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90周年：黨國認同的宣傳教育與穩坐江山之道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月刊第9卷第7期（2011.7），頁7-12。］

　　觀察中共建黨90周年，可以有多種角度，本文關注三個問題：一、以十年為一時間跨度進行跳躍式回顧，第九個10周年有何特別？二、官方尋求民眾支持的是什麼樣的認同？三、此種認同是否有助於中共持續統治？

一、第九個十周年

　　眾所周知，中共創黨於1921年，那麼中共是什麼時候才開始有黨慶的？中共建黨10周年的時候，中央蘇區正受到國軍圍剿，上海的中共中央與地方實力派還在爭論要走城市革命還是農村革命路線，根本無暇顧及黨慶。沒有黨慶的另外一層原因，是這個時期中共革命俄國化的影響還很深。根據曾在延安擔任抗大圖書館館長的司馬璐回憶，直至1937-38年，中共仍然沒有自己的黨慶，而以蘇聯國慶為黨慶。這種情況1941年有了改變，當毛澤東正在準備翌年即將開始的延安整風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籌備中共成立20周年紀念活動，不料中共上下竟無一人能夠確定一大開會的具體時間，最後由毛澤東拍板，黨慶定為7月1日。1978年司馬璐透過蘇聯友人查閱共產國際檔案，才獲知開會的確實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到了1980年，《人民日報》才接受了7月23日中共建黨的說法。然而，將黨慶定在7月1日，則將錯就錯，繼續沿用至今。


　　1951年，中共建黨30周年的時候，對外有韓戰，對內則利用戰爭的緊張情勢，加緊進行土改、鎮壓反革命等大型政治運動，聯合多數，打擊少數，一方面消滅國內敵人，製造恐怖氣氛，另一方面在運動中透過情感的訴求，雙管齊下，以爭取民眾的支持與順服，從而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1961年，中共建黨40周年的時候，正值大躍進運動造成全國大饑荒浩劫之後，由劉少奇、陳雲等人出面收拾毛澤東捅出的大婁子，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力求恢復經濟，與民休養生息；然而，不久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就要重新強調階級鬥爭，進而發動文化大革命。1971年，中共建黨50周年之後兩個多月，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林彪事件（913事件），許多人對過去崇拜的毛澤東產生了懷疑。

　　1981年中共建黨60周年的時候，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農村經濟改革卓見成效，同年6月，中共作出第二個歷史決議，解決了經濟改革實踐與毛澤東主政時期意識形態扞格不入的難題。1991年，中共建黨70周年的時候，適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兩年，蘇聯及東歐共黨政權紛紛垮台及蘇聯解體所產生的「蘇東波」，令中共領導人心生警惕。2001年，中共建黨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宣講了前一年提出的「三個代表」論述，允許資本家入黨，大大地改變了共產黨仇視資產階級的本色。

　　以上這幾個十周年，可大分為三階段，第一個階段，忙碌於革命奪權，且深受莫斯科影響；第二個階段，既講工業化，又講階級鬥爭；第三個階段，既要改革開放，又要防止失去政權。今年的建黨90周年，仍然延續了1981年建黨60周年以來「經右政左」的特點，在經濟上，列舉改革開放實績，還特別選在7 月1日前夕，啟用了京滬高鐵、膠州灣大橋、膠州灣海底隧道、西氣東輸等四大建設；在政治上，則大肆進行懷舊式宣傳，以爭取民眾的認同。

二、五花八門的黨慶活動

　　除了以上述四大建設等改革開放實績配合黨慶外，僅就網路上看到的資訊，中共建黨90周年的活動可謂琳琅滿目、五花八門。有各高校的各項慶祝活動，包括主題教育活動、徵文比賽、紅歌大賽、專題講座和紅色電影放映。有的大學舉辦了「黨在我心中」的歌詠比賽。

　　慶祝建黨活動自然不會僅侷限於大學，如四川省就有針對青少年的「黨旗輝映團旗紅」系列主題活動，由「學黨史、知黨情、跟黨走」、「青春榜樣伴成長」、「青春獻給黨」三個部分組成。其中「青春榜樣伴成長」重新喚起2009年共和國建國60周年的「雙百人物」（「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活動。

　　在所有的黨慶活動中，最具有娛樂性質的不外是繼2009年《建國大業》之後，「紅色影片三部曲」第二部的獻禮片《建黨偉業》。除了這部「主旋律」電影之外，還有許多部紅色主旋律電視劇。另外，突出講中共輝煌成就和成功經驗的主旋律圖書，也成為中共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所說的：「把新聞出版作為黨武裝自己、宣傳群眾、動員革命、推動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環，這其中就包括了中共黨史出版社所推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給中小學生讀的《紅色精神》等。

　　慶祝黨慶也要跟得上流行，中共「光明網」與「中國網路電視臺」就發起了「紅鏡頭視頻徵集活動」，以「發掘身邊的變化、講述輝煌的歷程」為主題，可運用的工具，包括攝錄機、照相機、可照相手機。被突出報導出來的，有一名北京市律師，抱著自己兩歲大的孩子，錄下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短片參加徵集。

　　中共「新華網」特闢專題網頁，路徑就是「建黨九十周年」的漢語拼音縮寫jd90zn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jd90zn/)。此專題網頁有特別報導，有專論，有評論，有線上影片集，甚至還收有中共歷史上各時期的重要口號，逐日更新，內容可謂豐富，令人嘆為觀止。

　　以上這些慶祝活動，花樣繁多，但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套宣傳群眾和社會教育的手法，向來是中共最擅長的。

　　對比兩年前的中共建政60周年與今年的建黨90周年活動，有些名目和內容實在很難區別（如「雙百人物」活動）。中共官方通過這些鋪天蓋地的教育宣傳活動，究竟有何用意？

三、黨國認同與持續統治

　　以唱紅歌為例，這是今年黨慶活動的一大重點。稍早前，針對重慶2008年開始的唱紅歌活動，大陸新左派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分析認為，「重慶的唱紅，體現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面對各種矛盾和危機，執政黨對塑造社會價值體系的一種尋找。」對照文革時期中共大力批判「封資修」的作法，此看法不無道理。「封」代表的是中國傳統，「資」代表的是來自西方的事物，「修」則代表了中共建政後所建立的新價值新倫理，文革時將這些全部拋棄，便造成了文革後社會價值體系出現真空，連帶產生了社會道德淪喪的嚴重後果。改革開放後，中共首先向西方尋求經濟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資」），後來發現社會問題嚴重，民眾精神空虛，這才重新找回文革時期被批判的「封」與「修」，一方面回到中國過去找出符合新時期需要的傳統，其發展極致為孔子學院的推廣；另一方面則要從自身的革命傳統中找出有價值的事物，唱紅歌是其中容易操作的部分。

　　然而，鼓勵歌唱紅色歌曲，並不始於2008年的重慶，它其實是中共建政後，形塑「黨國認同」(party-state identity)的一貫作法，文革時期更是達於頂點。而以革命歌曲做為尋求群眾認同中共革命，增強凝聚的方法，更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運用得非常純熟。

　　筆者以為，在中共統治之下，不管是國慶活動還是黨慶活動，實質均是塑造「黨國認同」的一環，也就是認同於先黨後國，黨國一體，以黨領政，以黨領導一切的一黨長期專政傳統。在此，「黨國認同」不以「民族」(nation)或「族國」(nation-state)為認同對象，一方面是因為在多民族的單一國家中，強調「民族主義」有分裂的危險，故而高唱「愛國主義」，而愛國就要先愛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共不願意放棄、也不願意分享執政權。這也是為什麼不管是國慶或黨慶，其內容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要強調中共建政前後的「偉大事蹟」與「輝煌成就」，其不變的敘事邏輯是大家很熟悉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然而，回到本文開頭的第三個問題，黨慶活動所尋求的民眾認同（即黨國認同），真的有助於中共穩坐江山嗎？從大陸媒體透露出來的熱鬧訊息，看似會帶動一些民眾，增加對中共政權的支持；但實際情形很可能是，許多民眾對此種紅色懷舊的宣傳，早已麻木，引不起什麼熱情。民眾的反應，也還會有年齡層的差異，但比重如何，難以下定論。不過，透過黨慶國慶來塑造黨國認同，畢竟只是中共覓求持續執政的方法之一，並非全部。

　　在種種的黨慶活動名目與具體內容中，看起來似乎總是反映出中共政權的自我陶醉，成就多所強調，錯誤少談避談。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共完全是志得意滿；相反地，中共為了持續執政，不是只會依靠宣傳而已。事實上，當前的中共領導階層，很重視執政能力的加強，意圖有效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有意識地作出令中國人同感自豪的實績。總之，中共非常在意的是：如何增強執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

四、絕對不能失去政權

　　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為了建黨90周年，特地組織中外媒體採訪延安幹部學院，讓外媒近距離觀察中共黨性培養的理念與做法。先前中共為此目的，在中央黨校之外，另外設立了浦東幹部學院、井岡山幹部學院、延安幹部學院等三所幹部學院，以培訓科員以上幹部和國企職員。培訓幹部時有一重點，要讓幹部體驗建黨的艱苦，以感受政權得來不易，即所謂的「憶苦思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6月下旬的一場讀書會上指出，學習和重溫黨的歷史，「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歌頌輝煌更有利於長期執政。」「不能沉溺於過去的成績，更要看到過去我們在思想工作作風、重大舉措上出現的問題、導致的失誤。」接著，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7月1日中共成立90周年大會時指出，中共當前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與外部環境等四項考驗，同時也面對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危險。或許可以這樣說：居安思危、保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就一黨專政的現實格局而言，是持續執政的必要前提。

　　一般人觀察中共，常將個人主觀期望加在中共政權之上，偏重以政治民主化做為衡量的重要指標。但是，當代中國的發展未必會依照西方政治學教科書進行。美國歷史學者馬思樂(Maurice Meisner)，在觀察了八九民運及天安門事件的後續發展後指出，中共即使不實行政治民主化，經濟仍然可以快速發展。另外一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則認為，中共有自己對民主化的一套看法與做法，未必要按照西方模式與路徑走，中共其實是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進行黨內政治改革的。他在《中國的共產黨：衰退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一書中，不同意西方一些常見的看法，如：中共沒有政治改革；中共只靠經濟成長與民族主義兩個支柱維繫統治；由於中國多重的社會經濟弱點與緊張，隨時可能一觸即發，造成政權崩解。

　　沈大偉對中共能否持續執政的問題，有很深入的觀察，據他研究，90年代開始，中共智庫便對蘇聯及東歐共黨政權垮台的事實與原因，有系統地持續做了十年以上的研究與評估，同時也研究了西歐、東亞、拉美的現代化及工業化發展經驗。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也認為，中共能夠長期執政的原因，包括善於總結經驗，無論是負面經驗或正面經驗；善於學習，過去學蘇聯，改革開放後學西方，包括市場經濟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公務員制度等，因而增強了執政能力。

　　因此，我們在評論中共政權的時候，應該更全面地觀察，中共為了持續執政，究竟想了什麼，又做了什麼？中共是否真如謝春濤所言，既記取了教訓，又善於學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中共就確實能夠因應不斷變動的國內外環境，有彈性地進行自我調適，而不是如同前蘇共政權般地組織僵化，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只能被動地等待政權崩潰。

　　中共不僅從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垮台的經驗中學習如何避免重蹈覆轍，而且也借鑒其它已發展國家的經驗，以求有效地解決伴隨工業化與現代化而來的新問題。今日的中共，必須就社會不平等、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收入懸殊、尋租現象、地方政府的掠奪式作為，以及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做出因應，而且也必須滿足隨著經濟持續成長而來的民眾升高的期望與需求。以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共在處理紛至沓來的新舊問題時，固然有許多不足之處，卻也累積了不少的實效，這樣一個兼具傳統統治手段（組織、宣傳、思想控制、政治高壓）與新時期治理能力的專政黨，絕對不容吾人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