊》留存下來。

後來，網友dust在《通訊》提供了杜贊奇文章的原文及出處，我對照了原文和譯文，覺得譯文可喜地準確，今將dust提供的資料轉錄於下：

Prasenjit Duara, "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Modern China, Vol. 24, No. 2, Symposiu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Part V. (Apr., 1998), p. 106.

"Theory building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s essentially synchronic, and even developmental models, say in psychology, are contained within narrow and controlled time frames. The flows of events and practices over time appear to be inhospitable to the kinds of social science-derived models to which we have subjected them…. The borrowing of theory from elsewhere has also reinforced the alienation of history from theory since this theory has not emerged from problems intrinsic to historical change…"

［備忘］歷史研究運用理論的兩難

2007-10-02T20:04:00.002+08:00

黃宗智談了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理論的兩難，他說：「我自己的經驗是理論讀起來和用起來可以使人興奮，但它也能使人墮落。」理論怎麼使人興奮，又怎麼使人墮落，黃用一串話描述，為了醒目，我以條列的方式編排黃文：

——它既可以使我們創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們機械地運用。
——它既可以為我們打開廣闊的視野並提出重要的問題，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唾手可得的現成答案並使人們將問題極其簡單化。
——它既可以幫助我們連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給我們加上一些站不住腳的命題。
——它既可以使我們與中國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進行對話，也可以使我們接受一些不易察覺但力量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
——它既可以使我們進行廣泛的比較，也可以使我們的眼界局限於狹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國中心的觀點。

列出以上的兩難後，黃宗智以一句話總結：「對理論的運用將像一次艱難的旅行，其中既充滿了令人興奮的可能性和報償，也同樣佈滿了陷阱和危險。」
以上出自黃宗智，〈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四個陷阱和一個問題〉，載於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2-103。
在上述這篇文章中，黃宗智指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運用理論的四個陷阱：不加批判地運用、意識形態的運用、西方中心主義、文化主義（包括中國中心主義）。

［備忘］歷史運用理論時的注意事項

2007-10-02T19:59:00.000+08:00

何高潮，《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分析》（香港：牛津，1997），頁232：（最重要的句子我以粗體字醒目提示）

......有一些急功近利的學者，在沒有對歷史過程作深入細緻的瞭解，沒有對歷史材料進行深入研究的時候，就簡單地把一些博弈論的模式套用到一些表面現象上去，而忽略了具體歷史過程本身所產生的實質性問題和疑惑。
我認為，任何一種分析方法的運用，包括對博奕論這樣一種分析策略互動關係的有力工具的運用，都必須建立在對歷史材料和實質性問題的深入瞭解之上。只有在大量佔有材料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找到歷史過程中的實質性問題，才能發現那些難以被現有理論所解釋的疑惑所在。
......作為一種中介性的分析工具，如果運用得當，它會幫助我們加深對歷史複雜性的理解，幫助我們發現理解複雜歷史過程的洞識，而不是對複雜歷史過程做出「卡通性」的圖解。

如何提升台灣學術著作的翻譯水準

2007-09-29T11:15:00.002+08:00

（本文原是回應網友的一段文字，重新整理、潤飾。）

台灣的翻譯書在出版品總量中佔有相當高的比重，即使純就暢銷書排行榜而言，也是一樣。然而，在每年新增的譯著中，高明的翻譯固然不少，劣譯卻也常見。為何翻譯書可以不受市場優勝劣敗法則影響呢？我認為這是「兩個輕視」造成的。

第一，出版界輕視，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翻譯稿費比自撰稿低很多，幾年前行情是自撰稿一個字一塊錢，譯稿一個字六毛錢，不知現在如何了？二是隨便找人翻譯，有的出版社甚至以一本錯誤百出的譯本作為打響名號的第一炮！

第二，學術界輕視，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話就是：「以翻譯代替著作」。如果這句話指的是剽竊外文著作，權當自己的創作，這當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用心翻譯而且譯得很好，則譯作的地位為何就低於著作一等呢？翻譯其實是非常困難的，譯者必須「化不可能為可能」，有如「二度創作」，有時甚至比創作還艱辛。但不管翻譯成果怎麼樣，就是不能被學術界肯定，這其實和台灣學術界長期倚重西方學術著作的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在台灣既然要借重西方概念或理論來討論問題，就應該把理論源出的著作好好地翻譯出來供社會檢證和參考。就此而論，能把西方的重要著作譯成中文本來是功德一件，因此，我們要挑剔的是譯得好不好，而不是對譯作一概輕視。

誰買翻譯書呢？或者是英文程度不好，或者不熟悉特定專業術語，或者為了更快地吸收新知。一般而言，前兩種人沒有辨別譯著良窳的能力，他們如何判斷一本譯著的好壞呢？由於台灣仍未形成嚴謹的書評制度，消費者無所據，久而久之，消費者也只有無奈地照單全收了。

如何提昇台灣學術著作的翻譯水準，在此提出兩個方法：

一、容許「以翻譯代替論文」。我們這樣來看，如果認為博士論文必須具有原創性，不宜以譯作當作畢業論文，那麼碩士論文總可以吧。如果碩士研究生能夠選擇本行的重要學術著作用心地翻譯出來，而且又能通過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幾近雞蛋裏挑骨頭的嚴格批評和審查，那麼這樣一本學術翻譯書對台灣學術界的貢獻難道會小於自撰的碩士論文嗎？在我看來，這樣的翻譯書很有可能比自撰論文難度更高，因為一般人撰寫論文多多少少要引用外文資料，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很可能會略而不談（有誰可以從論文中得知撰稿人對原著的真正理解和把握？），但翻譯者卻是無所迴避、無所遁形的（坊間那種一遇到看不懂就略而不譯的劣譯另當別論）。

我也知道，這個意見可能是不合時宜的，不太可能被台灣學界接受，趨勢之成為趨勢，是沒道理可講的。另外，這個意見還有一個致命傷：要去哪裏找「幾近雞蛋裏挑骨頭的嚴格批評和審查」的口試委員呢？整個學術環境如此惡劣，誰還跟你認真地逐字比對耗時間呢？

二、建立嚴格的翻譯書評制度。目前，台灣的學術水準幾乎完全依賴各式各樣的評審制度，包括國科會的研究計劃審查制度、大學教師升等外審制度，以及學術期刊審查制度，在評審制度趨向量化管理的同時，其所管制的是規格化與生產量，由於量化管理在技術上的特性，以及學科內部的「近親關係」，對論文品質方面的審核是否已建立公信力則令人生疑。唯有建立獨立於上述各種各樣評審制度之外的書評制度，才有可能讓任何一本著作和一篇論文，可以公開地被社會批評、檢驗。翻譯書評制度即是這個書評制度的一環。

嚴格的書評制度能夠提昇出版品的素質，但台灣在這方面努力仍然不夠，這一方面和學術界不重視有關係，另一方面則有點微妙。在台灣這個小地方，任何一個學科領域也就是那麼幾個人，批評者與被批評的人很可能彼此認識（或者很容易猜得到），被批評者不見得有雅量；批評者為了來日方長，也不願得罪人，最後大家就一起和稀泥。（2002.04.22.草成，2002.08.09.修正）

［轉載］葉啟政退休感言〈臨別的告白〉

2007-09-27T08:39:00.002+08:00

〈臨別的告白〉　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 [link]
人生的旅途中，有著許多的偶然，有的偶然是純粹的機遇，一過，就雲消霧散，消失無縱，人們也遺忘掉了。然而，有的偶然卻是一種機緣，留住，甚至影響左右著人們的一輩子。三十年前到這個學系任職，就是這樣的一種機緣在偶然之間促成的。這既不是我原先規劃的，更不是我以高度的意志努力爭取來的，純然是在因緣際會的安排下順著情勢進來，況且，當時幾乎已決定遠赴新加坡大學任教了。

除了在政大民族社會學系任教過兩年之外，這個學系可以說是我整個人生生涯的唯一託身處。三十年的緣份牽引著，若說沒有一絲情感的投入、或某個程度的期待，那是矯情，不實在。然而，我倒也深深體認到，再多的情感牽掛、期待、甚至懷著強烈的使命感來投入，並不是就會因此黏沾不去。歲月總是像洗淨力強勁的清潔劑一般，一潑上，再是濃稠的黏沾都會立刻去除得乾乾淨淨的。說真的，再過十幾、二十年後再回首一看，年輕一代的，還有誰記得你與我。人生原本就是既有「來」，就得有「去」；時光總是留不住，也抓不著的。只不過，驀然回首，還是不免驚訝：沒想到，該去的時候竟然已經到了！為這，縱然不願承認是有著遺憾、眷念、或難捨，但是，感慨總是難免的。
理智地來看，到了這個年紀，歲月總是讓我學習到，必須懂得接受命運的安排，過去縱非平靜到來，如今卻得是平靜離去。一切耀目、絢爛、煦麗的過去，假若有的話，也得藉著今天大家為我安排的這樣一個具惜別象徵意義的盛會，把它恭迎送走，讓原先的空無留白歸位。
在歷史洪流裡，不論就時間與空間來說，我只不過是滄海一粟，或說是一顆小水珠而已。這絕不是矯情或謙虛之詞，因為，就現實機率來說，我相信，在座諸位中的絕大多數也像我一樣，都只是一顆小水珠。只是，對我自己，我不修飾地說出了這樣一個既成的事實，而對著各位，則是不得體地指陳著一項極可能體現之「殘酷」的機率事實，雖然發生的時間是在未來。
我這顆小水珠，或許，在過去，在太陽照射下，曾經顯得有點晶瑩，也放射出一點光彩，但是，總是不夠剔透，既光耀不了整條河川，甚至，縱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水域，也無以熒炙，更別說有著創造歷史的壯舉或鴻志了。然而，或許，正因為是一顆輕輕附著在岸邊草叢中的小水珠，它不用擔心被整個時代的洪流吞食。它的微小與安身的位置，讓時代的洪流遺忘掉它的存在，這倒令它隨時可以保護住自己，安然渡過三十載。
擺在學術領域來說，這樣的自我表白，毋寧地是對著韋伯所說之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的一種另類詮釋，也是一種另類的對話。在我所理解的架構裡，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乃是企圖讓大學教授對其生涯的期待走出無奈而流俗地向體制無條件屈服之「職業」角色所設定的慣性，而有著更深厚根植之文化性的自我期許與肯定。按照韋伯的意思，這是一種倫理性的說法，有著恢宏的心志意圖與心理期待的，然而，卻剔透出一種謙虛的態度，因為他並不強調大學教授一向自許之作為知識分子的強烈「使命感」，甚至對它還是質疑著。依我個人的見解，以去除「使命感」、或謂以對「使命感」質疑的態度來確立學術倫理觀，基本上是強調具自我反思與自我節制的戒慎修養態度，是一種美學的轉折表現，於是乎，倫理與美學產生了交集。在今天這樣一個如MacIntyre在其著《德行之後》中所意圖指出的倫理被個體化的時代裡，這樣的交集無疑地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對我個人而言，三十年來，這樣企圖在倫理與美學之間謀求某種的統一，更是一再實驗、也是嘗試證成的生命目標。
這也就是說，三十年來，我一直對自己所扮演之職業角色調整著自我期許的方向。已經有一段相當的時間，在態度上，我已是相當堅定地認為，不能以學術作為一種企圖創造歷史與改變社會之「使命感」職志的恢宏期待來看待自己在大學教書、寫作的工作。沒錯，承擔創造與改變時代的使命感，一向即是知識分子宣揚、也是肯定自己之社會角色的重要自我期許。然而，我總認為，處在這樣一個一切價值被懸擱而個體性高度膨脹的所謂「後現代」的歷史場景裡，這樣的期許，當然依舊令人感到偉大，也應當給予以尊敬，但是，我總覺得太過沈重，尤其，它有著一不小心就會造孽的風險，自認難以擔當。
對我個人來說，作為大學教授，尤其，處理有關人文與社會現象的教授，過多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就像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文中對當時德國左派學者利用講堂來宣揚馬克思主義所意圖表達的，縱然其意圖是深具良意的，但是，在知識的傳遞過程中，對純潔白淨的下一代，容易產生危險的潛越影響。基本上，這容易冒失地扞格到「嚴守分際而不具煽動蠱惑作用」的基本倫理要求。三十年來，我一直以此引以為戒，期盼自己能夠克盡良知地把自己所知的知識忠實地傳遞給下一代，而不至於誤導。
當然，我沒有把握我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不過，卻是小心翼翼地努力過。再說，作為一個教員，尤其是在大學任教的教員，我更是把這份工作當成是進行著一項藝術創作與表演來經營。我一直認為，一個教員就是一個演員，一上了講台就像一個演員上了舞台一樣，要儘可能的把這齣戲演好。對演員來說，重要的是透過戲碼、演技等等把自己的人生經驗表現出來，讓觀眾能夠分享著感受、開展著想像與醞釀著思想，或者，至少讓他們感動一下而對生命有著進一步的憧憬、啟發與感應。在演戲的過程中，任何以帶著濃郁而厚重的使命感企圖影響、乃至左右著觀眾（甚至其一生），尤其是成就社會的改革，當然是一項偉大的革命事業，只有自稱正統的左派知識分子才做這麼的打算，儘管這或許是西方近代知識傳統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個歷史成份。然而，這絕非一個強調美感的演員所必然期望的唯一作為，況且，在絕大部份的現實狀況裡，他也是做不到的。一句話：作為一個演員般的教員，我的自我期許不多、也不大。在我的眼中，戲劇原是屬於美學的，好看，就好了，看了，回味個兩、三天，可以，多了，反而不美，帶來過多的負擔，甚至是一種道德性的罪過。
接著，我要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的是，能夠以在大學教書與寫作做為一種職業，對我，毋寧是上蒼恩賜的幸運機緣安排，更是讓我得以有機會細細而安心領略生命脈動的特殊際遇，也有了條件經營一種自己屬意的特殊生命態度與生活方式。在以平民做為歷史主體的時代裡，讓自己能夠享受過去之貴族才有的悠閒生活，當然是一種殊遇。我不避諱地說，選擇這樣的一種自認較為安適的生活方式來安頓自己的生命，正是我所以選擇教書生涯最重要的工具理性考量因素。我求的只是有著可以對日常生活從事一種「閒人」形態之藝術經營的機會。這樣說，或許，褻瀆了大學教授這樣一種職業角色的神聖意涵，更有著知識分子不應當有之自私心的餘慮，但是，長期以來，這卻是我自己真實的感覺，更是對生命確立意義的一種自我定位。對此，我得感謝台灣大學、也感謝整個社會的體制，給了我這樣奢侈的機會，使得我能夠做了三十年的閒人，尤其，做了一些與治國濟世無關的閒事。
話說回來，在此將退休之際，我還是得針對自己作為大學教授的志業倫理，有著深切的反省與交代：簡單說，這三十多年來有沒有辜負了自己的職責，是否誤了人家的子弟。這各自我提問，反省起來，太大了，恐怕還是留給在座諸位來評斷，比較適當，在此，我就不再自我坦白、檢討與批判了。但是，在此臨別的時刻，至少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歷屆的學生來說，有一件事我倒是不能不自我坦白、自我檢討，這是關於論文指導的事。
在座諸位當中，不少是我曾經教過的學生，有的更是所謂「跟我寫論文的」（特別是博士論文），而讓我也因此成為所謂的「指導教授」。對此，三十年下來，我總是一直耿耿於懷著，今天，藉此機會，做個表白吧！首先，我要說的是，很坦白地說，三十年下來，我所所謂「指導」過的論文，幾乎沒有一篇（也許只有台大社會系以後掛名指導教授的第一篇論文，也就是陳素櫻的論文是例外）是我真正用上了自己已修得的功力來「指導」的，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論文的內容總是超出我自己自認能夠有信心掌握的知識所及的範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只是負責改改辭句與學生不小心寫下的錯別字，頂多，提供一點不痛不癢的小意見而已。若說這是放牛吃草，讓學生自行摸索，應當是不為過的。我甚明白，這樣的作為是相當不負責，乃有違背學術倫理之虞，但是，三十年來，我總是一再地被學生的興趣牽著走，絲毫沒有改善與自我糾正的實際作為。對此，我不只深以為遺憾，而且，也甚感愧疚。說真的，我不是不想改善，更不是沒有自我檢討，只是，現實的情況，特別是所謂具「結構」性的客觀條件，總是教我不得不如此的因循下去。這個「結構」性的基本條件是甚麼？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做點說明，但絕不是自我脫罪。

或許，今天的台灣不能再自稱是一個邊陲社會了，特別就經濟的角度來看，但是，就學術發展而言，我一直認為，我們還是一直讓自己處於邊陲的地帶，幾乎絲毫沒有力圖突破的跡象。大批學生留洋念學位，自不用細說，留在國內唸書的，所修習、熟悉、關心、感興趣的，也幾乎完全是西方的，不管它是來自美國、英國、或者歐陸。這樣的情形，三十年下來，基本上，並沒有明顯的改變，事實上，也沒有改變的有利條件。我們的學生與老師們談的與想的，依舊是一面倒地向著西方社會學的學術風潮傾斜、移轉，只是，由結構功能論相繼地變成韋伯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論、批判理論、年鑑學派、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文化研究、而至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等。或者，由統計量化的實證研究而至形形色色的所謂「質化」研究、網絡分析、制度分析等等。林林總總的改變之中，卻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一切緊跟著西方流行的主流學風走。話說回來，對邊陲社會的學者來說，能夠緊跟著西方的潮流走，還算是上進、跟上「潮流」的「前進」作為的，不是嗎？
不過，再怎麼說，在這樣的學術潮流的推動下，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既無法有效累積，自然更沒有蔚成傳統的可能。顯而易見的，一旦一個學術體本身所經營出來的知識既無累積、且絲毫沒有形塑傳統之跡象的話，它自然說不上有何吸引人需要特別予以注意的道理。情形淪落至此，說來，都是幾十年下來之所有為師者的責任，錯不在於學生。相反的，在此情況下，西方具龐大、悠遠、細緻之傳統、且不時有所自我批判與創新的優勢知識體系，對我們的學生（尤其，好學敏思的學生），自然有著無比的吸引力，他們因此選擇與西方學者的思想或研究議題對話，自然也就可以理解與預期了。
總而言之，在我所經歷的歲月裡，三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學的研究基本上沒有明顯之具有蔚成獨特知識傳統的累積成果，始終是處於「開創」期的階段。在我的觀念裡，對一個處於「開創」階段的學術領域，作為老師的，只是扮演著「過河卒子」的角色，基本任務乃在於鼓勵學生有著多元的領域發展、深厚紮實的學術底蘊，尤其是對居優勢之西方學術傳統有著一定深度與廣度的認識。就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三十年下來，對學生的論文寫作，我也就一直是扮演著簽字「背書」的角色。說真的，我並不喜歡這樣的角色，也深以這樣的作為而惴惴乎的，然而，現實上，我卻一直就這麼被牽引做著。不過，有一點我卻是相當受用的，那就是：從你們學生身上，我學了許多，這還得感謝在座諸位的。話說到此，我以為，經過三十多年來的發展，特別是自我反省，台灣的社會學界已慢慢有條件可以走出與西方學術亦步亦趨的現象，而走出自己的路子，在此，我以此勉勵在座諸位。這是我作為社會學者一輩子的心願，期盼在座年輕一代的諸位能夠代我完成。
在過去的歲月裡，特別是透過台大社會學系這樣一個場域所賜予的緣份，我與在座諸位中的絕大多數，在生命旅程中有著交集，而讓我們分享著一些共同記憶，也經營出一些令人感受的情愫。儘管，這樣的情愫未必是如涂爾幹所說那在嘉年華會時人們所分享的「亢奮」樣態，也未必讓我們凝聚成為某種的特殊集體意識，然而，這樣既親近又遙遠、既曖昧、含糊、卻又彷彿實在的情愫，無疑是讓我們大家今天聚在一齊的基礎，至少是進行今天這樣一個具儀式意味之集體行為的基礎。當然，我明白，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裡，渴求大家有著強烈的感應情愫，形塑著部落心理，是遠離著時代的氛圍，我個人不敢奢求，也不認為是需要的。但是，能夠看到大家集聚一堂，有的甚至是遠從外地專程而來，其中，某種的情感激素發酵著，應當是至為關鍵的因素。說來，這令我個人深深感動的深層心理構造，絕對不是資本主義體制所開展出來的社會理路。毋寧的，它是Mauss所強調人類在生命歷程中體現人與人互動過程之最原始、純真、不經修飾、值得珍惜的情愫。借用Simmel的說法，就是所謂的「社交性」。不過，我寧願使用Mauss的概念，說這是大家賜給我的一份珍貴而神聖的「禮物」。對大家這份的情誼，我萬分感謝，我會嘗試慢慢、細細而認真地去體會，在我往後的人生餘年中，它將會一直保留在我的感情記憶裡頭，是我生命旅程中最值得珍惜而彌貴的一個部份。
最後，讓我引用一些前人的詩句，來表達我此刻的心境與處境。十八世紀的德國詩人Schiller曾經寫過的一句話。他說：青年人揚起千帆航行在大海之上；老年人則乘著破船駛回海港。是的，從此，我將把這艘破船駛回港口，改搭著車回家，因為這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印度的泰戈爾在《頌歌集》中也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白日已盡，鳥兒不再歌唱，風已疲於飄颺，拉下那黑暗的厚幕，覆蓋在我的身上，就像在薄暮時用睡眠的柔衾裹住了大地，輕輕闔上那垂蓮的花瓣。…在這疲憊的夜裡，不須掙扎，把自己交給睡眠吧！也將自己的信賴寄託在上帝的身上。
是的，任何人都抗拒不了大自然的韻律：人老了，沒有令人興奮、憧憬的希望和期待，有的，頂多只有對過去的種種實現作為來個總盤點，並且劃上休止符，如此而已。
最後，讓我引用阿根廷的詩人波赫士(JorgeLiusBorges)的詩《雲團》中的片段來充當為自己在台大任教三十年的總結。詩文是這麼寫著的：
沒有甚麼東西不是過眼的煙雲。
就連大教堂也逃脫不了這樣的命運，
巨大的石頭和玻璃窗上的《聖經》故事，
到頭來都將被時光消磨殆盡。
《奧狄賽》也如不停變幻的大海，
每次翻開都會發現某些不同。
你的容顏在鏡子裡已經變了樣，
時光好似一座謎團密佈的迷宮。
我們全都不過是匆匆的過客，
在西天消散的濃密雲團，
就是我們最為真切的寫照。
玫瑰不停地變為另一枝玫瑰，
你卻一直只是雲彩、大海、與忘卻，
始終只是自己已失去的那一部分。
一句話：在人生的旅途裡，我永遠只是過客，來去都不需留下痕跡，況且，也未必留得下。對這個大時代的改變，我頂多只是曾經充當過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過河卒子，是一顆微不足道的踏腳石，期待的不多，只是讓後人踏著走過去，留得了痕跡與否，實非我個人能夠掌握，而事實上，也不應在意。明鏡本無塵，人生也終究是要走完的；再多的，帶不走，也得丟；更少的，卻是留不住，也不值得留。一切總是南柯一夢，有來，就有去；空來，更是空去。「我」終究也不會是我，當然，更不是你或他，一切只有隨緣，緣來緣去，一念之間，不好執著，甚至也不好拿捏。或許，這是人世間唯一可以肯定的普遍社會定律，不是嗎？

接機文化

2007-09-24T20:29:00.002+08:00

接機文化

本文刊登於《聯合報》2001年7月9日民意論壇版15，標題改得很好：〈接機釋放政治訊息　兩岸相同〉。刊出時有兩處排版有誤：1.蘇方代表是「近二十人」不是「二十人」；2.意識形態「主導權」誤為「主權導」。本文原來列出了中共黨史上的兩次接機資料，2005年2月21日另再增補一筆資料，即1961年10月那一次。

　　繼連戰由美返國，國民黨立委盛大接機後，李登輝在尤特颱風日回國，出現了更盛大的接機潮，除了李系政團要角的浮現，並伴隨著某些自發或半自發舉著小綠旗的民眾。兩次接機的對象與到場者雖然不同，有很明顯的區隔，但藉著接機進行政治的表態則相同。前者可說是國民黨政壇人物在黨內面臨又一波分裂之際藉機表示團結並向連戰「交心」；後者則由於強烈主張台獨的民眾竟然歡迎著國民黨的前主席，更增添了一些荒誕劇的味道（當然，表面看來荒誕的場景仍可作出合理的詮釋）。然而，我想談的重點不在於此，而是更廣泛的政治文化問題，也就是說，不管台灣在政治上如何地想「去中國化」或僅只是「台灣優先」，其表現出來的政治行為其實跟中國大陸驚人地相似。

　　中共曾經以盛大接機的方式釋放政治訊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次：兩次是中蘇關係鬧僵之際，一次是文革期間。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廿二大，周恩來率代表團赴會。大會中蘇共做出許多決定，中共視之為「四反」（反斯大林、反「反黨集團」、反阿爾巴尼亞、反華），周為表不滿而率團向斯大林墓獻花並提前離會返國，毛澤東則率劉少奇、鄧小平、朱德等至機場迎周。（楊奎松《走向破裂》頁444。）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其日記中寫道：「主席的接周，是一種政治行動，做給修正主義者（案：指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看看！」（《楊尚昆日記》下，頁81。）
　　1963年7月上旬，中共派出以鄧小平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康生、楊尚昆等人為團員共十餘人的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共舉行了九次會議。蘇方也派出了近二十人的代表，以意識形態家蘇斯洛夫擔任會談的團長，其成員包括了後來擔任蘇共總書記的安德洛波夫及契爾年柯等人。我們從雙方擺出的陣容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兩黨會談。中蘇共舉行這樣的會談，其目的在於解決雙方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與爭論，然而由於雙方均意圖搶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解釋權與主導權，各自都不肯讓步，儘管從七月六日談到了七月二十日共九次會議，也沒能得到共識，雙方最後不歡而散。當中共代表團返抵北京首都機場時，中共三巨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其他黨、政要員以及各界代表等共有五千餘人浩浩蕩蕩、規模盛大地接機。這是一個強烈的「宣戰」訊息，中蘇共雙方接著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意識形態公開大論戰，而這場論戰後來則成為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必備的知識背景。
　　1967年發生了著名的武漢「七二○事件」。由於文革發生以來，各地普遍成立了群眾組織，各個組織雖然都宣稱忠於毛澤東及其革命路線，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得到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肯認，才能取得在文革中活動的正當性。一般而言，當時的群眾組織分為反對現行地方政權的造反派和擁護現行地方政權的保守派；因為利益的衝突，造反派和保守派時有鬥爭，武漢也不例外。就在武漢地區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代表造反派的「工人總部」派和代表保守派的「百萬雄獅」派）衝突日趨激化之際，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臨武漢坐鎮，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王力也到了武漢。起先周恩來奉毛澤東指示，要武漢軍區對兩大派一視同仁，都要支持，以求緩解兩派間的衝突；毛並命謝富治和王力出面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不料，謝、王兩人卻在周恩來返回北京後站在「工人總部」派一邊，發表偏向「工人總部」的演說，並指「百萬雄獅」派為保守組織，此舉雖然讓「工人總部」派大為興奮，卻同時激起了「百萬雄獅」派的極大憤慨，因而爆發了「七二○事件」：「百萬雄獅」派挾持了王力，並且上街示威遊行。
　　令人矚目的是，這次有上千輛坐滿群眾的卡車參加了遊行，並有兩支部隊的戰士也攜械參加了遊行，反對王力及其觀點。毛澤東指示武漢軍區領導人設法救出王力。王力和謝富治回到北京時在機場受到當時重量級人物周恩來、江青、康生以及陳伯達等人的迎接。王力雖是這次事件的一個主角，但其地位其實遠不及上述接機者。藉著這樣的歡迎儀式，不僅表明王力在武漢的作為是得到中央支持的，而且更意味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只有毛澤東有資格論斷是非，誰僭越誰就有錯，會受到處罰。這顆信號彈深深地打擊了武漢的保守派，加上繼之而來的譴責電報和中共中央的公開支持武漢造反派，號稱「百萬雄獅」的武漢保守派迅速地瓦解，後來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受到嚴重的打擊。
　　利用接機表達政治立場和態度，釋放政治訊息，中國大陸早有先例。這不是國家元首出國返國例行性的送行與接機，而是極為特殊的政治表達方式。（2001.07.07；2005.02.21修訂補充）

［轉載］黃厚銘老師寫給同學的一封信

2007-09-22T19:50:00.002+08:00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黃厚銘

同學們，

我離開台灣、來倫敦進修的生活，已經漸漸步入尾聲了。過去這段日子，不再需要忙碌於教學、研究，也使得我有機會抽離地看待過去幾年在學校裡的所見所聞。但距離越遠，卻也讓我越加焦慮於系上、學校、乃至於台灣學術體制短視地追求效率及實證主義獨霸的走向。身為大學時期追隨流行而轉入社會學領域的我，我很清楚兼容並蓄、百花爭鳴的開放態度、以及理論思考的魅力，才是當時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式學科背景的人帶槍投靠、並在校園裡帶動風潮的原因。而今，越來越建置化的台灣社會學主流，卻寧可將這樣的學術地位拱手讓給在他們眼中不夠嚴謹、紮實的文化研究。但相對於對現有學術體制走向的疑慮，其實我更焦慮的是，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我在你們身上越來越看不到理想性，這讓我對未來感到悲觀。但我並不絕望，所以我決定動筆寫這封信。我所要說的是，其實社會學、乃至於政大社會學系在校園裡、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不只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先從一個和你們最切身的事情談起。記得我剛到系上任教時，最不能習慣的是所裡研究生們上課時的沈默與被動。以致於後來的幾年，我在每一門研究所課程之初，都得從各種角度說服你們上課要多發言參與討論。其中一個論點就是，我覺得你們過於溫情主義。我看到的是，你們非常在意同班同學的感受、逃避衝突，而寧可放棄學術研究的理想、精神－－為了追求知識、真理而思辯的熱情。這熱情裡應是要讓你們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自己所相信的對文本的理解、對思想、價值的信仰。乃至於，我常說，社會學經常做兩種比較研究來打破我們處在社會中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其一是同一個社會的跨時代比較研究、其二是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我相信，你們也應該在我課堂上看到了其他系所同學的參與，而發現這樣的溫情主義並非理所當然，也不是你們的唯一的選擇。

甚至我也跟你們說過，輕易地以留面子給其他同學、而不提出自己對他的質疑，這才是真正的自大與傲慢。想想，在跟對方有所意見交換之前，你又憑什麼這麼確定他的看法、解讀是錯誤的，乃至於他需要你留面子給他，而絕對不可能是你自己錯了呢？但我在你們的沈默裡，看到的只是跟現實、跟社會妥協。那一刻你們所面對這個社會不大，就是課堂上的同班同學而已。你們寧可為了這個小社會的和諧而犧牲了學術研究的精神、理想，果真如此，我又怎麼能夠期待，你們有一天會願意抱持著社會學的批判態度，去對抗大社會裡的不公平、不正義呢？還是你們寧可等待風潮起來，安全地當一個潮流的追隨者、甚或是搭便車的人呢？果真如此，你們又如何能夠期待在校園裡、在社會中，人們敬重會你們是政大社會系所畢業的社會菁英、會敬重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所應發揮的影響力呢？

你們告訴我，你們有各種私人的因素，諸如，成長背景、修課負擔、生命階段等等而不參與系務，但我卻又經常不經意地得知你們對系務、對老師們以力服人的作風、對學科發展方向的不滿與抱怨，但你們大多也僅止於這樣私下、口頭上的埋怨而已。這景象，對我而言，就像是新亭對泣，只是徒然相互打擊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學校的認同，以致和其他同學一起越來越冷漠、疏離而已。你們只是等著有個人來帶領你們，連讀書、寫論文也是如此。只閱讀老師上課開列的書單、要老師幫你們評估研究主題的可行性，而不是勇敢地自己去挑戰艱難的原典、去探索你們有興趣投入的研究領域、去說服全世界你的解讀、詮釋、還有你選擇的研究主題是有價值、有希望的，以及說服大家接受、相信你的研究發現與主張。隨之，我也無法想像，等你們畢業以後，你們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還會留下多少認同、多少感情。

在知識上，你們可以朗朗上口地說出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結構與行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你們卻在行動上卻宣告著只有結構、沒有行動，行動是不可能挑戰、修正結構的。即使真的有機會改變結構的話，也得交由一個沒有來由、不世出的英雄來帶領。你們輕易地把別人的行動力與實踐解釋為個性、成長背景、生命經驗、生涯階段使然。而忽略了對社會學的信仰、從不覺得有必要把知識跟行動、把社會學跟你們的生命結合起來。社會學對你們來說，彷彿只是一門學科、乃至於僅僅是謀生的工具，而且還是一個不太有經濟效益、不太有生計保障的謀生工具。社會學從不是你們的生命態度。如此一來，我又如何能期待你們在藉著社會學知識、藉著政大社會系所的文憑找到工作以後，能夠突然不再繼續順從體制、不再斤斤計較於個人有幾篇 SSCI與TSSCI的論文發表、何時升等，乃至於如何能夠不只是藉著社會學、藉著學術研究來累積個人的資源、利益、追求自己的社經地位呢？你們猜想，那時候你們會不會也因為要適應、順從體制，決定捨棄沒有直接利益的教學、而選擇比較有效率、利益的研究呢？（要是我也跟你們一樣，又怎麼可能花時間寫這封信叨叨絮絮地來說服你們呢？）

我記得，顧忠華老師在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卸任演說時，提出了公共社會學的主張。但我看到的是，就像是C. Wright Mills所說的，社會學要不因著抽象的理論而與社會現實隔離，要不就是自閉於高深研究方法的象牙塔。坦白說，我也因此很懷疑你們如何可能找到對你們的生命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來寫就一本讓自己喜歡的碩士論文，更別提對社會、對學術有何貢獻了。

扣緊樂生療養院的事情，我並沒有要你們都非得反對樂生療養院的拆除不可。但你們可曾花些時間了解工程單位、新莊居民、樂生療養院居民等等，他們各自的意見呢？我確實沒有要你們非得正氣凜然地贊成或反對某一方的立場。而只是期待你們付出一點點時間、關心一下這整件事情。因為，研讀社會學，卻一點也不關心社會，那麼，社會學對你們的意義會是什麼呢？

樂生療養院的事情，不禁讓我聯想到我講授社會學課程時用過的一本補充教材－－尾瀨朗的漫畫書《家》。這本漫畫書的故事是改編自1960年代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興建前後，所引發的一場橫跨三十多年的抗爭。機場原來的預定地，其實並非成田機場的現址。不令人意外地，對於預定地的決定，人們總是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袖手旁觀，反正只要不要蓋在我家就好了。等到事情落到自己頭上，才來抱怨別人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這就如同我們大多數人對貢寮興建核電廠袖手旁觀一樣。如今，你們對樂生療養院的態度也是如此，要不覺得這是工程專業的事情、要不覺得這不干你們的事。但你們卻忽略了 Habermas如何藉著溝通理性、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概念，對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進行了什麼樣的批判。我深信你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多少知道 Habermas說了些什麼，但除了用來應付考試、寫論文以外，Habermas的說法對你們有何意義呢？

在此，我願意更清楚地說說我自己對樂生療養院事件的看法。有人說，不應該因為五十個人，而犧牲五十萬人的利益。其實這說法也很類似於我們對待貢寮鄉民的態度，我們用全台灣人的經濟利益，要求貢寮鄉民接受核電廠的興建，就如同我們要樂生院民接受療養院的拆除一樣。要不，我們認為核電廠、捷運的興建與否、樂生療養院的拆除與否，該交由工程師、學者、專家來幫我們做決定。但其實在另一方面，學術文化界與知識份子如果以樂生療養院的歷史、文化、學術意義而片面要求新莊居民接受捷運工程的改弦更張，這也一樣是暴力。乃至於沒有溝通的投票，也仍然是多數暴力而已。對我而言，這個事件是一個讓我們學習溝通、妥協、折衝的機會。一樣引用 Habermas的說法，我會說，溝通，而不只是數人頭，才是民主的精髓。而Habermas的理論究竟是不是蛋頭學者不切實際的空想，這端賴於你們決定把這套說法當成學術討論、理論解讀的議題而已，還是試著在生活中、社會裡去努力實踐它，進而讓理論、學術和現實產生對話。對我來說，社會學也是如此。你可以選擇讓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系所文憑僅僅做為成就你個人社經地位的工具，也可以讓它成為你的生活態度、生命哲學的指引。你可以繼續心虛地不知如何說服別人學習社會學的用處，也可以決心藉著你的實踐讓人們尊重你花了幾年的時間、精力所培養的專業。

藉著一個不同於今日你們的選擇，我相信政大社會學系、乃至於社會學的地位，也將逐漸有所不同。至少，我可以確定的是，只要你們繼續冷漠、疏離，政大社會學系與社會學的地位，絕對不會有所改變。這是我對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認識，也應該是社會學這門學科早就教給你們的。因為，我也很確定，社會學並沒有告訴你們，面對結構，行動是毫無可能的。不是嗎？那麼，為什麼你們卻藉著冷漠、疏離、與私下抱怨等等的舉動，一再地否認行動的可能性呢？

底下這個網址是一篇參與運動的學生，對他的行動與他的求學的反思。或許你們也可以藉此對照看看，你們的不行動，可以讓你們有機會得到這樣的思考嗎？

來源

［轉載］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

2007-09-22T18:26:00.002+08:00

文：葉啟政

一、前言

美國文化史家Jacques Barzun在其著《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一書中曾經指出，在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其他各國都心悅誠服地自居化外之民，奉義大利為文化正朔。「這種心態其實並不是一種平衡的價值判斷，而是有一種汲汲鑽營者嫌棄自己出身，卻赴外取經，以養成正確高尚品味、言行的味道」(頁129)。我個人認為，把這段話運用在我們的學術界，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可以說是相當地傳神，也甚為貼切。

長期以來，身處整個世界大體系的邊陲地帶，我們社會裡的許多人對西方中心（尤其美國）懷有著類似Barzun所形容之十四世紀的歐洲人的心態，說真的，並不足以令人感到訝異的。只是，假如我們沒有意識到、甚至是不願意承認這樣的心態的存在，那麼，這樣心態長期存在於人們的心靈底處，就容易形成為理所當然的慣性認知模式，而自己不自知。尤其，一旦它成為釐訂整個學術發展之制度化政策的主導潛在意識的時候，其影響所及更是不能不說是深遠的，而，依我個人意見，這恰恰是我們當前所面臨的處境。

首先，我要表明的是，我個人自認並不是一個不顧現實而矇著頭只從理念出發的理想主義者。毋寧的，我是一個知道顧及社會現實的「務實主義者」。這句話的意思是，針對當前台灣學術的發展趨勢，我已深體認到進行評鑑是無以避免的潮流，它具有著「政治正確」之意涵的無形威力，沒有人敢違逆，也沒有人抗拒得了。對我來說，縱然我有百般的反對意見，但是，我深體認到，這是一個必須認清、也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用不著提出任何的說詞來為它辯護或予以駁斥的，況且，在此，我也沒有進行這樣之工作的任何動機。這麼一來，剩下的問題很明顯地只有一個：如何進行評鑑才合理，也才對整個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發展具有建設性的助益？或者，換個角度來說，當前學術界領導階層所推動的評鑑政策是否合理，對提升和強化整個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素質」到底可能具有著怎樣的影響作用？這正是底下我要討論的重點。

這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產生了劇烈的變遷，套句大家常用的概念來說，整個社會由農業為主的形態邁進以科技為主導的工商業社會形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所謂經濟起飛是首先看得到的「成就」，而在這十多年來，政治的民主化（至少在體制形式上）更被世人認為是另外一項接著來的「奇蹟」性成就。在這兒，我不準備討論這些「成就」是否真的是一種成就的認定問題，而只想檢視一項我認為與此ㄧ「現代化」發展相伴而來的重要社會期待與要求–講求效益與功績。

二、「效益」、「功績」與「卓越」意識主導下的學術發展

在台灣，經濟生產領域的快速而高度發展，早已使得企業界，特別是私人企業界，視決策的經濟效益以及員工的工作績效為理所當然的「理性」考慮。風氣影響所及，這樣的一種「理性」期待與要求也逐漸擴及公領域之行政人員的身上，儘管實施起來容或是無法充分予以貫徹。如今，在學術界推動建立並實施評鑑制度，說起來，無非即是這樣之講求效益和功績的一種「理性」表現形式，呼應的正是當前台灣社會的一般社會期待。

除了講求效益和功績的「理性」表現形式是一股現實推動的力量之外，我認為，於已創造了經濟與（民主）政治「奇蹟」之外，台灣人似乎變得愈來愈對自己有信心，人們所期盼的已經不是侷限於謀求溫飽或物質的豐裕，而是追求卓越與文化生活的精緻化。這樣的企圖心反映在學術界的，簡單說，就是企圖締造另一個「奇蹟」，即學術「奇蹟」的高度企圖心。於是，於講究效益與功績之外，追求所謂的卓越，成為學術界為自我期許的總體目標。毋寧的，這樣的企圖心是值得尊敬，也應當予以高度肯定和支持的。然而，整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對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與教學表現的效益和功績（因而，卓越的肯定），確立一個合理、可行、且為大家共同接受的判定準則的上面。

在經濟領域裡，效益與功績是比較容易「客觀」地被確立下來，最常見的是轉換成為可以使用金錢來核算一個人的工作產值「業績」來確立，而一個企業的卓越與否，也可以諸如總產值、盈利額、組織的大小等等具體數子來認定。事實上，這樣的指標幾乎已成為大家都不會質疑的普世判定標準了，至少在資本主義之信念盛行的社會裡，情形是如此的。乃至於公領域之行政人員的效益與功績（即一般所謂的考績），雖說比不上經濟領域那麼容易可以實際的產值來「客觀」認定，但是，畢竟，一般而言，公務行政人員都有相對明確的固定業務，因此，還是可能謀得到一個大多數人相對可以接受的績效判準。當然，要清楚地認定整個政治領域的總體表現是否卓越，著實是一件比較困難的工作，把這個評判的課題移擺在學術界來看，意見之分歧恐怕只有更多，而不會更少的。總地來說，對一個學者的表現，不管是任教於大學或供職於研究機構者，我們能夠找到類似上述這樣一個合理性可以獲得共識、且又足以普遍被認定是對社會產生有價值之貢獻的績效指標嗎？基本上，我個人是持著相當保留的態度。

總地來說，當我們回過來看看當前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領導階層為我們所訂定的評鑑準則的時候，雖說他們所提出的政策性建議並非件件不合理，但是，我個人認為，其中被認定為核心的一些判定指標，卻是顯得過猶不及的荒唐，而且極端草率、粗暴。同時，這更顯現出，在參與訂定整個國家之學術發展的總體政策時，這些具有左右決策之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領導者，除了對整個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基本意涵，尤其西方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發展史與隱藏於其後之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的背景沒有應有的起碼認識之外，乃單純地呼應著自然科學與工程科技學界之霸權勢力所訂定的學術評鑑規則，或對此一建制化的規則缺乏說「不」的勇氣。

好了，我想，大家很明白，我指涉的這套由自然科學與工程科技學界所主導的評鑑制度是甚麼的。說白了，這就是由強調甚麼SCI所衍生出的SSCI，並進而建立了所謂TSSCI以做為制度化之評鑑指標的重要依據。底下，針對比照自然科學與工程科技學界而在人文與社會學科界建立此一具標竿性之評鑑制度的政策推動，我分成三個部分來表示一點個人的意見，它們分別是：（1）到底我們對學者（特別指大學教授）作何期待；（2）強調SSCI是否顯露了偏執狂的跡象，具有著怎樣的社會意義；（3）建立所謂TSSCI作為制度化的評鑑指標可能內涵著怎樣的非預期的「負面」社會效果？

三、大學教授的雙重角色要求

做為教師的一環，大學教授是不同於中小學教員，自有其特殊的社會角色，其中最為明顯的莫過於是，擔負起具承先啟後之象徵意義的文化創新與批判的任務，而若以當代人所持有之典型的意識形態來說，擔負起科學與技術創新又被認為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社會責任。在此，我不擬對這樣特別強調科學技術的論點多做討論，而僅只希望指出，這樣對大學教授的期待，無疑是把其做為專業「研究者」的角色期待特別予以抬高。在今天這樣一個科技昌明、強調經濟發展、且一切講求效益的時代裡，把大學教授定位為引導科學技術發展的領航者，說真的，確實已成為一股難以抵擋的潮流，享有著確立其角色的正當性，並不是那麼容易顛覆的。事實上，以如此經濟發展掛帥之功利實用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期待大學教育，在台灣社會裡，早已不是新聞。無論是一般老百姓或社會菁英（特別政府官員），我們所看到的，多的是持著這樣的意識形態來要脅著大學教育的發展。對此，我也不擬作任何進一步的評論，在此所要特別指陳而予以討論的毋寧地是，當大學教授扮演著所謂「教師」此一社會角色時，他是否具有著一個普遍要求的應然責任？若是，此一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為何？

在我的觀念裡，大學教授作為「教師」，確實是有這樣一個應然的責任要求的。簡單說，這就是中國唐代的韓愈在其著〈師說〉一文中所說的一句話：「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準此立論，大學教授的社會角色於是乎應當是雙重的。他們既是擔負著整個社會之文化象徵的創新與批判的任務，但是，同時也肩負有傳遞知識給（尤其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在此，為了方便討論，姑且讓我以「研究」一詞來稱呼前者，而以「教學」來概括後者。這也就是說，一個理想的大學教授是同時是肩負著研究與教學的任務，而這正是他們做為教師、但卻不同於中小學教師的地方。顯然的，如此一來，一個大學教授如何在研究與教學的雙重角色要求之間尋找到一個妥貼的平衡點，自然就成為關鍵的問題。固然這或許是任何一個大學教授自身必須（或至少可以）思考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這是大學自身、或乃至整個社會（或至少政府有關部門–如教育部、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等等）應當考慮的制度性課題。換句話說，期待一個大學教授同時在研究與教學上面均有著優異的表現，或以研究為重心來引導教學，在制度上會不會是一種「過分」的不當要求。

是的，我們並不排除可以找到在研究與教學上均有著「優異」表現的「天縱英才」型的教授，但是，畢竟，這是少數。無論就人格特質、聰明才智、意志能耐等等角度來說，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教授都只是與一般人一樣的平凡，或許，由於職業角色的關係，我們頂多只能要求他們比別人多用功一點，而資質上也比較優秀一些，但並無法祈求他們同時兼顧研究與教學而保持著優越的品質。現實來看，研究與教學就像魚和熊掌一般是不可能兼得的。

或許，正由於大家有著這樣的現實體認，在制度上區分所謂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於是乎，就被許多人認為是整個台灣高等教育體制勢在必行的發展趨勢。顯然的，在這樣的發展模式的指導下，少數幾個國立大學是被界定成為研究型大學的，而且，國家也確實可以種種行政機制來導引而予以貫徹執行著。但是，對於佔絕大多數的私立大學，平心而論，國家實際上是管不著的，只能讓高等教育的市場機制中那一隻「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整，或讓特殊學校之領導階層的特殊自我期許來導引了。

四、SSCI制度化對研究型大學之人文與社會學科發展的可能衝擊

談論到此，引出來的問題似乎比預期的還多，我當然是無法一一討論。在此，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與本次研討會主題有關的課題來表示一點個人的意見。簡單說，這個課題是：推動研究成果SSCI化（底下簡稱SSCI化），到底對整個台灣高等教育，特別是有關所謂之研究型大學的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教育功能，可能帶來怎樣的衝擊？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顯然的，這樣之SSCI化的制度，對絕大多數的大學（特別是這些年來新興的私立大學），在一大段時間內，是不會產生任何作用的，因為，對這些學校來說，他們若非把辦大學當成經營一般的企業一樣，為的只是賺錢，就是根本沒有以研究為重點的客觀條件，也未必有此意願。對他們，事實上，連把教學的部分辦好，就已經是大成問題了。假若這樣的認知是可以接受的話，那麼，討論的重點就得擺在所謂的研究型的重點大學了，而這也正是SSCI化衝擊最大的場域。

就歷史進程的發展軌跡來看，一個社會的經濟繁榮發展與政治朝向自由民主化，是使得大學的品質得以更形卓越的基本後盾條件。若是這樣的發展階段論可以接受的話，那麼，今天學術界對提升大學的品質、並進而追求卓越所作的努力，可以說才正在剛起步的階段當中。平心而論，在過去一大段的五、六十年間，以台灣大學做為一個領頭學府的例子，其整個學術的水準與教授們所付出的努力，無論就教學或研究而言，確實是可議的。其所以如此，自有諸多的特殊歷史、文化與社會條件作為後盾而使然的，我不擬多加論述。在此，我所關心而希望提出來與大家分享的毋寧地是，在此一有決心提升品質的初期階段裡，SSCI化對像台灣大學這樣一個被定位為研究型大學的「龍頭」重點學府裡頭的人文與社會學科，到底可能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在我的觀念裡，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知識所處理的，最終必然關涉到當地社會的文化（歷史）意義的，因此，無論就教學或研究來說，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學者是必須講究適當之「身心狀態」的薰陶和養成，也需要孕育敏感的歷史與文化性「感覺」觸角的，而且，這些必然是要以「在地化」的姿態來進行著。即使在今天這樣一個所謂「全球化」的結構形態儼然已成的情況之下，情形亦復如是的。換言之，在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經營過程中，我們基本上既無法超脫在地特殊時空的必要制約，更是難以如一些（甚至是絕大部分）理工科系的知識經營乃高度仰賴把自身之身心狀態抽離的客觀「實作」（最典型的例子是作實驗）來成就。相反的，整個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經營，乃要求人們把整個身心狀態收拾起來而以關注的方式投入，並且需得強調人們彼此之間具備有主體互通之感應的可能情況。因此，以上的說法其實傳遞了一條基本的訊息，即：無論就教學或乃至研究的角度來看，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知識都是需要以「論辯」做為基本形式，溝通不只是達致知識累積的條件，而且是會通其內涵的絕對優先底蘊成分。用句簡單而通俗的話來說，對一個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教授來說，若欲善體文化底蘊的意義，教學是促發自己的研究有所精進最有利的一種作為，更遑論教學本就是一個大學教授作育下一代的「天職」。準此，一旦SSCI化的制度予以貫徹，這意涵著四項現象極可能發生：

（1）固然，對某些的人文與社會學者，這個制度的運作並不會影響他們既有的學術作為，他們一樣地可以在研究與教學上有所成，但是，這畢竟是少數具備「天縱英才」資質者，才做得到。對絕大部分的學者，勢必多少是需要犧牲教學的品質與熱誠來換取成就研究成果的要求的。尤其，審視當前台灣之學子選擇就讀大學的文化，這樣之研究導向的大學發展趨勢，勢必使得一批聚集在頂尖大學的最優秀的未來社會菁英（指大學部的學生）得不到應有之高品質的知識訓練與人文薰陶。

（2）縱然教學還是被肯定著，但是，也極可能走向以個人特定的研究旨趣來引導教學內容的，而有產生僵固片面化、且與本地之現實脫節的情形之虞。對此，我必須作點說明。在上面我提過，在有關台灣之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學術發展這個議題上面，我個人是一個「務實主義者」。基本上，我接受，學習西方的知識乃是不可以避免的時代潮流，過去如此，今天如此，未來的一大段時間內亦復如此。但是，誠如我在前面提到過的，作為一個身處以西方文化為主調之世界體系的邊陲地帶的學者，當我們吸收西方的知識時，是不能忽略形塑整個西方知識體系的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史的背景，尤其，支撐整個知識體系背後的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而只是採取自然科學所慣用之（具實證性格的普遍性的）斷代橫剖（尤其次領域化）方式來進行知識的研究和傳遞的。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來，這恰恰是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最常見的實際操作方式。我認為，這樣的現象更可能因SSCI化的制度予以貫徹而愈形加劇。結果將會使得我們更緊密而一昧地向西方傾斜靠攏，如此一來，我們對西方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理解將更形片面化、技術化、僵固化，也愈缺乏反省與批判的能力，更遑論有所自我精進的契機。

（3）更嚴重的，將產生了已在理工科系普遍發現的一種「偏離」的教育現象，
即：學生（尤其研究生）被捲入整個學術研究成果的生產體制，成為教授從事論文生產時被「剝削」的工具。對學生而言，他們所祈求的，只是從中學習並累積一些從事學術生產所必要之儀式性的成規，更重要的是換取到將來在學術界謀求晉身所需要的社會資本。在這樣之知識生產模式的循環過程中，一代又一代地因循、迎合著這樣之SSCI化的生產邏輯而相互提攜與奧援，美其名是為了提升學術水準、進軍國際學術界，但是，事實上，只是在諸如揣摩美國學術界的時尚熱門研究議題與論文寫作的特定偏好形式等等的同一實作理路下，進行著毫無反省機會的慣性生產模式。沒錯，個人的產量是增加了，也在所謂的國際學術界上顯露一定的能見度，甚至擁有一定的知名度，然而，對我們的社會，尤其子子孫孫，或甚至只是對我們自身的學術傳統，到底有何意義，卻往往是無關緊要的。尤其，這無形中將使得原本已經向著美式知識經營體系傾斜之既有主流知識力量的霸權勢力有著加深的機會。

五、SSCI 與TSSCI制度化的相互加持–被扭曲之異化的功績主義

事實上，黃厚銘教授已經很清楚地指出，不管拿著已有的SSCI或藉著將建立的TSSCI來作為評鑑大學教授的成就品質，是一項嚴重的誤導作為。把原本只是用作為資料庫性質、且只具不完全之引述作用的指標當成評鑑之最核心指標，一開始就是「不科學」，也不合理，相當粗暴，更別說不免有拿著洋人的羽毛當令箭的嫌疑。環繞著這個問題的前前後後所衍生的議題，黃教授討論的已夠多了，我不擬再多加贅言，底下所將討論的，只是把焦點擺在SSCI與TSSCI化的制度所可能衍生的社會意義上面，而提出一些個人初步的看法。

撇開對教學的影響不談，依我個人的意見，強調SSCI化的生產理路與TSSCI化的制度理路，對整個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發展，具有著不同的基本意涵，底下，讓我對此從事簡單的闡述。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強調SSCI化的生產理路，乍看之下，極像台灣過去幾十年來所呈現之最典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出口導向」，但是，仔細一想，卻是具有著不同的意義，也產生不同的影響。其中，最為明顯的是，有能力條件、且願意依循著SSCI化的制度來進行知識生產的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學者，在整個台灣的學術人口中，終將會是極為少數的。因此，不同於台灣一向所展現之出口導向的經濟生產模式，這樣之出口導向的學術生產，至少在未來可見的一大段時間裡，基本上並不是為了類似賺取外匯或拓展貿易版圖的向外性的勢力擴展。它毋寧是一種希望透過向外求得中心學術體系的認定轉而向內取得正當之「主導權」的「認證」過程。因此，其意義是對內而非對外，因此，其所反映的基本上並不是向外拓展影響版圖的高度企圖心，多有的只是經由集體歷史經驗所累積的潛在自卑情結而引生出來的一種缺乏自信心的心理狀態。只是，這樣的心理狀態經常是為西方（特別美國）的學術是「客觀」地優於我們之認知性的「事實」所掩蓋。

顯而易見的，不管我們對其心理基礎做了怎樣的歷史性詮釋，其實都是不緊要的，因為，在居領導地位之學術行政單位極力推動以SSCI化來落實評鑑制度的情況下，這批具SSCI化能耐的少數「秀異」學者，不但奪得到絕大部分的榮譽與利益機會，而且，也終將順理成章地成為學術界中有權力決定且強化整個制度之走向的舉足輕重「領導」人物，他們說的話總是一言九鼎，深具影響力的。

如此以藉助著向中心學術體系（特指美國）靠攏的SSCI化方式來證成「提升學術水準」與「追求卓越」，被許多人認為是邁向所謂「國際化」的必要過程，縱然其中可能是有著一些必要的「惡」。然而，對我個人來說，這些必要的「惡」就可能帶來一些「非預期效果」，對整個人文與社會學科未來的發展將產生嚴重的影響，卻是不容輕忽的。其中，最值得關心的是，如果讓我們轉個角度來看，一旦SSCI化推到極端，「提升學術水準」與「追求卓越」做為努力的目標，其實只是一種自我定義與自我生產的必然結果，因為它早已是為這批具SSCI化能耐的少數「秀異」學者靠著制度化的體系自我界定、也自我証成了。尤其，在異議力量沒有足夠能量來匹敵對抗的一面倒情況下，SSCI化無異等於是企圖對學術界內部的自身進行一種價值「均質淨化」的「整肅」運動。說來，這是一種締造絕對霸業的努力工夫，絕對不是儒家所宣揚的王道作為。

對本質上不可能、也不應當規避在地文化與歷史意義問題的人文與社會學科來說，這樣企圖挾洋以自重之定於一尊的SSCI化霸業，對正處於起步發展階段、且體質脆弱而纖細的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來說，無疑的，在一開始，就把整個可能的多元發展（尤其具特殊文化與歷史個性）的生機給扼殺掉了，因為這批具SSCI化能耐之少數「秀異」學者的心態早已不自主地成為台灣的名產–香蕉，他們是外黃內白的。我所以作如是說的理由是，SSCI化具有著一股力道把人們（當然，尤其是這批具SSCI化能耐的少數「秀異」學者）在從事研究思考時推向一個方向去。簡單說，這個方向是：西方人（特別美國老大哥）所訂定、所喜好、所習慣的思考、認識與表達方式，潛移默化地確定了我們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對我們自己的文化與社會進行理解、認識和建構的工程。尤其，在這個被宣稱已是全球化的時代裡，原本只是具備著特定優勢地位的西方學術傳統，卻因其文化優勢長期來高居不下，而偷偷地被供奉成為具有普遍有效意涵的「真理」知識，它享有著普世的價值，也普遍地被我們當中許多的「秀異」學者崇拜著、「信仰」著。

就其基本內涵來說，TSSCI化是不同於SSCI化的，雖然二者總是相互輝映、也相互奧援著。基本上，TSSCI化與SSCI化有著導使學術界為其成員創立一種「啄食次序」(pecking order)的作用，就像在雞群中似乎總是訂有著誰可以先啄食、誰必須等到最後才有啄食的機會一般。而SSCI化不同於TSSCI化的，只是在於它特別是以「挾洋以自重」的形式來形塑學術聲譽與建立學術霸業「啄食次序」。就此一區隔條件來分殊，無疑的，作為評鑑的依據而言，SSCI化基本上是比 TSSCI化更具權威性、也更為學術領導者所看重的，別的不說，單就國際化的「崇高」理想目標來說，情形必然就得是如此了。因此，在強調評鑑指標化的制度運作下，SSCI化基本上是比TSSSCI化更高一等的。假若SSCI化是用來達成區分、篩選出極少數的「秀異」學者的功能（諸如決定有否條件獲得國科會的傑出獎、榮任講座教授或院士等等）之外，那麼，TSSCI化最主要的意義則是用來區辦這些剩下之「平凡」學者的學術表現的良寙，而於其中找出屬於「優等」範疇者，儘管未必是「秀異而傑出」。於是，SSCI化與TSSCI化既是可以區分開，但又是以階序的方式關聯在一齊，成為構作一個既分又合之霸權集團的制度性機制，而這也成為領導著整個學術發展的標竿，參與其中之學術遊戲有成者往往即成為許許多多後進者學習、跟隨與瞻仰的對象。

其實，在學術界中，存在有階序的格局，原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甚至可以說幾無例外的，關鍵是在於這樣的階序以怎樣的方式來表現的問題上面。簡單說，優質的階序可以砥礪、刺激後進，有助於讓學術界產生具正面意義的發展空間，尤其形塑學術傳統。但是，一旦整個學術領域是向著某一特定的思維模式、認知形態、方法論立場、或存有預設命題等等一面倒的傾斜的話，呈現的階序就不免有著產生絕對「統制」現象的疑慮，成為「整肅」異己或相互砍殺的工具。此時，其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功能，就不能不特別予以正視了。

在此最後時刻，我要特別再提醒的是：當我們輕率地拿著原是扮演「索引」功能的資料庫來當成評鑑的指標，而且甚至是最重要、乃至唯一的指標的時候，這除了表明著一種極不合理、也不負責任的草率而粗暴作為之外，其實，它也涉及了Weber所一再提示之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基本倫理問題了。這個倫理首先指向的是，作為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學者，我們應當以怎樣的態度來看待來自西方的「現代知識傳統」這樣的歷史產物。這是一個相當嚴肅、且牽涉複雜的問題，在此，我不擬從事任何任一步的闡述，而只是把這樣的議題拋出來，留給大家來討論。
縱然撇開倫理的問題不談，我敢在此大膽地預言說，以SSCI化挾持著TSSCI化來進行著評鑑的加碼作用，無疑地將加速了台灣人文社會學科界裡（至少隱形）霸權集團的形成、並且漸漸地予以固著化。尤其，這樣的霸權集團的形成帶來的是一種要求基本認知意識模式予以「均質淨化」，這對台灣人文與社學科界這樣一個從業人口原本就不夠大之學群的發展，在在都是不利的。

六、剩下的一些話

對發展剛處於起步階段的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這一切以SSCI化夾帶TSSCI化來進行所謂「提升學術水準、追求卓越與推動國際化」的制度設計，無疑地是一種近乎以揠苗助長方式來操作的急功好利作為。在我的認知裡，這充分地顯現著許多人所認為台灣人現實功利的淺薄心態，同時，也披露了台灣人長期處於文化劣勢地位、但卻又具有著力爭上游之強烈企圖心背後深藏的自卑情結。台灣人太習慣於接受「一切需要靠著洋人來裁奪，才可能評定出品質來」這樣的想法了。說來，這是在一個缺乏自信心的人身上常可看見的一種「長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現象，其實並不足為怪的。只是，一旦這樣的心理情結被予以制度化，問題就顯得特別地棘手，而這正是將發生在今天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現象。
在我的觀念裡，在剛起步發展的階段裡，理應讓不同的想法與說法可以充分發展，以培養相互激盪的創新契機。此時，在制度設計上，應當是擺在於營造足以讓多元化的聲音呈現的環境氛圍上面。然而，如今，我的學術領導者所提出來的卻是背道而馳，非得以一言堂化的作為，在這剛起步的時候，就訂下如此一般涇渭分明、弄得你死我活、且相互砍殺的競爭規矩，把整個可能更為開廣、更和諧、更具對話機會的發展空間給弄死了。我真的不明白？
來源

毛澤東與血吸蟲病（舊作）

2007-09-22T18:10:00.002+08:00

昨日授課，以毛澤東1958年的一首〈七律‧送瘟神〉開題，不想今天看到新聞報導，就在毛出身的湖南省，血吸蟲病仍然肆虐，疫情居大陸之冠。

1958年6月30日，毛讀到《人民日報》報導，江西省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非常高興，興奮得睡不著覺，「浮想聯翩，夜不能寐」，等到隔日清晨，「微風拂煦，旭日臨窗」的時刻，毛寫下了兩首詩，命名〈送瘟神〉，抄錄如下：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詩中的「瘟神」、「瘟君」象徵的就是血吸蟲病，毛澤東看到為害人民的血吸蟲病終於能夠有效防治，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心情的歡娛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從1958年到現在，血吸蟲病並未如同毛當時所樂觀想像的早早地被驅除。

血吸蟲是一種危害人畜的寄生蟲，以釘螺為中間宿主，其幼蟲侵入人體後便發生血吸蟲病。得此病剛開始時出現下痢，接著食慾減退，精神萎弱，四體消瘦，逐漸失去活動能力。到病情最嚴重時腹部鼓脹，死亡率很高。自古以來血吸蟲病就是中國一個難以對付的寄生蟲病。病情特別厲害的地方，甚至可以毀滅整個村莊，導致田野荒蕪。安徽省在中共建政初期，被血吸蟲病毀掉的村莊就有363個。

中共建政後自1956年大規模地展開消滅血吸病蟲的工作，而以江西省餘江縣拔得頭籌。在那個虛報浮誇的年代，餘江縣是否真的根本消滅了血吸蟲，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最近的報導來看，血吸蟲病仍然是一個讓人頭痛的問題。根據《湖南日報》2003年2月20日的報導，湖南省是全大陸血吸蟲病最嚴重的省份。釘螺面積達262萬畝，佔全大陸有螺面積的51%，血吸蟲病人21萬多人，佔全國血吸蟲病人數的25.7%。從這個報導提供的數據，我們可以推算全大陸血吸蟲病人至少有八十萬人以上。另外，根據安徽的《江淮晨報》2002年04月01日的報導，安徽省仍然有14個縣未能控制血吸蟲病的流行，直接受到威脅的人口有595萬。

血吸蟲病不是中國獨有，它流行於全球七十五個國家。血吸蟲病也不是只發生在農村，城市居民也會因為游泳、戲水而被感染。不過，此病還是在農村因為農業耕作而被感染為多。（寫於2003/2/21）

相關報導：

南斯拉夫經驗的適用性

2007-09-17T10:12:00.003+08:00

洪茂雄在2003年2月12日的《自由時報》「自由論壇」發表了〈南斯拉夫能變，中國也能變嗎？〉一文，拜讀之後擬就若干問題就教於洪教授。

洪文共分五段，前四段確見其對南斯拉夫歷史及中共黨史的熟悉度，但最後一段以今天的南斯拉夫來企盼明天的中國，則真的是一廂情願了。洪文最後一段原文如下：

　　可是，某些足以發人深省的「南斯拉夫經驗」，中共當局才真正要嚴肅面對。諸如其一，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國家前途，及時代潮流，無可抗拒；即使以武力恫嚇，一方面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另一方面無異自暴猙獰面目，很難以力服人；其二，記取內戰慘痛教訓，摒棄大塞爾維亞主義和「大一統」的舊思維，「和為貴」不強求蒙地內哥羅留在聯盟內，而尊重其選擇，來換取融入歐洲社會的「通道」，以跨入現代文明國家之林。南斯拉夫能順應時代潮流而「變」，中國也能願意朝向建構「中國和台灣國家共同體」，或「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這類理性文明模式來創造和平繁榮的環境，而演變嗎？

首先，中共在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國家發展過於落後，乃圖借鑑外國，尤其是共產陣營的經驗，這時他們找到了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作為學習的對象，當時即稱為「羅南模式」，並派人出訪考察。但是一九八九年起始的「蘇東波」使中共心生警惕，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發展已不再需要「羅南模式」，另一方面蘇聯的戈巴契夫政改效應，以及東歐的政局動盪或解體（尤其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都成為中共的負面教材，這時延續八九民運前即已鼓吹的「新權威主義」，中共找到了更適合的學習對象：新加坡。約在同時，正當舉世對中共武力鎮壓深表不滿而行經濟制裁之際，台商趁虛而入，把台灣經驗帶入了大陸，其對大陸發展的正面效應持續至今。

其次，南斯拉夫未解體之前，尤其在強人狄托統治時期，是一個極不自然的聯邦，正如周陽山近日（2月8日）在《中國時報》所寫的〈南斯拉夫分裂與終結〉文章中引用的一個口訣，說明了該聯邦族群與政情的複雜性：

一個聯邦（南斯拉夫）和一位領袖（狄托）；二種字母（拉丁字母與基里爾字母）；三種官方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斯洛文尼亞語、馬其頓語）；四種主要宗教（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五個主體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馬其頓、蒙特尼哥羅）；六個共和國（上述五族的共和國外另加波士尼亞─墨塞哥維那）；七個鄰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義大利、奧地利）；八個聯邦單位（除上述六共和國外，另加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與「伏尹伏丁那」兩自治省）。

由此可見，南斯拉夫的組成聯邦，是把好幾個差異甚大的族群強行結合起來的，一個南斯拉夫的存在，就十足說明了東歐尤其是巴爾幹半島的複雜性，「火藥庫」之稱不是隨便給的。強人狄托去世後，南斯拉夫的瓦解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但瓦解後的民族紛爭和血腥暴力，則也為世人所矚目。把南斯拉夫這樣複雜的國情和中國大陸相提並論，稍嫌簡單化了。

中共學過南斯拉夫，但那是從前，南斯拉夫的發展經驗在今天的中共當局來看，早已過時。如果還有南斯拉夫經驗，那只是一個不自然組成的國家崩潰的經驗。如果還要從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獨立的事實中借取經驗，這種經驗也只適用在血統差異明顯、人口數夠多、居住地集中、宗教和文化自成一格的地區。要由今天的南斯拉夫經驗來觀照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實在太困難也太牽強。

最後，在比較南斯拉夫和中國大陸時，還有四項因素應列入考慮：

一、中國文化的強大滲透力、浸染力（我想出來的詞，意謂你一旦接觸了中國文化，你就很容易受其感染，受其影響，甚至愛上它，或者雖恨它但又拔除不掉），甚至可以跨越國境，這是南斯拉夫沒有的。

二、中國有根深柢固的大一統思想，這也是南斯拉夫沒有的。

三、無論是冷戰時期或後冷戰時期，在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中，台灣由於地緣的關係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這種處境也與南斯拉夫或者剩下的「塞—門國家共同體」不同。

四、中共在鄧小平之後的集體領導模式，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合作但又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的模式。政治局常委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在重大事項尤其是「祖國統一大業」上頭「犯錯誤」，即使總書記也是一樣。換句話說，政治局常委中如果有誰想提前終結其政治生命，最快速的辦法就是倡議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

附記：台灣常有人誤以為中共領導人可以隨心所欲地作出重大決策。那麼他應該去看一看鄒讜寫的〈天安門：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載於鄒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版。（寫於2003/2/14）

千萬不要輕信

2007-09-11T10:26:00.002+08:00

曾經有學生在留言板上問我：「老師，您對大學生（不論科系）有些什麼期許？」我回答的第一句話就是：「要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另外，我也強調寫作或寫報告要有自己的創意，不要偷懶，東抄一句西抄一句。

我在上學期收到了數十份的學生報告，絕大多數都有不錯的成績，但是其中還是有一份報告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從大陸網站下載的資料。該報告的基調是從光明面去回顧中共歷史，其中不僅稱讚「一國兩制」，也對中共前途寄以厚望。如果不加說明，大概很難相信這份報告出自台灣一名大學生之手。

如果這份報告純粹因為偷懶，只是從網路下載然後直接打印出來，那麼涉及的就是抄襲。但很可能有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存在：學生對資訊（文字資料、電子資料、口頭傳播等等）的輕信。大家都知道，現今網路非常發達，資訊的取得很容易，但這並不意味著網路使用者的知識就一定同步增長。如果只是會上網找資料，但卻不懂得過濾、篩選所取得的資料，資料怎麼說就怎麼看，完全沒有自己的判斷，那麼使用網路的能力也還是不足，缺乏了更重要的組織與分析能力，不免可惜。

也許有人會認為，說不定這名學生本來就持有這種看法，難道不能在報告中真實表達意見嗎？問題是，這篇報告的論調太過於官腔官調，幾乎就等於中共官方的宣傳品，即使大陸的學者這樣落筆，有的也許習慣了維護中共威信，有的也可能是在學術仍未真正自由的環境下的無可奈何之舉。試問：在台灣觀察大陸問題和中共歷史，我們難道有什麼「非說好話不可」的政治框框嗎？從過去的反共八股到今天的客觀評論，發展方向是可喜的；但若從反共八股轉成對中共歌功頌德，則大可不必。

與此相似的例子是：我在一門課編講義中，附列了一名大陸年輕知識份子發表的一篇民族主義情緒很濃的文章（收入張建華主編，《中國面臨的緊要問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要學生讀完後寫心得。我的本意是讓學生從中瞭解大陸部份年輕知識份子的想法及思惟方式，理想的作答應該是客觀地評論。我在講義前言中特別引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劉吉為該書作序的一段文字：「有些見解幼稚些，片面些，乃至出現個別觀點錯誤……」以提醒學生，文章有其片面性。事實上，作者具有很強烈的排外心態，對麥當勞、肯德基等西式食物進入中國難以接受，也對中國人信洋教很不以為然，文中還特別舉出法國修女辦慈幼機構但卻虐待幼兒的自白。有的同學對此敘述存疑，但有的同學則完全接受了作者的舉證，並恍然大悟說過去以為教會是做好事的，現在才知道並非如此。每當看到後面一類的心得時，我總為這些學生捏一把冷汗，他們在廿一世紀，面對大量充斥的資訊，究竟要如何知所擇取而不致被資訊之海淹沒呢？（2002.07.17.初稿，2003.02.24.修訂）

日本也曾有「整風運動」！

2007-09-10T16:34:00.003+08:00

《亞洲週刊》2002年2月3日第5期，報導日本有一部描寫七十年代左翼恐怖組織「聯合赤軍」的新片《光雨》，其中說到「聯合赤軍」成員在警方搜捕下逃入深山，並由兩名最高領導人發起了「整風運動」：

兩名最高領導人發起整風運動，要自幼接受「反革命教育」的戰士，在短時間內「完成革命化」。他們開整風會，要求人人坦白交代，結果開車技術不熟練、愛梳妝打扮、與男友分手前有一夜情，乃至對領導態度不夠恭敬等，都成了「反革命」和「投降主義」的罪狀。

在領導人的命令下，革命動機不純的戰士受到同志「幫教」。所謂「幫教」，就是被自己的同志輪番毆打，然後雙手反綁，扔到冰天雪地裡活活凍死。對每一名死去的「反革命」，領導者的嘴唇裡會冷冷蹦出幾個字﹕「經受不了考驗的投降主義者﹗」而凡是不忍下手「幫教」者，立即被指為新的反革命分子，遭到同樣的凌虐。在這種「不去殺人，就是被殺」的恐怖氣氛中，屠殺步步升級，從群毆發展到輪番錐刺，最後連孕婦和胎兒也未能倖免於難。

在這場肅清反革命和叛徒的「運動」裡，三十多名成員的聯合赤軍中竟有十四人遭殘殺。
從這篇報導中得知，「聯合赤軍」是由當時左翼學生精英中的過激派所組成，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大都出身富裕階層並且受過良好教育，這點倒和「蓋達」組織成員有點相似。這群學生充滿了理想，但現實的日本社會乃至全世界和他們的理想差距實在太大，為了改變現狀，於是選擇了暴力革命的途徑。他們做過最聳動世界的事，大概就是1972年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亂槍掃射，打死了26名無辜的旅客。
讓我驚訝的是，「聯合赤軍」竟然也發動「整風運動」，那種經歷革命挫折之後，為了純化組織而採取的整肅同志的手段和中共當年的延安整風何其相像；那種「立場論」發展到最高點人人必須過關的殘酷，又讓人聯想到中共在運動中慣有的作風，實在令人不寒而慄；而一些「資產階級的腐朽作風」之成為反革命罪狀，則又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潮何其類似。
我對「聯合赤軍」的歷史是很陌生的，但從其成立的時間推斷，他們對於中共革命的歷史經驗應該是熟悉的，他們所處的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那種烏托邦清教徒式的革命內容也多多少少植入他們心中。所以，「聯合赤軍」的這場慘烈的「整風運動」會讓人覺得似曾相識，也就不足為奇了。只不過，「幫教」形式前所未聞，可說是「具有日本特色的整風運動」了。（原寫於2002.02.20.）

不討飯就是懶惰

2007-09-07T09:47:00.001+08:00

讀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2000），啟發很多，是今年暑假讀書收穫最大的一本。以下是作者實地調查發現的一件事：

一般觀念裏，除非四肢殘缺或老弱乏人照顧，討飯的行為才被眾人所諒解；相反地，如果四體健全又年富力壯卻去行乞，多半為人所不齒。但是，在廣大的中國大陸內地，卻有不討飯就是懶惰的看法。這發生在河南省的某個鄉，因為物產不豐，經濟落後，農民貧窮，因此在農閒時必須出外討飯，否則會被鄉民視為懶漢、「二流子」，故農閒時出外要飯乃成為慣例。在農村耕地不足或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農閒時期又無消耗勞動力的處所，以出外討飯來增加收入，看來也是合理的。不過，近幾年這個鄉的領導成功地透過技術的改良，把這個鄉變成豫東的花生重要生產基地，從而帶動了農村經濟的起飛，鄉民再也沒有必要出外討飯了。(原寫於2001.08.20.)

念天地之悠悠

2007-09-05T09:41:00.001+08:00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在人生學習的這條路上，永無盡頭；中國大陸研究領域自無例外。

我在1982年考上東亞研究所，進入這個領域不覺已快要二十年。其間興趣數度轉移，蜻蜓點水般地從馬克思主義到東歐研究，再到法蘭克福學派，最後才回到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域來，並確定以中共黨史作為研究重心。這其中的甘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有人說，研究大陸問題是「越懂，越不懂」，這句話只有在這個領域浸淫一段時日的人才能領會。不管是廣泛的中國大陸研究或是中共黨史的鑽研，都讓人產生摸不到底的焦慮。跟外行人比，我懂的自然已不少，但捫心自問，我真的懂了嗎？我真的瞭解中國大陸嗎？這就實在沒有多少自信了。中國大陸實在太大了，複雜而多樣。有位常到大陸旅行的同行說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話：「你說的是哪一個中國？」真的，我們在談的究竟是城市的中國還是鄉村的中國？是沿海的中國還是內地的中國？是北京的中國還是上海的中國？

其次，中共建政雖僅五十年餘，但若要從歷史的角度瞭解今日中國，卻至少要從晚清開始，而若從1840年算起，就有160餘年，這一長段的歷史恰是中國最為紛亂、複雜而難解的。再次，當今由於網際網路的便利，許多資訊垂手可得，資訊並不等於知識，但身為此領域中人卻不能不追趕著大陸現況的發展。最後，研究問題必須藉重學術理論，然而我們東施效顰借用而來的西方理論，究竟能貼近中國現實到達何等的程度呢？每想到這裏，不免感嘆，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究竟要怎麼樣才能有相當的把握說我們已經掌握了自己研究的這一塊領域，才能信心滿滿地說：我們已經瞭解了中國大陸？（原寫於2001.08.02.，重發時沒有更改原來時間的計算）

談談標點符號

2007-08-31T09:08:00.001+08:00

»»»不要輕視標點符號的使用

中國原來沒有標點符號，古時候讀書要先斷句，但是沒有標點符號的文章由不同的人去斷句，就可能出現不一樣的解讀。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個短句可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可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斷句方式不一樣，詮釋差異就很大。另外，大家很熟悉的「落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也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落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和「落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

由於依靠斷句讀書並不科學，太依賴老師的傳授了，學生難有自主閱讀的能力，而後來的讀者也很容易誤解原作者的本意。如果中國古時候就使用標點符號，我們何苦到今天還在為孔子的一句話爭辯不休呢？因此，近代中國的有識之士才參考西方做法，依照中國習慣製定了今天我們所見的標點符號。可以說，標點符號是為了更精確地表達意思，而忽略標點符號的正確用法，也就辜負了前人的苦心。本來台灣從小學起就教了標點符號的用法，但是大學生為了方便抄筆記，普遍地用頓號或逗號來斷句，這樣的方式本無不可，不過是抄筆記嘛！即使是期中考和期末考回答申論題，大概也沒有老師會斤斤計較於有限時間下作答卷子中的標點符號用得對不對。但是久而久之，卻使一些大學生失去了使用標點符號的能力，這實在是始料未及之事。

»»»標點符號與呼吸

標點符號不僅和文義有關，而且也和呼吸有關，用來表示句子裏的各個詞停頓時間的長短。寫文章一定要考慮到讀者，節奏感很重要。善用標點符號，可以讓說話人（作者）精確地控制文章的節奏。一般來講，句子不要太長，免得讓讀者喘不過氣來；段落也不要太長，免得讀者看得不耐煩。當然，例外情況是有的，端視作者個人的考量，尤其在文學作品中，故意用一連串的頓號來表現口白的急促感，或整段不加標點符號來表現意識流轉的不停頓，都是寫作的靈活運用。但是，論文寫作是不適合這樣做的。總之，寫作就是表達，就是溝通，心中必須要有讀者。

若依照停頓時間長短為序，最短的是頓號「、」，長一點的是逗號「，」，再來分別是分號「；」、冒號「：」、句號「。」；比句號「。」停頓得更長的是另起一段。有關的討論請參考思果，〈標點符號有學問〉，《明報月刊》，1999年3月號，頁76。

»»»不要使用標新立異的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的使用有一定的規範和習慣，在台灣出版的國語字典中一般都附有「標點符號用法表」，最好參考一下，不要連單引號和雙引號的用法都分不清，也不要標新立異地拿【　】當作引號。另外，標點符號和視覺有關，太過醒目的標點符號使用時要小心。曾看過有人不用括號的（註一）、（註二）而使用【註一】、【註二】，由於太過醒目，讀起這樣的文章很難把焦點放在本文，反而看到滿篇的【　】……【　】……【　】……。當然，現在大家多半已經使用MicrosoftWord來處理文書，很少會拿這些符號標記註釋，但是在網路上為了節省檔案空間，還是有可能使用括弧式的註釋標記，用時宜注意。

»»»海峽兩岸的引號不一樣

一般人可能不會留意到海峽兩岸的引號不一樣，台灣用「　」，大陸用”　”。有時可以看到兩種引號出現在同一篇文章中，其實不妥當，最好還是依照台灣的習慣，一律使用「　」，千萬不要在一篇文章中摻雜著使用兩種引號。當然，要改用”　”也沒什麼不可以，但最好全文一致。

關於註釋的幾個原則

2007-08-31T08:57:00.001+08:00

»»»關於轉引

轉引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才使用，只要能力範圍內能找到的原書原文，都應直接引用。像《毛澤東選集》或《鄧小平文選》這類的書，都是很容易找到的書，絕不應該使用轉引。能查到的資料不要用轉引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我們不能輕易相信他者的引用，他者在引用資料時有可能打字錯誤、摘節不當，甚至扭曲原意，這種情形其實常發生。總之，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不要太相信所有印刷出來的文字。

»»»註釋標記的位置

註釋標記的位置應在所引資料之後，特別是引用條列式文句時更要注意。註釋標記一般應放在標點符號之後，但有例外情形。放在標點符號之後的用意是表示前面一句所說，乃是源自於（或參見）這個註釋所註明的出處；但是如果是針對某個人名、地名或術語，則其註釋標記應緊跟在該名詞或術語之後，在此情況下，註釋標記就會在標點符號之前或文句中的任何一個位置。

»»»博、碩士論文參考書目的寫法

博、碩士論文若已出版，其位階相當於書，寫法同書名；若未出版，則其位階相當於期刊論文，寫法仿照期刊論文，但有一些不同，請參見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頁281。

»»»能不能引用上課筆記？

有時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註釋：「見XX老師XX課上課筆記。」更仔細的還會註明上課的日期。這樣的註釋方式是會鬧笑話的，因為：你如何向讀者證明你是如實地記下了老師所講授的內容？你又如何證明從老師口中傳送出來的訊息百分之百地、中間不受任何扭曲地到達了你的耳中、進入你的腦海？縱使你克服了上述兩方面的可能障礙，你又如何證明在你個人的知識背景和個人主觀認知下，不會誤解老師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換句話說，你對老師話語的詮釋是正確的嗎？我們在引用書面資料時都已經有可能誤解作者的原意，口頭講述記錄下來的筆記，這方面的問題只會更加嚴重。總之，註釋的功用之一是讓讀者去查證，「見XX老師XX課上課筆記」要如何查證？究竟要查證哪位同學的筆記？

»»»避免使用「同註XX」

論文或學期報告的撰寫，應該考慮到讀者閱讀上的便利。第二次引用的資料，可以採取簡略寫法，即只注出作者及書名或篇名，省略出版項（包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者注出作者，而以「前揭書（文）」代替書名或篇名。如果使用「同註XX」，記憶力不是太強的讀者，就要回過頭去尋找究竟作者是誰，寫的什麼文章；如果註釋很多，讀者往回尋找的功夫就越大。我還看過在「註20」告訴我「同註3」，到了「註35」又告訴我「同註20」，這樣的寫法讀起來就更累人了。另一方面，這樣的寫法對於撰者也很不方便，使用自動調整註腳編號的文書處理軟體時，如果註釋有增刪，「同註XX」的編號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此時原本自動化的編號動作就必須加上手動的更正了，粗心的撰者甚至還會忽略更正，那就亂得很了。至於像香港《二十一世紀》那種把幾個相同出處的註釋集中成為一條，是出版刊物節省篇幅的一種特殊體例，並不適合撰者使用。

學術論文引文的寫法

2007-08-29T08:57:00.001+08:00

短的引文如下例。段落式引文（block quotation）應另起一段縮排、變換字體，或字體不變但縮小字體，以與本文區別，但不加引號，除非原文即有引號。要注意的是，本文和引文有主從的關係，本文（就是作者講的話）為主，引文為從（被作者拉來作證的證人）；常見有人把引文字體加粗，變得很醒目，跟本文相比，更吸引讀者的眼光，那是喧賓奪主。

段落式引文左邊要縮排三個中文字，若引文在原文中為段首，則首句需再多縮排兩個中文字。有時為了強調或比較，較短的引文也可用此法。至於多長的引文必須用此法，則似乎無絕對標準，在 Kate L. Turabian 的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中規定為八行或以上，但八行在中文裏看起來實在太長，個人以為應以四行為度（朱浤源主編的《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頁284 談到引文的字體與縮排，但沒有談到引文長度的問題）。或者衡量的標準在於你要不要強調它，要不要對它作分析，是不是經典性的文字；若是，那麼就可以用 "block quotation"。至於放在本文中加引號的引文則不宜變換字體。

»»»短引文例：

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說，十年以後，中國大陸會有強大的農業和工業，成為一個富足的國家。「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現在有人就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多年。」

»»»長引文例：（限於本人對網頁語法不夠熟練，以下範例中的引文僅正確顯示了字體，但縮排的字數並不符合上述體例）

為了人民公社化的問題，毛澤東甚至還要「向世界宣戰」。毛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給吳冷西、陳伯達、胡喬木的信中云：

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不明真象抱著懷疑態度的人們，對於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起見，必須向這一切人作戰，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的威風。……此信你們看後……交〔楊〕尚昆同志立即用電報發給各省、地、縣三級及新華社、人民日報指定從事此項工作的記者們，使他們知道我的意向，即為此問題要向世界宣戰。

毛這封信中針對著國內外反對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人，並且極為密切注意著世界的輿論，尤以美、蘇為焦點。此信中還提到要藉著俄國革命初期所辦公社的材料以「破蘇聯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

關於論文寫作格式

2007-08-27T09:24:00.000+08:00

這個序列是有感於寫論文的人很多，但寫作論文的格式卻不必然被嚴謹地遵守。關於學術論文的寫作規範，西方著作很多，台灣的相關著作也不少（詳下文）。因此，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在這裏從頭到尾詳細地談這個問題。我採取的是「隨見隨寫」的打游擊方式，就我日常所見的有關錯誤或格式不盡妥善之處，提出一己之見，供有心的網友參考。

　　關於學術論文的寫作規範，在此推荐中文、英文書各乙本。英文方面，網友可以參考 Kate L. Turabian,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6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大約十多年前，台灣曾翻印了這本書的第五版（1982年版）。由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這本寫作手冊，第一版是在1937 年出版，至1996 年已歷時 60 年，距今（2007）則已超過70 年。其實第六版不是圖蕾邊自己編寫的（因她已於 1987 年過世），而是葛羅斯曼 (John Grossman) 和班奈特(Alice Bennett) 兩人的續貂之作。至於中文書方面，可參考朱浤源主編的《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