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頂尖大學

廖元豪的這篇文章，讀一遍，心痛一次，再讀一遍，心再痛一次。他就在政大任教，最熟悉的正是政大的學術氛圍，所以我讀來感受也特別地深。

原載《天下雜誌》 448期（ 2010/06）
文：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從我是個中學生起，就對「大學」與「大學教授」有很高的憧憬。印象裡，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對話，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許多充滿智慧的腦袋，不需要亟亟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挑戰既有的價值。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旅美小簡》提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創立的宗旨，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平安吃飯的地方」。這種「爭千秋不爭一時」的氣氛，深深吸引著我。

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

當心簡繁轉換造成的錯字

大陸小說家劉震雲的小說《我叫劉躍進》（台北：九歌），有段文字很怪異：

劉躍進一愣，沒想到剛剛見面，兒子就反客為主。這本是劉躍進的住處，兒子卻問他去住哪裏，分明是要把他趕出來；另一個讓劉躍進生氣的地方，把劉躍進趕走，說他倆住這兒，分明是住在一起；這哪裏是搞物件，分明是胡搞。（頁166-167）

過去看張藝謀導演的《我的父親母親》，接近片尾處，老母親對著尚未婚娶的獨子一番叮嚀，要他「搞個對象」，意思是找個結婚對象，但這個講法，實在讓台灣觀眾很不習慣。怎麼現在不止是「搞對象」，還「搞起物件」來了？「對象」至少還能是個人，「物件」無論如何不會是人。奇怪，怎麼會有這種用法呢？

不極端的雲南？——我曾經有過的錯覺

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感言（之二）

今年是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我在政大任教也已滿二十年，在東亞所教書則邁入第十三年。對於所慶，我想得比較多的還是教學，就以老師的角度談談對在學學生的期望。

我在大學教書前，沒有修過教育學分。這是壞事，也是好事。壞的是：沒有學過教育學分，不知道教學的技巧，不知道怎樣設計出較好的課程，要靠自己摸索；好的是，沒有教育理論的束縛，可以自由發揮。毛澤東沒有唸過軍校，但卻很懂得戰爭，他說：「從戰爭學習戰爭」。我是在教書中學習教書。所謂「教學」，教學教學，其實是邊教邊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這是《禮記‧學記》上的一段話。「困」是什麼意思？，木在一個框框中，無法突破；「困」也是一種不足，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虛心，精益求精。然而，一定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嗎？未必，也可能是「學然後以為很懂，教然後以為自己是權威，天下無敵。」

最後的答案（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感言）

去年東亞所卅九周年所慶，應要求寫了一篇短文。今年四十周年所慶，還要一篇感言，限500字，就借茶花樹，做點也許不那麼切題的反思。

政大新聞館後方有個石階步道，循步道而上可至一圓形平台，附近種了幾株茶花。初冬，我第一次看到茶花開放，腳步沒有停留，印象中是三株紅茶花。第二次經過，我站在平台上由近及遠地數了數，共有七株紅茶花。第三次走過，我一邊走一邊仔細地由下往上數，確定共有九株紅茶花。

大學能這樣管理嗎？——中國個案

　　最近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有學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了老師，而公安局也已立案。事情的發生令人有時空倒錯的感覺，怎麼改革開放了三十年，過去「檢舉、揭發」的老把戲，還存在國立大學中？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反革命罪」早已廢除，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怎麼還能以此告狀？

　　除了學生以政治罪名告老師，大學老師竟然也要安排「細作」：「......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裡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裡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匯報......」（張鳴語）

　　以下是張鳴談論此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