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文社會學科而言，初習論文寫作的人，常有的一個通病是被資料牽著走，不知道要如何組織和駕馭資料，往往引了無數的資料，卻見不到作者自己的看法。有位已故的歷史學者曾言：「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得好是好佬，抄不好是草包。」這裏講的「抄」，指的不是抄襲，而是引用資料。同樣是引用資料寫論文，會引用的和不會引用的，就見出了高下。
寫論文，作者就像舞台上唱戲的主角，引用的資料，都是配角和龍套，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作者最重要，要讓讀者感覺得到作者在跟讀者說話，而不是隔著一層紗似有若無。作者又像古戰場上的將軍，指揮著千軍萬馬（資料），主帥旗幟要鮮明，令人一望即知。總之，主（作者）次（被引用資料和學者看法）要分明，不能喧賓（別人）奪主（作者自己）。
最近答應東亞所所慶籌備小組，寫了一篇所慶感言後（近日貼出），勾起許多回憶，又找出了十年前（1997年4月）為歷史系寫的一篇感言，貼在這裏備忘。一晃眼間，自民國六十年踏入政大以來，已歷二十六年，距畢業也有二十二個年頭。值此時刻，學妹（也是我的學生）要我在《史薈》上寫點東西，答應下來，但卻不知該說些什麼。這有點像寫回憶錄，但對一個功不成名不就的人來說，多少有點不堪回首。
人物評價殊不易。許紀霖先生在訪談中所推崇的三位老師，我們雖然沒有機會交往，但至少可以從訪談內容獲得一種可稱為「典型」的東西。文中有很多話講得很好，我一一劃了線，其中這一段話就值得反覆閱讀思索：「書生氣這個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抵抗住很多誘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被誇大，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頭腦的理性，甚至會起到與本意相反的破壞性作用。」
朱鴻召將理論比擬為水泥：
人們在用它建構歷史大廈的同時，便將不合乎其框架規範的磗頭板塊拋棄了，然後再將大廈周圍的地面全部澆注成意識形態的水泥地，顯要的位置上擺放幾盆真真假假的香草鮮花。
對此，我個人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打開日常生活這個窗口，希望能夠觀賞到水泥地澆注之前的生態面貌。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360-361。
朱鴻召對於以理論套用在歷史研究之上的不滿顯而易見，而文中的「意識形態水泥地」很可能是指中共按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一成不變地敘述「延安神話」之舉。正因為要符合革命理論的需要，凡是不合乎理論框架的真情實事，便被拋棄，而在朱鴻召看來，那些被拋棄的日常生活內容，才是重要的歷史真貌。
如果朱鴻召所指的真是馬列主義革命理論，這個把理論比擬為水泥的說法，其實也並不限於革命理論才有意義，它應該還可以用來討論其他的社會理論如何與歷史學結合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