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90周年：黨國認同的宣傳教育與穩坐江山之道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月刊第9卷第7期（2011.7），頁7-12。］

　　觀察中共建黨90周年，可以有多種角度，本文關注三個問題：一、以十年為一時間跨度進行跳躍式回顧，第九個10周年有何特別？二、官方尋求民眾支持的是什麼樣的認同？三、此種認同是否有助於中共持續統治？

一、第九個十周年

　　眾所周知，中共創黨於1921年，那麼中共是什麼時候才開始有黨慶的？中共建黨10周年的時候，中央蘇區正受到國軍圍剿，上海的中共中央與地方實力派還在爭論要走城市革命還是農村革命路線，根本無暇顧及黨慶。沒有黨慶的另外一層原因，是這個時期中共革命俄國化的影響還很深。根據曾在延安擔任抗大圖書館館長的司馬璐回憶，直至1937-38年，中共仍然沒有自己的黨慶，而以蘇聯國慶為黨慶。這種情況1941年有了改變，當毛澤東正在準備翌年即將開始的延安整風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籌備中共成立20周年紀念活動，不料中共上下竟無一人能夠確定一大開會的具體時間，最後由毛澤東拍板，黨慶定為7月1日。1978年司馬璐透過蘇聯友人查閱共產國際檔案，才獲知開會的確實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到了1980年，《人民日報》才接受了7月23日中共建黨的說法。然而，將黨慶定在7月1日，則將錯就錯，繼續沿用至今。

〔轉載〕廿年大學之殤——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

張鳴此文發表於2010年10月21日，討論的是1990年至2010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改革」與墮落。我將此文轉貼在這裏，供關心台灣高教發展的人對照參考。

由於中國大陸的歷史經驗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與台灣不同，我們在閱讀針砭彼岸高教的文章時，本來就不應該以去脈絡化的方式簡單類比；但是，正因為兩岸體制本來不同，可是在高教發展的某些思惟與作法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更應引起吾人關注。

張鳴文章，特別是前半部所批評者，凡是跟台灣相似的地方，或者台灣雖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但若照目前方向繼續走下去，也很可能愈來愈相像的地方，我都按照個人的理解，加了底線。

請注意，我講的是相似、相像，而不是相同。譬如，文中提到90年代後期，PRC高教當局以（一）投入大量金錢，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即台灣的「頂尖大學」——，並且（二）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這些錢，同時（三）實行產業化的方式，來改革大學，使得黨和行政得到強化。台灣的頂大計畫＋五年五百億的做法與此相似，也因此加強了行政，但是台灣不會有哪個黨會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其對教育的控制。另外，中國大陸的高校主要是國有制，私立大學不僅數目有限而且被限制在職業教育方面，此點與台灣很不一樣，所以中國大陸高教改革後，大學行政化與大學產業化的現象，比起台灣，會更加地嚴重。

為什麼兩岸體制差異那麼大，百餘年來基本上是各自發展，近二十年來卻在高教的思惟與作法上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我注意到的關鍵是：與世界接軌、國際化、競爭力、美國是尚、SSCI、相信金錢萬能、大學行政化等，也許，這就是癥結所在。

［轉載］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頂尖大學

廖元豪的這篇文章，讀一遍，心痛一次，再讀一遍，心再痛一次。他就在政大任教，最熟悉的正是政大的學術氛圍，所以我讀來感受也特別地深。

原載《天下雜誌》 448期（ 2010/06）
文：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從我是個中學生起，就對「大學」與「大學教授」有很高的憧憬。印象裡，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對話，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許多充滿智慧的腦袋，不需要亟亟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挑戰既有的價值。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旅美小簡》提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創立的宗旨，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平安吃飯的地方」。這種「爭千秋不爭一時」的氣氛，深深吸引著我。

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

當心簡繁轉換造成的錯字

大陸小說家劉震雲的小說《我叫劉躍進》（台北：九歌），有段文字很怪異：

劉躍進一愣，沒想到剛剛見面，兒子就反客為主。這本是劉躍進的住處，兒子卻問他去住哪裏，分明是要把他趕出來；另一個讓劉躍進生氣的地方，把劉躍進趕走，說他倆住這兒，分明是住在一起；這哪裏是搞物件，分明是胡搞。（頁166-167）

過去看張藝謀導演的《我的父親母親》，接近片尾處，老母親對著尚未婚娶的獨子一番叮嚀，要他「搞個對象」，意思是找個結婚對象，但這個講法，實在讓台灣觀眾很不習慣。怎麼現在不止是「搞對象」，還「搞起物件」來了？「對象」至少還能是個人，「物件」無論如何不會是人。奇怪，怎麼會有這種用法呢？

不極端的雲南？——我曾經有過的錯覺

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感言（之二）

今年是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我在政大任教也已滿二十年，在東亞所教書則邁入第十三年。對於所慶，我想得比較多的還是教學，就以老師的角度談談對在學學生的期望。

我在大學教書前，沒有修過教育學分。這是壞事，也是好事。壞的是：沒有學過教育學分，不知道教學的技巧，不知道怎樣設計出較好的課程，要靠自己摸索；好的是，沒有教育理論的束縛，可以自由發揮。毛澤東沒有唸過軍校，但卻很懂得戰爭，他說：「從戰爭學習戰爭」。我是在教書中學習教書。所謂「教學」，教學教學，其實是邊教邊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這是《禮記‧學記》上的一段話。「困」是什麼意思？，木在一個框框中，無法突破；「困」也是一種不足，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虛心，精益求精。然而，一定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嗎？未必，也可能是「學然後以為很懂，教然後以為自己是權威，天下無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