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廿年大學之殤——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

張鳴此文發表於2010年10月21日，討論的是1990年至2010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改革」與墮落。我將此文轉貼在這裏，供關心台灣高教發展的人對照參考。

由於中國大陸的歷史經驗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與台灣不同，我們在閱讀針砭彼岸高教的文章時，本來就不應該以去脈絡化的方式簡單類比；但是，正因為兩岸體制本來不同，可是在高教發展的某些思惟與作法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更應引起吾人關注。

張鳴文章，特別是前半部所批評者，凡是跟台灣相似的地方，或者台灣雖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但若照目前方向繼續走下去，也很可能愈來愈相像的地方，我都按照個人的理解，加了底線。

請注意，我講的是相似、相像，而不是相同。譬如，文中提到90年代後期，PRC高教當局以（一）投入大量金錢，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即台灣的「頂尖大學」——，並且（二）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這些錢，同時（三）實行產業化的方式，來改革大學，使得黨和行政得到強化。台灣的頂大計畫＋五年五百億的做法與此相似，也因此加強了行政，但是台灣不會有哪個黨會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其對教育的控制。另外，中國大陸的高校主要是國有制，私立大學不僅數目有限而且被限制在職業教育方面，此點與台灣很不一樣，所以中國大陸高教改革後，大學行政化與大學產業化的現象，比起台灣，會更加地嚴重。

為什麼兩岸體制差異那麼大，百餘年來基本上是各自發展，近二十年來卻在高教的思惟與作法上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我注意到的關鍵是：與世界接軌、國際化、競爭力、美國是尚、SSCI、相信金錢萬能、大學行政化等，也許，這就是癥結所在。

［轉載］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頂尖大學

廖元豪的這篇文章，讀一遍，心痛一次，再讀一遍，心再痛一次。他就在政大任教，最熟悉的正是政大的學術氛圍，所以我讀來感受也特別地深。

原載《天下雜誌》 448期（ 2010/06）
文：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從我是個中學生起，就對「大學」與「大學教授」有很高的憧憬。印象裡，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對話，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許多充滿智慧的腦袋，不需要亟亟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挑戰既有的價值。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旅美小簡》提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創立的宗旨，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平安吃飯的地方」。這種「爭千秋不爭一時」的氣氛，深深吸引著我。

大學能這樣管理嗎？——中國個案

　　最近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有學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了老師，而公安局也已立案。事情的發生令人有時空倒錯的感覺，怎麼改革開放了三十年，過去「檢舉、揭發」的老把戲，還存在國立大學中？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反革命罪」早已廢除，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怎麼還能以此告狀？

　　除了學生以政治罪名告老師，大學老師竟然也要安排「細作」：「......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裡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裡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匯報......」（張鳴語）

　　以下是張鳴談論此事的文章：

［轉載］體現在大學教師身上的官僚金字塔

這是一名中國大陸大學教師對於中國新教師分級制的看法。由於海峽兩岸在全球化的當代，面對著許多相同的問題，不自覺地有著同步因應的方式。就大學的發展而言，兩岸不僅有著相同的追求目標及話語（國際競爭力、世界一流、頂尖大學），而且也有著相近的方法（教改、評鑑制、強調論文發表量、研究評鑑的量化標準SSCI／TSSCI／CSSCI、教師分級），對照起來，一種荒謬的趣味就出來了。

我所在的學校，在2007年也煞有介事地做了一個「教師彈性薪資意見調查」，雖然回收率僅為33.8%，主事者也仍把它與「一般」的自填式問卷回收率相比，並不在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對於跟自己薪資息息相關的重要問卷，竟有高達六成六的大學教師不填答？

時勢所趨，張鳴文章所講的做得稍嫌誇張的大陸經驗，也許不久就會在台灣被複製。

［轉載］學者典型：陳旭麓、王元化、張灝

人物評價殊不易。許紀霖先生在訪談中所推崇的三位老師，我們雖然沒有機會交往，但至少可以從訪談內容獲得一種可稱為「典型」的東西。文中有很多話講得很好，我一一劃了線，其中這一段話就值得反覆閱讀思索：「書生氣這個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抵抗住很多誘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被誇大，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頭腦的理性，甚至會起到與本意相反的破壞性作用。」

原題：我的三位老師
許紀霖 口述；李翔 整理
原載《生活》雜誌2006年9月號
[連結]

［轉載］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文：王汎森 院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花研橋語》第八期 2005/12/25出刊
[原始連結]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轉載］十月革命的真相

文：金雁 [連結1][連結2]
我們都是十月革命的後代，這場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發生的革命已經過去90週年了，但是至今沒有令人滿意的對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詮釋體系。
當今俄羅斯人已不再接受蘇聯時期統一口徑的意識形態話語。他們知道以前那套史學觀是按照左右歷史、駕馭歷史、改造歷史和按照統一的口徑教誨民眾原則設計的，當時的提法是，歷史科學的作用是「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而中國人的認知來源，基本來自於先有斯大林的結論而後填充史料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導的十月革命20週年獻禮片《列寧在十月》。

［轉載］李銳就十七大致函胡錦濤﹕關于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

錦濤同志並常委諸同志﹕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于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轉載］再哀大學以及一些期待與建議——當前高教學術評鑒的病症與解咒的可能

文：顏昆陽（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二００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聯副發表〈哀大學〉，為台灣近些年高等教育的種種病症致哀。到現在，我撰寫這篇引言稿時，高等教育的境況，並沒有什麼改善，讓我不得不再次致哀；然而往積極方面去想，也應該提出一些期待與建議。

一九七五年起，源自美國的大學評鑒，被引進國內，教育部陸陸續續不定期實施以學院、系所類別為主的學門評鑒。一九九三年，「大學法」通過，第二章第四條賦予教育部評鑒大學的權責。一九九七年，教育部即依法試辦全面性的大學綜合評鑒，計劃手冊中明指評鑒目的為協助各大學確立其發展方向與重點，提升其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校務行政等水準，增進其辦學績效。

［轉載］葉啟政退休感言〈臨別的告白〉

〈臨別的告白〉　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 [link]
人生的旅途中，有著許多的偶然，有的偶然是純粹的機遇，一過，就雲消霧散，消失無縱，人們也遺忘掉了。然而，有的偶然卻是一種機緣，留住，甚至影響左右著人們的一輩子。三十年前到這個學系任職，就是這樣的一種機緣在偶然之間促成的。這既不是我原先規劃的，更不是我以高度的意志努力爭取來的，純然是在因緣際會的安排下順著情勢進來，況且，當時幾乎已決定遠赴新加坡大學任教了。

［轉載］黃厚銘老師寫給同學的一封信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厚銘

同學們，

我離開台灣、來倫敦進修的生活，已經漸漸步入尾聲了。過去這段日子，不再需要忙碌於教學、研究，也使得我有機會抽離地看待過去幾年在學校裡的所見所聞。但距離越遠，卻也讓我越加焦慮於系上、學校、乃至於台灣學術體制短視地追求效率及實證主義獨霸的走向。身為大學時期追隨流行而轉入社會學領域的我，我很清楚兼容並蓄、百花爭鳴的開放態度、以及理論思考的魅力，才是當時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式學科背景的人帶槍投靠、並在校園裡帶動風潮的原因。而今，越來越建置化的台灣社會學主流，卻寧可將這樣的學術地位拱手讓給在他們眼中不夠嚴謹、紮實的文化研究。但相對於對現有學術體制走向的疑慮，其實我更焦慮的是，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我在你們身上越來越看不到理想性，這讓我對未來感到悲觀。但我並不絕望，所以我決定動筆寫這封信。我所要說的是，其實社會學、乃至於政大社會學系在校園裡、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不只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轉載］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

文：葉啟政

一、前言

美國文化史家Jacques Barzun在其著《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一書中曾經指出，在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其他各國都心悅誠服地自居化外之民，奉義大利為文化正朔。「這種心態其實並不是一種平衡的價值判斷，而是有一種汲汲鑽營者嫌棄自己出身，卻赴外取經，以養成正確高尚品味、言行的味道」(頁129)。我個人認為，把這段話運用在我們的學術界，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可以說是相當地傳神，也甚為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