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大陸的歷史經驗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與台灣不同，我們在閱讀針砭彼岸高教的文章時，本來就不應該以去脈絡化的方式簡單類比；但是，正因為兩岸體制本來不同，可是在高教發展的某些思惟與作法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更應引起吾人關注。
張鳴文章，特別是前半部所批評者，凡是跟台灣相似的地方，或者台灣雖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但若照目前方向繼續走下去，也很可能愈來愈相像的地方，我都按照個人的理解，加了底線。
請注意，我講的是相似、相像，而不是相同。譬如，文中提到90年代後期，PRC高教當局以（一）投入大量金錢，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即台灣的「頂尖大學」——，並且（二）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這些錢，同時（三）實行產業化的方式，來改革大學，使得黨和行政得到強化。台灣的頂大計畫＋五年五百億的做法與此相似，也因此加強了行政，但是台灣不會有哪個黨會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其對教育的控制。另外，中國大陸的高校主要是國有制，私立大學不僅數目有限而且被限制在職業教育方面，此點與台灣很不一樣，所以中國大陸高教改革後，大學行政化與大學產業化的現象，比起台灣，會更加地嚴重。
為什麼兩岸體制差異那麼大，百餘年來基本上是各自發展，近二十年來卻在高教的思惟與作法上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我注意到的關鍵是：與世界接軌、國際化、競爭力、美國是尚、SSCI、相信金錢萬能、大學行政化等，也許，這就是癥結所在。
廿年大學之殤——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
文：張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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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中國大學種種質量下滑、學術潰爛等慘不忍睹的怪現狀，其源頭，其實始於20年前。令人弔詭的是，20年前那場政治風波之後，作為學界中堅的大學中人，恰恰開始了走入專業，走進學術的歷程。而這個歷程走到今天，人們看到的居然是學風的浮躁，學術規範的崩解和學術的大面積失範和腐敗。
當然，導致今天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並非大學教師，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學教師也是當之無愧的幫兇。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國的改革，是從恢復文革前17年的舊觀開始的，而教育領域則最先開始的這種恢復。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之前，就開始恢復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當時流行的說法所說，教育是重災區，而大學則是重災中的重災。毛澤東由於出身的緣故，對於教育有著特別的偏好，同時，由於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決定論的積習，這種偏好和積習，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遭致了當局的特別關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別關照。教育跟國家意識形態體系，發生了最密切的關聯。其關聯密切程度，超過了前蘇聯。大學實行黨委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重點開展區域。文革，只是其中一個走到極致的運動。當然，這種極致的政治運動對於整個國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維持的危機——如此革命下去，國家的基本運作無法維持。這種維持危機，在大學教育表現得特別明顯，不僅難以向國家輸送維持生存的人才，連自身的存在，也成了問題。大學的率先恢復，在當時而言，有著存亡續絕的功用。
從鎖國走向開放的中國，此番的開放，首先是對著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恢復之後，中國的大學教育，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是，如何與世界接軌。也就是說，文革前17年的蘇式大學模式，在開放的壓力下，需要改變。所以，大學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環節，體現在由蘇式專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轉變。儘管這種轉變，在當時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質教育的名義下，但其中向美國學習的跡象，回想起來，還是相當清晰的。
然而，正如統治集團部分人所擔憂的那樣，大學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關聯。他們擔心改革會摧毀教育作為意識形態陣地的特質，而事實上，這個陣地，的確在動搖。鑒於八九事件，大學成為學生民主運動的中心，即使1992年國家改革再度啟動，大學的改革，卻停了下來。隨著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起飛，當局自以為找到了一條大學改革的新路，這就是所謂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錢——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二是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錢，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三是實行產業化。通過引入企業管理因素，實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學教師的待遇。啟動大學產業化，大幅度增加學生收費，實行大學畢業生雙向選擇，不再包分配。這三方面的改革，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黨和行政的強化。伴隨著這三方面的改革，特別是大學翻了十倍的收費，國家開始把大學招生視為拉動內需的一個手段，於是全中國的大學開始了瘋狂的擴招，在短短9年之內，大學年度招生數就由1999年的92·7萬，膨脹到2008年的599萬。教育行政當局的目標，說是要把中國的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變成普通教育。也的確變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達到了23%。[１]研究生的擴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萬，增加到2008年的44·9萬。[２]在大幅度擴招的同時，各個大學大幅度貸款，大興土木，校園和學校建設有很大的改觀。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學城，大學的產業化跟瘋狂的房地產開放，實現了奇妙的聯接。
這樣的大躍進，結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導的大學壟斷公司。大學成了產業，最糟的那種產業——行政壟斷的產業。這樣的產業，兼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弊而無其利。一方面，這種大學的確有產業化的特徵，高收費而且唯利是從，各校都在大辦跟市場有關的專業，基礎學科極度萎縮。另一方面，這種產業又是官辦的壟斷事業，由於基本不存在競爭，因此學校的行政機關，衙門氣、官僚氣十足。整個系統，跟行政體系一樣，都在追求數字——課題數，發表量等等。學校和教師，也就通過造假，鑽空子，制度性規定強迫學生發表論文，來完成數字。客觀地說，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依然在學美國，不僅在大力引進海歸，主要是美國回來的海歸，某些學科，甚至直接用美國教材，採用雙語授課。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國一樣，分成研究型碩士和專業碩士。甚至連美國的常青籐聯盟，也要學，若干重點大學公開組織中國的常青籐大學聯盟。可是這樣學的結果，唯一的好處是使得學生的外語水平有所提高。但嚴格地說，只能說這種「唯美」是從的學習傾向，促進了學生的外語學習。真正讓學生外語水平提高起來的，第一位的功臣，還不是大學，而是外語培訓的新東方學校。學美國，只學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學時髦好看外觀的皮毛。在八九之後，主動走向學術，走向專業的大學學者們，雖然說，在高校大躍進之前的幾年之內，專業和學術水平的確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瞭解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有所斬獲，湧現了一些有質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躍進發動，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強化管理面前，在幾十萬甚至上千萬不等的課題經費投入的誘惑下。著名教授不僅有經費和待遇的好處，而且還有官職的賞賜和各種「江」學者稱呼的授予，每個稱號背後，都有大筆的好處費和課題費。大學教授很快繳械投降，主動或者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躍進中，迅速成名成家。結果是研究成果質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學術期刊和各類出版物中，已經垃圾成堆了。
在成億的資金砸下去之後，大學的科研成果的確有突飛猛進的飛躍。SCI論文和CSSCI論文發表量，的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單論發表量，國內國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國的大學生數量 和博士數量一樣，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階段中國科研的原創性卻並不見好，離諾貝爾獎越來越遠。不僅國內所謂的核心學術期刊越來越不學術，被高校大躍進中論文躍進刺激得大收版面費，變成要錢期刊。就是所謂國際上的SCI論文，也不斷被曝出論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機低門檻的數據庫，賺取發表量的醜聞。就目前而言，學界官大學問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不止人文社科，連自然科學也開始唯官是從，院士的評選，如果沒有官銜，當選的可能性就會很小。
此時的大學教育，不僅沒有實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喪失了蘇式專才模式的優點，屬於典型的邯鄲學步。蘇式教育雖然目的不是培養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識面比較窄，適應性也小。但至少在應用學科方面，技術性好，動手能力強，學成之後，放到工廠，就可以用。但是，現在的工科教育，不僅教學和試驗環節馬虎，即使重點大學，也出現了「非工程化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實習。到了實習環節就讓學生自己去找地方，結果只能放羊。學生既沒有理論素質，也沒有動手能力。最糟的是，當下大學學風之壞，已經達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導師和研究生的關係，基本上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而本科生教育，則遭受嚴重的忽視，所謂大牌教授，讓學生代課者比比皆是。雖然教育行政部門有教授必須給本科生上課的規定，但執行起來，並不嚴格，形同具文。培養出來的學生，既沒有素質，也沒有技能，更沒有責任心。社會上對近些年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闆甚至宣稱，寧可用中學生也不用現在的大學生。
不加偏見地說，現在中國的大學，已經墜落到了歷史最低點。除了個別的學院、個別系和教研室由於特殊原因還能保持元氣，個別的教授和教師還能保持學術良心之外，大學整體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墜物。現在的大學教育，類似於文革期間的中學教育，擴張迅速，但嚴重名不副實。對於相當多地方性院校的學生來說，大學教育僅僅是在他們身上掛了一個大學生的牌子，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不客氣地說，中國的大學，現在已經不能稱其為大學。必須強調的是，在這個迅速下滑的過程中，學界雖說一直有零星的異議，但作為整體，卻採取了迎合的態度。其中有些人雖然可能是抱著良好的願望，指望在高校數量增長之後，可以換來質量的提高。但畢竟有相當多的人實際很享受大躍進帶來的好處，高額的補貼，大筆的課題費和演講費。學界走向學術，最終走到學術的崩解，學界中人其實難辭其咎。本土學者不聲不響，在官本位和金錢的誘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學成歸國的海歸，也很難無動於衷。現在的大學，只有衙門氣，銅臭氣，就是沒有學術氣息。大多數教師都因循度日，唯錢是。平時聚會，談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談及學術了，也是在講怎樣騙到課題。
在行政強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學，內中的教師充滿了低俗和因循氣息的大學。即使當局有心要改，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眼下的大學，已經變成了壟斷產業。民營的學校，只被限制職業教育的低層次上。大學教育，國內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學生不接受，就只出國，而現在能支付得起出國教育成本的家庭，畢竟是少數，所以，只能任由他們擺佈。壟斷產業，就是利益集團的產業。教育界龐大的利益集團，絕無改革的動力，因為只有這樣的狀況，才最方便獲利。事實上，在最高當局看來，大學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作為意識形態陣地，卻保住了。從前思想活躍的校園，現在變得庸俗不堪，從學生到老師，都「低俗化」了，如果再發生什麼事情，大學似乎不再可能成為中心。現在當局的困惑在於，雖然大學安靜了，但卻沒用了。如果不能為國家培養人才，為國家科技發展提供動力，那麼這個政權的維持，還是會出現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最高當局對於大學的態度，處於進退維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話，大學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爐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那樣，由體制內地方力量出面興辦，只要遵循大學的通則——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資金來源，理應能闖出一條路來。這當然是一種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決問題，還是得開放，進一步開放。就像中國的改革，沒有開放就沒有戲一樣，大學的改革，前提也是開放。民國期間，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大學的繁榮。事實上是三足鼎立：國立、私立和教會大學並立。對現在中國而言，大學理論上已經對民營資本開放了。但是，由於辦學的限制較多，而且被嚴格限制在職業教育的低層次上面，更由於缺乏外來的刺激和激勵，民營學校，還陷在謀利的泥淖裡難以自拔，不僅沒有創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難，名聲不佳，基本上被高度邊緣化了。外資和港資的學校，現在也有了一點，多為中外合辦，控制權基本在中方手裡。比如中歐商學院，諾丁漢大學寧波分校，汕頭大學的李嘉誠學院等等。至少從目前看，聲譽還不錯。可惜規模過小，而且專業受限，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大局，還構不成影響。而且據這些學校內部的人講，學校也存在逐漸內地化的傾向，教育部評價體系的干預和影響，越來越大。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大學的改革，最佳的途徑是引入教會的因素。熟悉中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現代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實際上是教會開的頭。中國最早的大學，是由教會辦的。「聖約翰大學，興辦於1879年，1892年開設大學課程；震旦公學，1903年興辦，1917年升格為大學。而國立京師大學堂說是1898年開辦，實際運作則是1903年後的事情了。」 民國時期教會的大學雖然數量不多，學生比例也不高，不過佔全部在校大學生的15％左右，但幾乎所有的教會大學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輔仁、協和，東部的聖約翰、金陵、東吳，南方的嶺南，中西部華中和華西以及湘雅，幾乎個個都可以跟國立的清華、北大，私立的南開和廈門大學相媲美。[３]五四運動以後，絕大多數教會大學都變成了世俗學校，既不要求學生入教，教學中也沒有多少神學內容。事實上，民國大學教育的三足鼎立，教會這一足舉足輕重。因為，只有教會學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質，有效地抵禦來自資本和官方的謀利趨向。對於教育和醫療這樣的事業，即使全盤市場化，也必須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則就難以健康發展。
當然，就目前而言，這種引進教會學校的設想，還只能是一種奢望。對現政權，外來宗教，一直是一種需要特別警惕的異己力量，開放這種力量進入教育領域，是一種可怕的夢魘。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體制內別種力量的介入，以及民營和外資的投入。這兩股力量，即使教育領域全面對他們開放，造成體制的鬆動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學的狀況，還很難說。顯然，這些力量一般興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業氣息較重的學科上，因為他們要掙錢。更難以改變當前中國大學教育功利化的趨向，就業狀況差難以有眼前效應的基礎學科，不大能引起這些投資者的興致。這樣因素的大量引進，是否會在陡然增加的市場因素中，導致大學教育的另一種形式的傾斜，還未可知。因此，大學教育的整體改觀還難以指望。
總的來說，自文革之後，大學教育的維持危機，再一次到來。這種維持危機，跟整個國家政權的維持危機，密切相關。不僅導致國家人才缺乏，科技競爭乏力，而且跟住房和醫療困境一樣，會逐步成為製造群體性事件的源頭，影響乃至撼動現政權穩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現政權如果還想維持，勢必要再次啟動大學的改革。雖然說，現有結構不動，內部完善是他們最樂意選擇的改革方式，但這條路肯定走不通。前階段關於教育改革綱要的制定和相關討論，雖然不盡人意，也涉及了當前中國大學的一些根本問題，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這個綱要最後出台，人們發現，最關鍵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見了。顯然，在目前利益集團勢力盤根錯節的情況下，期待教育體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這樣一個由教育部領銜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術上動點小手術。
因此，還是那句話，中國大學的唯一出路，就是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講，開放是有可能的，關鍵取決於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以及想要進入這個領域的其他勢力的壓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進一步開放。但是，如果開放不能開放到教會頭上，問題依然難以解決。當下，中國的教會，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擴張，有人甚至預計，過不了多久，中國就會變成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國家。這種擴張，其實對於現政權來說，是更不樂見的局面。遍地開花的教會，顯然比教會辦的世俗大學更加讓當局難堪。既然無法遏制教會信徒的增加，眼看著教堂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開放教會大學，又有什麼關係呢？只是，開這樣口子，對中國當局來說，還是很難。但是，留給中國當局的時間，不會很多了，大學的問題，很可能在不長的時間內，會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問題，乃至社會震盪。
[１] 2009年9月17日，《中國經濟導報》。
[２] 1999年和2008年的教育部研究生招生計劃通知。
[３] 張鳴：《醫改和教改，應該對教會開門》，2009年6月29日，《鳳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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