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博士論文自序

　　我在1996年春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學位，迄今已逾12年。近日偶而翻出論文，看見過去寫的「自序」，記憶便又走回從前。當時這篇自序寫得較一般長，對於耗費七年半才寫完論文的我，心情特別複雜，可想而知。

光陰荏苒，事隔多年，自序中提到的曹老師、楊老師以及陳將軍均已辭世，消息都來得突然。特別是對於曹老師，由於我近數年來疏於問候，竟不知身體一向硬朗的老師因感冒為庸醫所誤而引發重病，等到老師故世的消息傳來時，驚訝中既內疚又不安，而最後能做的，卻只是到告別式上行禮，為此深感遺憾。老師生前，只要見面，就會問起我有沒有寫什麼東西，研究做得懶散的我，總是感到慚愧，一再辜負老師的殷殷期盼。曹老師對待學生，一般是溫和客氣，但指導論文既認真又嚴格，在我的論文初稿上密密麻麻地留下批語。當時他正擔任考試委員，猶記有一回我到考試院送新寫好的初稿給老師審閱，老師針對前次送去的章節，指出缺失後不悅地說，「這怎麼拿得出去？」一句話震得我惶愧不已，回去後自是努力修正以求符合老師標準。而老師所說的文章能否拿得出去的警語，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頭。

底下是這篇「自序」。

本論文是在老師、同學以及朋友的幫助下，才得以完成。

本論文若有可取之處，全係經過曹博士伯一細心的指導，才能以如今的面貌呈現給讀者。舉凡論文章節架構的訂立、寫作的技巧、立論的基礎，曹老師都不厭其煩的諄諄教導。由於筆者自身才識的限制，仍然無法完全達到老師的要求，但若沒有老師的指導，本論文便「拿不出去」。

我和曹老師可說甚有緣。民國六十年我就讀政治大學歷史系，因為選修本系開設的「政治學」，得以認識曹老師；七十一年考入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修習了曹老師的「中共政治研究」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研究」兩門課；七十七年我在東亞所博士班再度修習了曹老師的「中共黨政專題研究」。認識老師二十餘年，受益良多，尤以本次論文的撰寫，體會更深。

論文口試除指導教授外，並請來張教授念鎮、曾教授永賢、姜教授新立和施所長哲雄等四位口試委員。諸位先進為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指出疏漏與不足之處，本論文已儘量依照他們的意見進行了修改。由於受限於自身的愚魯，在論文的深度和理論層次上，一時還無法有明顯的提昇，只能懸為鵠的，繼續努力。

趙博士春山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當時趙老師甫從美國返台任教，由於修習了老師的「東歐集團之政治」，對於從未接觸的東歐，感覺很新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請老師指導我撰寫《羅馬尼亞自主路線之研究》，因而成為老師的第一代弟子。當時班上除我，尚有何旭初和趙相明，同時請趙老師指導，三人畢業後先後考取東亞所博士班，何、趙二人先取得博士學位，我則敬陪末座。

碩士班畢業後，我曾在聯合報擔任過特約撰述和記者。趙老師兼任東亞所所長時，找我回所幫忙所務，我才有可能從記者生涯改行踏入學院。今日能在政大任教並取得博士學位，全賴趙老師提攜所致。記者和教師兩種職業，並無優劣之分，但我本性保守被動，委實較不能勝任記者生涯。我的個性不喜受拘束，喜歡自行安排時間，自由自在，能如閒雲野鶴，尤為歡欣。若非趙老師，便不能如今日般如魚得水。

楊教授逢泰曾經是我在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服務時的主管。我離開學校後又能回校，除了趙老師外，楊老師也幫了大忙。楊老師兼任東亞所所長雖僅一年，但我卻得能在業務的處理與日常相處的機會中，親炙老師的溫柔敦厚與正直，誠是人生一大幸事。

在東亞所擔任行政講師，原可在較輕鬆的方式下「半工半讀」攻讀博士學位。但由於人事異動的緣故，所務負擔突然加重許多，餘裕時間的片片斷斷，竟使我的博士論文撰寫遲遲無法進入情況，起步又停滯，又重新起步；新的起步不是接續前文，而是從頭開始，這讓我陷入了兩難的困境：繼續擔任所務，論文便無心撰寫；若要全心撰寫論文，便只有辭職一途。這種困境年復一年持續著，心頭壓力愈來愈沈重，曾有幾度想要放棄博士學位，苦悶不已。

值此關頭，我把個人的困難向芮教授和蒸請教，幸賴芮老的開導，我才決定繼續留在所內。不久，終於出現轉機：施博士哲雄接任東亞所所長後，極力奔走，為東亞所爭取到一名行政人員職缺，並請來工作熱心的韓芝泉小姐協辦所務，我才在施所長的體諒、所長夫人楊魯霞的關懷以及韓小姐的全力接手所務之下，全心投入論文的寫作，於今終告完工，得能通過口試，心頭的感激實非言語所能表達。論文撰寫期間，蒙陳將軍培雄博士厚愛，主動拔刀相助，完全義務地為我分擔《東亞季刊》的編務，使我更能專心於論文。論年齡，陳老將軍是我父執輩，竟為我這個後輩付出如此心力，此恩此德，令我銘感五內，永難忘懷。

李博士英明常和我討論學問和人生，讓我受益甚多；李老師教學與著作不懈，是我敬佩的榜樣。

邱博士坤玄對我愛護有加，一直不停地為我加油打氣。他和我是音樂同好，但邱老師游走於古典音樂和通俗音樂之間，了無窒礙；既能指揮混聲合唱，也擅長男高音獨唱。在我看來，邱老師是全能的愛樂者，而我只是一名古典音樂的純欣賞者。

郭博士武平學長經常敦促我趕緊完成論文，他指出我投入電腦太深，反而不利論文的寫作，這是實情。我對電腦的愛好近乎走火入魔，原本應是應用的一項工具，卻變成了目的；確實應該時時警惕自己，不要被電腦給「異化」了。

趙相明是我碩士班和博士班的同班同學，兩人個性迥異但卻經常徹夜深談。趙小我七歲，但思想見解和處事有獨到之處，我常感自嘆不如。在寫作碩士論文期間，我們兩人互相切磋，質難對方的論文，因而彼此受教，那是一段極為珍貴的經驗。本論文題目的選擇，他曾提出寶貴的意見。由於種種因素，那段碩士論文經驗不再能重現於博士論文的寫作，令我覺得是一種缺憾。

克思明學長和我同是歷史系出身，不約而同地以中共黨史做為論文探討的領域，彼此砥礪，互相敦促加緊進度。在一次談話中，我問起學長工作這麼忙，如何利用有限時間撰寫論文，學長云每天均游泳，能在工作一天之後，還能保有充足的精神熬夜搖筆。這給我很大的啟示，第二天，我開始每天登政大後山階梯，並證實即使是簡單的運動，只要持之以恆，也會有顯著的健身效果。學長不經意的一席話，竟使我受益無窮。

在論文資料的蒐集上，除了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豐富的藏書外，得助於施所長哲雄、王振輝和溫洽溢甚多。施所長多次「反攻大陸」，帶回、寄回大量的大陸出版品，本論文運用了其中的許多資料。王振輝是我大學歷史系的學弟，但後來居上，先我取得博士學位。他提供給我許多論文資料，也對我論文的架構提供過不少寶貴的意見。溫洽溢好學深思，對中共研究資料的蒐集甚力，並且不斷的閱讀有關著作，誠為典型的讀書種子。

其他如陳振富、許志嘉、董立文、徐東海、張英偉、江雪秋等學長對我的關心，舒中興在《東亞季刊》編務上的費心和電腦知識的交流，都是要深深感謝的。

在論文寫作期間，有兩大憾事。一是先師李天民的過世；一是亦師亦友的趙先運中風兩年後過世。握筆至此，仍感沈痛，良久不已。

李老師在博士班教過我「中共黨史專題研究」和「中共領導人物專題研究」兩門課，事實上，我之所以決定專攻中共黨史，是李老師鼓勵所致。李老師是國際知名的中共黨史權威，尤其對周恩來和劉少奇的研究早已揚名海內外，即連中國大陸都要翻譯李老師的日文著作。以李老師這樣一位前輩，卻毫不吝惜地對後學者稱贊和鼓勵，更讓我受寵若驚。原本在曹老師外，李老師也答應當我的指導教授，但我還未動筆，李老師便已謝世。我只能從老師的著作中去學習歷史研究的方法，佩服老師對資料的駕馭自如，而我卻常被資料牽著走；同時也體會歷史研究必須長時期研讀資料，沒有捷徑可言。

論年齡，趙先運也是我的父執輩，我之所以直呼其名，是因為我跟他是博士班同班同學，所以佔了這個便宜。事實上，趙出道甚早，在國內對中共的研究，常有獨到而精闢的見解。在博士班上課期間，我們其他幾個同學，總覺得課堂上有兩位老師，趙是其中之一。但這並不是說趙喧賓奪主，而是他在表示意見時，由於分析深入，我們都能獲益匪淺。至今我仍謹記他說過的一句話：「寫文章要簡明扼要，你要真懂，幾句話就能說清楚一個問題；囉哩囉唆說了一大堆，說了半天，還交代不清一個問題，那就是連自己都沒真正搞懂。」寫完本論文，我覺得我還沒有達到趙所說的境界。

最後，內子持家有方，從未給我任何壓力，在我情緒低落時耐心體貼；兒子聰穎負責，讓我不必操心他的課業；女兒乖巧伶俐，帶給我許多歡笑欣慰。這些，使我愛家甚於一切。

關向光謹誌中華民國八十五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