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

不極端的雲南？——我曾經有過的錯覺

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感言（之二）

今年是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我在政大任教也已滿二十年，在東亞所教書則邁入第十三年。對於所慶，我想得比較多的還是教學，就以老師的角度談談對在學學生的期望。

我在大學教書前，沒有修過教育學分。這是壞事，也是好事。壞的是：沒有學過教育學分，不知道教學的技巧，不知道怎樣設計出較好的課程，要靠自己摸索；好的是，沒有教育理論的束縛，可以自由發揮。毛澤東沒有唸過軍校，但卻很懂得戰爭，他說：「從戰爭學習戰爭」。我是在教書中學習教書。所謂「教學」，教學教學，其實是邊教邊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這是《禮記‧學記》上的一段話。「困」是什麼意思？，木在一個框框中，無法突破；「困」也是一種不足，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虛心，精益求精。然而，一定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嗎？未必，也可能是「學然後以為很懂，教然後以為自己是權威，天下無敵。」

最後的答案（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感言）

去年東亞所卅九周年所慶，應要求寫了一篇短文。今年四十周年所慶，還要一篇感言，限500字，就借茶花樹，做點也許不那麼切題的反思。

政大新聞館後方有個石階步道，循步道而上可至一圓形平台，附近種了幾株茶花。初冬，我第一次看到茶花開放，腳步沒有停留，印象中是三株紅茶花。第二次經過，我站在平台上由近及遠地數了數，共有七株紅茶花。第三次走過，我一邊走一邊仔細地由下往上數，確定共有九株紅茶花。

所慶感言：似水流年，只道滄桑

　　今年十二月底，是東亞所創所卅九周年（1968-2007），所慶籌備小組要我寫篇一年來的感言，我實在想不出一年來有什麼可說的，第一個浮上腦際的字眼是「乏善可陳」。就跟邀稿同學商量，讓我寫點別的。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不知道要寫啥？我常在課堂上發表意見，也常「不務正業」，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些無關宏旨的小品，但是，為所慶寫點感言這樣的小題目，卻難倒了我。寫什麼呢？

關於山西奴工事件

　　2007年6月「山西奴工事件」被揭露時寫下的感想。

　　走過場是中國官場恒久存有的形式，我看這個奴工事件熱鬧一陣，最後不會真正解決問題。

　　我讀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和Andrew Walder的《共產主義中國新傳統》，以為包工頭早已成為歷史，沒想到依舊存在。

　　改革開放後的歷史發展，對讀中共歷史的人是一大衝擊，很多被「革命」掉的東西，竟然一一死灰復燃：毒、賭、娼、包工頭、封建迷信、民間宗教、黑社會、農村家族勢力、剝削、貧富兩極分化。

　　「中國革命」，需要重新被研究，我過去太過於高估革命的力量了。

延伸閱讀：

• 笑蜀：〈山西奴工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叛亂〉
• 《中國星火論壇》相關訊息

接機文化

接機文化

本文刊登於《聯合報》2001年7月9日民意論壇版15，標題改得很好：〈接機釋放政治訊息　兩岸相同〉。刊出時有兩處排版有誤：1.蘇方代表是「近二十人」不是「二十人」；2.意識形態「主導權」誤為「主權導」。本文原來列出了中共黨史上的兩次接機資料，2005年2月21日另再增補一筆資料，即1961年10月那一次。

　　繼連戰由美返國，國民黨立委盛大接機後，李登輝在尤特颱風日回國，出現了更盛大的接機潮，除了李系政團要角的浮現，並伴隨著某些自發或半自發舉著小綠旗的民眾。兩次接機的對象與到場者雖然不同，有很明顯的區隔，但藉著接機進行政治的表態則相同。前者可說是國民黨政壇人物在黨內面臨又一波分裂之際藉機表示團結並向連戰「交心」；後者則由於強烈主張台獨的民眾竟然歡迎著國民黨的前主席，更增添了一些荒誕劇的味道（當然，表面看來荒誕的場景仍可作出合理的詮釋）。然而，我想談的重點不在於此，而是更廣泛的政治文化問題，也就是說，不管台灣在政治上如何地想「去中國化」或僅只是「台灣優先」，其表現出來的政治行為其實跟中國大陸驚人地相似。

南斯拉夫經驗的適用性

洪茂雄在2003年2月12日的《自由時報》「自由論壇」發表了〈南斯拉夫能變，中國也能變嗎？〉一文，拜讀之後擬就若干問題就教於洪教授。

洪文共分五段，前四段確見其對南斯拉夫歷史及中共黨史的熟悉度，但最後一段以今天的南斯拉夫來企盼明天的中國，則真的是一廂情願了。洪文最後一段原文如下：

千萬不要輕信

曾經有學生在留言板上問我：「老師，您對大學生（不論科系）有些什麼期許？」我回答的第一句話就是：「要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另外，我也強調寫作或寫報告要有自己的創意，不要偷懶，東抄一句西抄一句。

我在上學期收到了數十份的學生報告，絕大多數都有不錯的成績，但是其中還是有一份報告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從大陸網站下載的資料。該報告的基調是從光明面去回顧中共歷史，其中不僅稱讚「一國兩制」，也對中共前途寄以厚望。如果不加說明，大概很難相信這份報告出自台灣一名大學生之手。

日本也曾有「整風運動」！

《亞洲週刊》2002年2月3日第5期，報導日本有一部描寫七十年代左翼恐怖組織「聯合赤軍」的新片《光雨》，其中說到「聯合赤軍」成員在警方搜捕下逃入深山，並由兩名最高領導人發起了「整風運動」：

兩名最高領導人發起整風運動，要自幼接受「反革命教育」的戰士，在短時間內「完成革命化」。他們開整風會，要求人人坦白交代，結果開車技術不熟練、愛梳妝打扮、與男友分手前有一夜情，乃至對領導態度不夠恭敬等，都成了「反革命」和「投降主義」的罪狀。

不討飯就是懶惰

讀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2000） ，啟發很多，是今年暑假讀書收穫最大的一本。以下是作者實地調查發現的一件事：

一般觀念裏，除非四肢殘缺或老弱乏人照顧，討飯的行為才被眾人所諒解；相反地，如果四體健全又年富力壯卻去行乞，多半為人所不齒。但是，在廣大的中國大陸內地，卻有不討飯就是懶惰的看法。這發生在河南省的某個鄉，因為物產不豐，經濟落後，農民貧窮，因此在農閒時必須出外討飯，否則會被鄉民視為懶漢、「二流子」，故農閒時出外要飯乃成為慣例。在農村耕地不足或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農閒時期又無消耗勞動力的處所，以出外討飯來增加收入，看來也是合理的。不過，近幾年這個鄉的領導成功地透過技術的改良，把這個鄉變成豫東的花生重要生產基地，從而帶動了農村經濟的起飛，鄉民再也沒有必要出外討飯了。(原寫於2001.08.20.)

念天地之悠悠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在人生學習的這條路上，永無盡頭；中國大陸研究領域自無例外。

我在1982年考上東亞研究所，進入這個領域不覺已快要二十年。其間興趣數度轉移，蜻蜓點水般地從馬克思主義到東歐研究，再到法蘭克福學派，最後才回到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域來，並確定以中共黨史作為研究重心。這其中的甘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