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