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台灣學術著作的翻譯水準

（本文原是回應網友的一段文字，重新整理、潤飾。）

台灣的翻譯書在出版品總量中佔有相當高的比重，即使純就暢銷書排行榜而言，也是一樣。然而，在每年新增的譯著中，高明的翻譯固然不少，劣譯卻也常見。為何翻譯書可以不受市場優勝劣敗法則影響呢？我認為這是「兩個輕視」造成的。

［轉載］葉啟政退休感言〈臨別的告白〉

〈臨別的告白〉　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 [link]
人生的旅途中，有著許多的偶然，有的偶然是純粹的機遇，一過，就雲消霧散，消失無縱，人們也遺忘掉了。然而，有的偶然卻是一種機緣，留住，甚至影響左右著人們的一輩子。三十年前到這個學系任職，就是這樣的一種機緣在偶然之間促成的。這既不是我原先規劃的，更不是我以高度的意志努力爭取來的，純然是在因緣際會的安排下順著情勢進來，況且，當時幾乎已決定遠赴新加坡大學任教了。

接機文化

接機文化

本文刊登於《聯合報》2001年7月9日民意論壇版15，標題改得很好：〈接機釋放政治訊息　兩岸相同〉。刊出時有兩處排版有誤：1.蘇方代表是「近二十人」不是「二十人」；2.意識形態「主導權」誤為「主權導」。本文原來列出了中共黨史上的兩次接機資料，2005年2月21日另再增補一筆資料，即1961年10月那一次。

　　繼連戰由美返國，國民黨立委盛大接機後，李登輝在尤特颱風日回國，出現了更盛大的接機潮，除了李系政團要角的浮現，並伴隨著某些自發或半自發舉著小綠旗的民眾。兩次接機的對象與到場者雖然不同，有很明顯的區隔，但藉著接機進行政治的表態則相同。前者可說是國民黨政壇人物在黨內面臨又一波分裂之際藉機表示團結並向連戰「交心」；後者則由於強烈主張台獨的民眾竟然歡迎著國民黨的前主席，更增添了一些荒誕劇的味道（當然，表面看來荒誕的場景仍可作出合理的詮釋）。然而，我想談的重點不在於此，而是更廣泛的政治文化問題，也就是說，不管台灣在政治上如何地想「去中國化」或僅只是「台灣優先」，其表現出來的政治行為其實跟中國大陸驚人地相似。

［轉載］黃厚銘老師寫給同學的一封信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厚銘

同學們，

我離開台灣、來倫敦進修的生活，已經漸漸步入尾聲了。過去這段日子，不再需要忙碌於教學、研究，也使得我有機會抽離地看待過去幾年在學校裡的所見所聞。但距離越遠，卻也讓我越加焦慮於系上、學校、乃至於台灣學術體制短視地追求效率及實證主義獨霸的走向。身為大學時期追隨流行而轉入社會學領域的我，我很清楚兼容並蓄、百花爭鳴的開放態度、以及理論思考的魅力，才是當時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式學科背景的人帶槍投靠、並在校園裡帶動風潮的原因。而今，越來越建置化的台灣社會學主流，卻寧可將這樣的學術地位拱手讓給在他們眼中不夠嚴謹、紮實的文化研究。但相對於對現有學術體制走向的疑慮，其實我更焦慮的是，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我在你們身上越來越看不到理想性，這讓我對未來感到悲觀。但我並不絕望，所以我決定動筆寫這封信。我所要說的是，其實社會學、乃至於政大社會學系在校園裡、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不只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轉載］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

文：葉啟政

一、前言

美國文化史家Jacques Barzun在其著《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一書中曾經指出，在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其他各國都心悅誠服地自居化外之民，奉義大利為文化正朔。「這種心態其實並不是一種平衡的價值判斷，而是有一種汲汲鑽營者嫌棄自己出身，卻赴外取經，以養成正確高尚品味、言行的味道」(頁129)。我個人認為，把這段話運用在我們的學術界，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可以說是相當地傳神，也甚為貼切。

毛澤東與血吸蟲病（舊作）

昨日授課，以毛澤東1958年的一首〈七律‧送瘟神〉開題，不想今天看到新聞報導，就在毛出身的湖南省，血吸蟲病仍然肆虐，疫情居大陸之冠。

1958年6月30日，毛讀到《人民日報》報導，江西省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非常高興，興奮得睡不著覺，「浮想聯翩，夜不能寐」，等到隔日清晨，「微風拂煦，旭日臨窗」的時刻，毛寫下了兩首詩，命名〈送瘟神〉，抄錄如下：

南斯拉夫經驗的適用性

洪茂雄在2003年2月12日的《自由時報》「自由論壇」發表了〈南斯拉夫能變，中國也能變嗎？〉一文，拜讀之後擬就若干問題就教於洪教授。

洪文共分五段，前四段確見其對南斯拉夫歷史及中共黨史的熟悉度，但最後一段以今天的南斯拉夫來企盼明天的中國，則真的是一廂情願了。洪文最後一段原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