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


   克拉凡是有自省能力的,並且願意承認自己犯過的錯誤。許多人卻不是。

   事實上,選擇性的原則不僅造成學術研究的不客觀,也是人們無法摒除偏見的一個主要原因。人們的注意力常常被自己的偏見所左右,只看到想要看的,因此就無法接受其他有用的訊息。有句話說:「許多人自以為他們在思考,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將偏見重新整理而已。」(A great many people think they are thinking when they are really rearranging their prejudices. - William James)如果不能摒除偏見,思考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增加見識,更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

   人要去除偏見是困難的,何況很多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有偏見。但是,惟有相信自己會有偏見,並且戒慎警惕,虛心受教,才有可能在認知上儘量接近客觀的事實。

   除了無意的選擇閱讀之外,更嚴重的是有意的選擇。英國學者班國瑞(Gregor Benton)在一本張戎、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傳評論集中,談到了張戎夫婦在學術研究上的重大瑕疵:「......在引用現有文獻時,他們有時會歪曲其原意,進行帶有偏見的、不正確的推論。當專家的觀點與其偏見不符時,他們就對其視而不見。」(出處 )筆者在翻閱該書時,確實發現到這樣的寫作策略,例如:毛發動反右是為了引出知識分子加以打擊;毛發動大躍進本來就準備死很多人;毛召開廬山會議本來就打算製造打擊彭德懷的機會。反右一事在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廬山會議由原來的糾「左」急轉為「反右傾」,原因亦頗複雜;遇此類不易釐清真相的歷史事件,作者縱有定見,亦須在評斷時語帶保留,並存異說,而不是只選擇符合成見的材料說話,斬釘截鐵地下簡單的論斷。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故意排除跟自己論點不合的證據,這是學術研究的不真誠。至於引述資料說大躍進死了數千萬人,係毛本來所預知,則適可見到作者是如何地從資料中斷章取義,曲解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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