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東亞所卅九周年所慶,應要求寫了一篇短文。今年四十周年所慶,還要一篇感言,限500字,就借茶花樹,做點也許不那麼切題的反思。
政大新聞館後方有個石階步道,循步道而上可至一圓形平台,附近種了幾株茶花。初冬,我第一次看到茶花開放,腳步沒有停留,印象中是三株紅茶花。第二次經過,我站在平台上由近及遠地數了數,共有七株紅茶花。第三次走過,我一邊走一邊仔細地由下往上數,確定共有九株紅茶花。
去年東亞所卅九周年所慶,應要求寫了一篇短文。今年四十周年所慶,還要一篇感言,限500字,就借茶花樹,做點也許不那麼切題的反思。
最近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有學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了老師,而公安局也已立案。事情的發生令人有時空倒錯的感覺,怎麼改革開放了三十年,過去「檢舉、揭發」的老把戲,還存在國立大學中?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反革命罪」早已廢除,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怎麼還能以此告狀?
除了學生以政治罪名告老師,大學老師竟然也要安排「細作」:「......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裡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裡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匯報......」(張鳴語)
以下是張鳴談論此事的文章:
我在1996年春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學位,迄今已逾12年。近日偶而翻出論文,看見過去寫的「自序」,記憶便又走回從前。當時這篇自序寫得較一般長,對於耗費七年半才寫完論文的我,心情特別複雜,可想而知。
光陰荏苒,事隔多年,自序中提到的曹老師、楊老師以及陳將軍均已辭世,消息都來得突然。特別是對於曹老師,由於我近數年來疏於問候,竟不知身體一向硬朗的老師因感冒為庸醫所誤而引發重病,等到老師故世的消息傳來時,驚訝中既內疚又不安,而最後能做的,卻只是到告別式上行禮,為此深感遺憾。老師生前,只要見面,就會問起我有沒有寫什麼東西,研究做得懶散的我,總是感到慚愧,一再辜負老師的殷殷期盼。曹老師對待學生,一般是溫和客氣,但指導論文既認真又嚴格,在我的論文初稿上密密麻麻地留下批語。當時他正擔任考試委員,猶記有一回我到考試院送新寫好的初稿給老師審閱,老師針對前次送去的章節,指出缺失後不悅地說,「這怎麼拿得出去?」一句話震得我惶愧不已,回去後自是努力修正以求符合老師標準。而老師所說的文章能否拿得出去的警語,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頭。
底下是這篇「自序」。
這是一名中國大陸大學教師對於中國新教師分級制的看法。由於海峽兩岸在全球化的當代,面對著許多相同的問題,不自覺地有著同步因應的方式。就大學的發展而言,兩岸不僅有著相同的追求目標及話語(國際競爭力、世界一流、頂尖大學),而且也有著相近的方法(教改、評鑑制、強調論文發表量、研究評鑑的量化標準SSCI/TSSCI/CSSCI、教師分級),對照起來,一種荒謬的趣味就出來了。
我所在的學校,在2007年也煞有介事地做了一個「教師彈性薪資意見調查」,雖然回收率僅為33.8%,主事者也仍把它與「一般」的自填式問卷回收率相比,並不在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對於跟自己薪資息息相關的重要問卷,竟有高達六成六的大學教師不填答?
時勢所趨,張鳴文章所講的做得稍嫌誇張的大陸經驗,也許不久就會在台灣被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