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


 　　克拉凡是有自省能力的，並且願意承認自己犯過的錯誤。許多人卻不是。

 　　事實上，選擇性的原則不僅造成學術研究的不客觀，也是人們無法摒除偏見的一個主要原因。人們的注意力常常被自己的偏見所左右，只看到想要看的，因此就無法接受其他有用的訊息。有句話說：「許多人自以為他們在思考，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將偏見重新整理而已。」（A great many people think they are thinking when they are really rearranging their prejudices. - William James）如果不能摒除偏見，思考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增加見識，更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

 　　人要去除偏見是困難的，何況很多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有偏見。但是，惟有相信自己會有偏見，並且戒慎警惕，虛心受教，才有可能在認知上儘量接近客觀的事實。

 　　除了無意的選擇閱讀之外，更嚴重的是有意的選擇。英國學者班國瑞（Gregor Benton）在一本張戎、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傳評論集中，談到了張戎夫婦在學術研究上的重大瑕疵：「......在引用現有文獻時，他們有時會歪曲其原意，進行帶有偏見的、不正確的推論。當專家的觀點與其偏見不符時，他們就對其視而不見。」（出處 ）筆者在翻閱該書時，確實發現到這樣的寫作策略，例如：毛發動反右是為了引出知識分子加以打擊；毛發動大躍進本來就準備死很多人；毛召開廬山會議本來就打算製造打擊彭德懷的機會。反右一事在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廬山會議由原來的糾「左」急轉為「反右傾」，原因亦頗複雜；遇此類不易釐清真相的歷史事件，作者縱有定見，亦須在評斷時語帶保留，並存異說，而不是只選擇符合成見的材料說話，斬釘截鐵地下簡單的論斷。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故意排除跟自己論點不合的證據，這是學術研究的不真誠。至於引述資料說大躍進死了數千萬人，係毛本來所預知，則適可見到作者是如何地從資料中斷章取義，曲解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