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90周年：黨國認同的宣傳教育與穩坐江山之道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月刊第9卷第7期（2011.7），頁7-12。］

　　觀察中共建黨90周年，可以有多種角度，本文關注三個問題：一、以十年為一時間跨度進行跳躍式回顧，第九個10周年有何特別？二、官方尋求民眾支持的是什麼樣的認同？三、此種認同是否有助於中共持續統治？

一、第九個十周年

　　眾所周知，中共創黨於1921年，那麼中共是什麼時候才開始有黨慶的？中共建黨10周年的時候，中央蘇區正受到國軍圍剿，上海的中共中央與地方實力派還在爭論要走城市革命還是農村革命路線，根本無暇顧及黨慶。沒有黨慶的另外一層原因，是這個時期中共革命俄國化的影響還很深。根據曾在延安擔任抗大圖書館館長的司馬璐回憶，直至1937-38年，中共仍然沒有自己的黨慶，而以蘇聯國慶為黨慶。這種情況1941年有了改變，當毛澤東正在準備翌年即將開始的延安整風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籌備中共成立20周年紀念活動，不料中共上下竟無一人能夠確定一大開會的具體時間，最後由毛澤東拍板，黨慶定為7月1日。1978年司馬璐透過蘇聯友人查閱共產國際檔案，才獲知開會的確實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到了1980年，《人民日報》才接受了7月23日中共建黨的說法。然而，將黨慶定在7月1日，則將錯就錯，繼續沿用至今。

當心簡繁轉換造成的錯字

大陸小說家劉震雲的小說《我叫劉躍進》（台北：九歌），有段文字很怪異：

劉躍進一愣，沒想到剛剛見面，兒子就反客為主。這本是劉躍進的住處，兒子卻問他去住哪裏，分明是要把他趕出來；另一個讓劉躍進生氣的地方，把劉躍進趕走，說他倆住這兒，分明是住在一起；這哪裏是搞物件，分明是胡搞。（頁166-167）

過去看張藝謀導演的《我的父親母親》，接近片尾處，老母親對著尚未婚娶的獨子一番叮嚀，要他「搞個對象」，意思是找個結婚對象，但這個講法，實在讓台灣觀眾很不習慣。怎麼現在不止是「搞對象」，還「搞起物件」來了？「對象」至少還能是個人，「物件」無論如何不會是人。奇怪，怎麼會有這種用法呢？

不極端的雲南？——我曾經有過的錯覺

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轉載］李銳就十七大致函胡錦濤﹕關于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

錦濤同志並常委諸同志﹕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于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毛澤東與血吸蟲病（舊作）

昨日授課，以毛澤東1958年的一首〈七律‧送瘟神〉開題，不想今天看到新聞報導，就在毛出身的湖南省，血吸蟲病仍然肆虐，疫情居大陸之冠。

1958年6月30日，毛讀到《人民日報》報導，江西省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非常高興，興奮得睡不著覺，「浮想聯翩，夜不能寐」，等到隔日清晨，「微風拂煦，旭日臨窗」的時刻，毛寫下了兩首詩，命名〈送瘟神〉，抄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