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昆陽（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二００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聯副發表〈哀大學〉，為台灣近些年高等教育的種種病症致哀。到現在，我撰寫這篇引言稿時，高等教育的境況，並沒有什麼改善，讓我不得不再次致哀；然而往積極方面去想，也應該提出一些期待與建議。
一九七五年起，源自美國的大學評鑒，被引進國內，教育部陸陸續續不定期實施以學院、系所類別為主的學門評鑒。一九九三年，「大學法」通過，第二章第四條賦予教育部評鑒大學的權責。一九九七年，教育部即依法試辦全面性的大學綜合評鑒，計劃手冊中明指評鑒目的為協助各大學確立其發展方向與重點，提升其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校務行政等水準，增進其辦學績效。
九一、九二學年度，在提升大學競爭力的浪潮中，為因應教育部正在規劃的第二次全面性大學評鑒，很多大學紛紛先行「自我評鑒」，例如台灣大學、中正大學、中山大學、台南師範學院、彰化師範大學、台北藝術大學、陽明大學、東華大學、華梵大學等。
衡諸當前，已實施或即將實施的大學相關評鑒，約可分為四個層級：（一）由教育部主導，以全國各大學為對象的綜合評鑒；（二）各校內部，以學院、系所為對象的「自我評鑒」；（三）特定學門的學會或評鑒會，針對該學門所舉辦跨校的評鑒，例如醫學學門評鑒會所主辦五年為期的醫學院教育品質評鑒。（四）各校內部，以教師個人為對象的定期性績效評鑒。
上列評鑒，除了醫學學門的評鑒特別強調不採量化而注重「質」的評鑒，並指向「教學品質」而非「學術研究」評估之外。其餘不管哪一個層級，其實施方式卻都呈現下列幾個特徵：（一）在研究成果的評鑒上，都採取表列論文篇數或專題研究計劃獲得補助件數及經費額數的方式。雖然也點綴了些許質性的描述，但卻明顯側重在「量化」的估計或等第的評定。（二）除了性質比較特殊的藝術、師範大學之外，一般綜合大學在學術研究的評鑒上都特別確指SCI、SSCI、EI、A＆HCI為權威性指標。由此觀之，「量化」與「標籤化」是當前大學評鑒方式的特徵，充分顯示大學的經營正大步邁向形式化、數字化的管理。
在評鑒的目的上，除了保持原有的自我檢討與改進之外。近二年來，在全球化競爭以及國內大學數量過度膨脹導致資源稀釋的緊張氣氛中，有些評鑒已明指將依績效作為各單位資源分配或職務陞遷的依據。教育部在一九九七年試辦的評鑒，還只是單純地旨在協助各大學確立其發展方向與重點，並未涉及經費分配。然而，事隔不到十年，即將實施的第二次全面性大學評鑒，主事者卻幾度在媒體公開表示，評鑒結果將依績效做為經費補助以及退場的依據。而各校內部的單位自我評鑒，也有依績效調整經費分配的做法。教師個人定期績效評鑒，更明訂罰則，不合格者將受到不予晉薪加級、不得提出升等、不得休假…等處罰。顯然，大學評鑒已不單純僅止於自我檢討與改進了。在競爭恐慌、資源掠奪的氛圍中，「評鑒」已被「利器化」，管理階層正運用其權力，依藉「利害性威迫」的力量，進行高教學術社群的社會控制，企圖因此而能在數據上顯示其經營績效，符合其贏得競爭的目標。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優先的功利價值觀侵入學術社群而不斷內化為主流價值觀，其跡象非常明顯。
評鑒方式的設計，儘管在形式上涵括了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各方面。然而，形式上看不到的，其實卻是偏重學術研究，至於教學、服務、行政則聊備一格，僅供參考。這種偏頗的現象，完全是由於近些年教育部政策上的誤導。大學分類，在美國只是功能性的區隔，被挪借到國內時，卻變質為評價性的分級，並做為資源分配的依據。研究型大學優於教學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優於社區性大學。而政府的資源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這合理的假象中，聚集投注給少數幾個被認可的所謂研究型大學（其實台灣從來都沒有真正的研究型大學），以滿足將它們打造為世界一流、亞洲第一的幻想，並藉聚焦性、短線性的成果粉飾執政者在教育上的業績，以做為大選贏取政權的資本；然而整體高等教育品質的提升，由於必須長期經營卻又成效太慢而不明顯，無濟於大選，便被故意犧牲了。利之所趨，各大學遂家家以「拚研究」自勵，評鑒也以「研究」為重。高等教育焉能不偏食而畸形發展。
從上述有關大學評鑒的因緣、背景，我們將特別針對學術研究這一方面，檢視量化、標籤化的評鑒方式，以及功利性的評鑒目的，對台灣高等教育學術將會造成什麼正、負面的影響。這項檢視，部分指向不分領域的整體性學術，部分則集中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
二、大學評鑒的正面價值
「大學法」既賦予各大學的自治權，能自行規劃其發展方向與重點，而建立其特色。則大學相對的也就有責任對社會保證自己的教育品質與經營績效。而為了能整體的、客觀的判斷自己的教育品質與經營績效，適當而有效的評鑒，實屬必要。況且，當前所面臨全球化的競爭，以及國內高等教育過度膨脹、經費緊縮所帶來的資源掠奪與市場競爭，大學依藉評鑒以改善體質、促進發展、甄別優劣，應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因此，在原則上，我們並不否定大學評鑒的正面價值，關鍵只在於「如何評鑒」才能「適當」而「有效」。我在二００三年度，曾受邀為中正大學文學院自我評鑒的訪評委員，同時也因院長行政職責所繫而主持了東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的自我評鑒。這二起評鑒，都以自我檢視並規劃未來發展方向及重點為主，未涉及依績效分配資源，比較沒有功利色彩。從評鑒的實務經驗中，我體察到大學自我評鑒假如能建立在虛心自我反省、自我警策的態度上，不過度強調競爭、互較輸贏，也不過度強調資源分配，而方式上又能尊重不同學門的差異特性，教學、研究、服務、行政並重，兼顧質與量，而相對客觀地自我檢視，則評鑒的確可以讓各受評單位甚至教師個人全面地、切實地、明細地瞭解到自己前幾年的實踐成果，瞭解到自己的特色，相對的也瞭解到自己的不足，從而規劃未來幾年正確的發展方向與重點。
在評鑒的操作過程中，我體察到，研究、教學、服務、行政績效的數量統計，很容易做到，但比較難以周詳的是，他校間同類學門的參照數據取得不易。即使能取得，然而在數據的解讀上，也只能從生產量的多寡，見出受評單位近幾年在研究、教學、服務、行政各方面所發揮的動力。不過，生產量高並不等於品質好。產品的「質」，即使以SCI、SSCI等以及國內其它有審查制度的期刊或國科會通過的研究計劃作為「卷標」，其品質保證的信度究竟有多高，恐怕也只能「姑妄信之」而已。這尤其在人文學門更是如此。因此，「質」的評鑒，假如僅止於自我描述，其判斷要取得「客觀有效性」，的確有極大的困難；除非國內學界，在「同僚評鑒」上能建立更專業的能力與公信力，並在完密的前置作業與充分的評審時間下進行。目前大學的自我評鑒，「質的描述」其意義往往只是在相對於「參照社群」，所進行的主觀性自我詮釋與評價，以此做為自我反思可也，但要據以客觀地與他群比較優劣、一爭高下，甚至分配資源，則其公允性令人質疑，同時也將因此而使大學評鑒為之變質，增強了負面性的影響。
三、當前的大學學術評鑒反映了台灣整體學術本質性的虛弱症象
量化與標籤化，並不適合於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的評鑒。這應該是一個可以常識性地認知而無需論證的命題。SCI、SSCI等，在美國也僅是參考性的數據庫，並未被用在大學評鑒或關係到個人陞遷的績效評鑒。這不是什麼學術機密，其實況如何，在二００三年十月二十日，教育部公佈「二００二年大學、技職校院SCI、SSCI與EI論文總篇數統計」而引發政大排名落後的風波之後，報刊上已發表了幾十篇的報導與評論，指陳清楚，批判確切。而高等教育體系中，多數當權的領導階層都留學美國，甚至長期在美國的大學中執教，按理他們應該比誰都瞭解此一實況。然而，何以由他們所主控的大學評鑒，卻仍然堅持以SCI等做為權威性的指標？其明知而故意的心態，頗值得玩味。因此，這個現象已不僅是技術層面「如何評鑒才適當而有效」的客觀認知問題。真正的癥結更在於國內高等教育權力結構的畸形，決策階層蓄意地進行改造性的社會、文化再制與有效的社會控制，大學之間的惡質化競爭與資源掠奪的種種病症，而諸多病症的背後，又隱涵著若干深層的文化意識型態。衡度諸多病症的產生，應該出於下列幾個因素：
（一）國內高等教育的權力結構，從行政院高教宏觀小組、教育部、國科會到大學，絕大多數的當權者都有留學美國的經歷。也就是說，他們幾乎都是美國那個資本主義國家高等教育體系內社會、文化再制的產物，不管自覺或非自覺的意識型態，都極少反思地被美國化了。由留美而信美而崇美，學術一概依循美規。國內在政經、科技、文化各方面挪借美國規制，其來已久。大學評鑒也是引自美國；SCI、SSCI等既是美國產物，不加檢視、選擇而挪借甚至濫用，基本上就是這種美國再制性的文化意識型態的投射。
（二）近代中國一直都是政經、科技的弱勢，長期處在局部被殖民的狀態。面對西方政經、科技的霸權國家，尤其美國，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始終都自覺或不自覺存在「幫辦性」的「依附意識」。大陸長期以強烈的民族主義進行抗拒，其文化主體性還能保持住。台灣在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這種抗拒，雖然也有若干被認為傳統的保守份子曾經堅持過；然而，他們在政治與社會的結構中，卻都僅居於邊緣地位。相對的，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必須與大陸政權對抗，一方面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對本土族群的政治忠貞度與殘餘著日本殖民色彩的本土文化懷抱雙重的疑慮。在這種特殊處境之下，政府一方面引入中華民族主義文化以壓制本土文化，形成同一國族之下，當權強勢主族群對弱勢次族群的類殖民統治。一方面又依賴美國的政經、科技、文化，以對抗大陸政權，而形成自我殖民的狀態。因此，從政權上來說，美國雖未曾佔領台灣而納為殖民地；但在經濟、科技及文化方面，卻長期而無形地成為台灣的殖民主。接受西方思潮的新知識分子們，尤其足以富國強兵的經濟、科技人才，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當然居於主流地位，而與政府當局以及美國形成共謀關係，長期主宰著台灣各方面的發展。在這樣的共謀結構中，卻只顯示一個充滿幫辦性依附意識、自我面目模糊而美國化的擬態性偽主體。從此一歷史脈絡來看，大學評鑒以美規的SCI等做為權威性指標，而全無檢視與選擇，顯然就是殖民地知識分子「幫辦性依附意識」的投射。這種現象，到了現階段，雖經政權輪替，而新的台灣主體意識正在覺醒。此一新的台灣主體放在兩岸對峙的局勢中，雖然產生了相當強度的抗拒力量。但是，一旦置於台灣複雜的國際處境（尤其對美國的依賴），以及全球化競爭的浪潮中，卻仍然彷彿一個體弱志短的侏儒。在面對西方霸權國家挾其資本主義而跨國產銷的變相殖民機制，從高教決策階層以至學術界所延續的仍然是幾十年來那個擬態性的偽主體，毫無自覺的抗拒意識與重構主體的企圖。在上述第一、二點所提示的兩種意識投射下，依藉提高SCI等期刊論文的數量，就可以達到國際化的目標，便成為讓他們神經亢奮的童騃式想像；然而可悲的是這種想像，竟然可以不必經過學術社群理性、辯證的論述階段，便由教育官僚體系徑付實踐。
（三）在前面說過，國內高等教育的權力結構中，絕大多數的當權者都有留美的經歷。而且進一層來說，其專業學術領域絕大多數又都集中在自然科學、數學、應用科技、社會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又以實用性比較高的實證經濟、管理學門為主流。人文學門的學者在高等教育權力結構中，位居大學校長以上而具有主導權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即使有，然而在這種大環境中，所能發揮的力量也很微弱。這是台灣長期以來政策性地偏重經濟、科技而輕忽人文所造成畸形的教育、學術生態。量化、實證的思維，是自然科學、數學、應用科技、實證經濟學、管理學等學門的慣性思維。而SCI、SSCI等，則是他們所最習慣、最方便，也認為最能自詡國際化、取得霸權國家認可，反過來藉此標籤以贏得國內學術競爭、博取資源的方式。這顯然是當前國內大學惡性競爭、掠奪資源造成的風尚。其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當政者對大學以「經濟效益」取代「思想箝制」的社會控制策略所導致。學術本位的慣性思維，相對地無法理解、尊重其它領域不同的思維，是知識視域上很難避免的限制，還能夠諒解與溝通。但在利益爭奪的場域中，強勢社群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少為弱勢社群設想，卻是人性中利己意識的自然投射。這種生態往往要經過支配與抗拒的傷痛歷程，才有可能改變。在東方的專制政治傳統文化中，即使已走過幾十年的民主化歷程，然而當權者的政策性社會控制，卻仍然是知識階層難以輕易解除的緊箍咒。
（四）管理，很難。學術管理，尤難。學術的生產，絕非工業生產在線規格化的量產。其品質優劣，也非工業品管上那麼容易做到標準化的檢驗。尤其在以人類特殊存在經驗與價值為對象而主體涉入的理解所獲致的意義詮釋，從而產出的論述，其品質的優劣，更必須相對詮釋主體涉入其內，以進行深度理解，才能做出切當的評鑒。這種評鑒，很難統一規格、標準去操作。然而，教育行政官僚體系所操作的評鑒，如果不能誠心地以學術實質內容為重，不能耐心地規劃適合學門特性而有效地識別其內容品質的評鑒方式；那麼，數字化、卷標化的評鑒方式，姑且不論其信度與效度如何，誠然是最現成、最方便的一種評鑒，也最能形式化地展示官僚體系學術管理的紙上作業績效。其實，在學術研究成果的評鑒上，英國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就是一套相當精實的學術品質評鑒方式，並且明白指出不以「量」為計，應該可以做為我們的參考（關於英美所實施的各種評鑒，本研討會負責第一部份議題的學者，相信會有專業的論述）；然而教育、學術官僚體系，似乎視而不見。台灣的教育官僚文化長期缺乏創意，只重形式不重實質，這種官僚惰性與偽化現象，早為大家所熟知。當前的大學評鑒也是此種官僚文化的產物。
我這樣不厭其煩地詮明當前大學學術評鑒背後隱涵的因素，用意是在指出這種方式的評鑒，其負面影響並不僅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它其實是台灣整體學術本質性的虛弱症象。而要改善這種不適當的評鑒，其治本之道就在於反省、批判上述幾種意識型態及心理而破除之，大破然後才能大立。學術研究，尤其是優質的學術研究，不是量產性的複製，必須是出於主體的理想性、創造力、優越的學養與方法訓練。有優質的人，才有優質的學術研究成果。然而，從上文所陳述的幾個因素來看，隱然其中的「人」—擁有權力以主導、決定學術走向的「人」，從學者到行政官僚，其意識型態卻充滿著上述不健康的症象。這顯然是一個不具學術理想，只求功利；不具創造力，只求大量複製；不重實質，只重形式，而面目模糊不清的主體。而我們的學術，卻決定於這樣的主體！毫無檢視與選擇地挪借甚至濫用SCI等做為權威性的指標，就是此一主體心理的投射，表現了一種「標籤擬仿」的心態。在商業上，沒有信心或沒有足夠條件創造自己獨特品牌的投機者，經常採取「商標擬仿」的方便做法，仿製一個和市場強勢的名牌商標類似的商標，形同「準仿冒」。這種擬仿的品牌，或許也能比較快速地搶到若干市場。然而，長期經營卻難以建立其特有的商譽與品牌，當然也就很難佔有優勢的市場。其根本的因素，就在於經營者本身就是一個缺乏自信、沒有創造力而只知依附卻面目模糊的主體。台灣的學術擬仿美國SCI等標籤，難道不是同樣的情況嗎？或許很多學界的當權者，會大聲疾呼：「即使國際化就是美國化，競爭也只是為了教育、學術的經濟效益，但是形勢所趨，我們也只能服從霸權，無法抗拒！」真是這樣嗎？僅憑這種虛弱的心理，就已經沒有什麼競爭力了。一味依附、乞求認可而自棄主體，又如何建立自己的學術品牌？在國際化的舞台上，又以什麼不可取代的資格與他國對話？這樣的負面影響，絕非只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而是台灣整體學術本質性的虛弱症象！
四、當前大學學術評鑒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負面影響
關於大學學術評鑒中，標籤化的評鑒方式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我認為：自然科學、數學、應用科技等學門，的確有其跨越國界的共同研究主題、材料、典範與語言，或許可以建立客觀、普遍而規格化的對話機制。至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即使在方法學上允許有一般性的形式規範，然而由於所涉的研究主題、材料都有各別區域的特殊經驗內容，甚至其意義詮釋更必然具有主觀性，對話的機制不但無法絕對客觀、普遍地規格化，甚且只能在客觀性的原則上，相對主觀地進行平等的對話，這尤其以人文學為甚。任何宣稱開放性的人文或社會科學期刊，都是特定區域內學術社群的產物，有其由學術意識型態、市場趨向所決定的編輯方針，包括議題取向與詮釋典範，甚至在取得學術霸權之後，成為該領域的主流，也同時掌握了有利的學術市場。任何學者，想在此一期刊發表論文，除了論文的品質之外，還必須依循它的議題取向與詮釋典範，並有利於該刊物的市場。因此，一個學者除非原來的研究本就與其相符，否則由本地經驗所發展出來的意識型態、議題取向及所依循的詮釋典範，就只有捨棄或修改，自甘成為美國文化再制的產物。這是自棄主體以從人，絕對不是有理想性、有創造力的學者所當為。不少企圖向SSCI、A＆HCI進軍的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早已有面對這種困局的經驗。
國科會的外圍機構，設於中研院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依照SSCI的模式，建立了TSSCI，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逐漸培養本土的社會科學類期刊，促使台灣學術社群建立其學術權威、特色的根據地。另外，也是國科會的外圍機構，設於台大的「人文學研究中心」，曾對國內人文學領域期刊進行長期的觀察，考慮建立THCI。然而由於多數執行委員並不認同形式化色彩濃厚的這套制度，故THCI迄今尚未建立。倒是國科會人文處委託中研院文哲所李豐楙研究員，採取向學界問卷調查、計算「論文被引用次數」、依據國科會所訂「國內學術性期刊評量參考標準」等指標，進行人文學門期刊的排序。其用意也是為了評定期刊的品質，以供大學內人文學門學術評鑒的參考。然而，目前各大學在評鑒指標上，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論文成績計分，大多依SSCI和A＆HCI／TSSCI／其它有審查制度的期刊三個等第排列。各校的獎勵辦法，也在國際化的想像中特別提供優厚的獎金頒給發表於SCI、EI、SSCI、A＆HCI的論文。登在TSSCI期刊上的論文，分數就是低於登在SSCI期刊的論文，也沒有獎金。理由是，TSSCI的期刊很多都不是用「英文」書寫，不夠國際化。去年的政大學術排名風波事件，教育部公佈的篇數統計，也沒有包括TSSCI。至於人文學門經過排序的期刊，到目前仍然還未普遍地被當權而出身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所瞭解與接受，其所獲評分又在TSSCI之下，更不用說教育部的評鑒能給予重視。上述的政大事件中，教育部公佈的篇數統計，固然不見其蹤影，就是二００三年十一月二日教育部所主辦「大學校院評鑒指標」公聽會的草案中，所列的指標，也沒有人文學門具審查制度的期刊，而專書就更不用說了。人文學門成為一種沒有聲音、沒有文字的空白學術領域。我們的高教當局就是以這樣的態度在對待人文學者。
曾經有二位研究自然資源的學者，一向很認真地以台灣本土的地質、環境政策、山林遊憩為主題，長期累積了頗為豐富的論文，但都以中文書寫，登在TSSCI或觀察名單的期刊上，卻在某次評鑒中，被以缺少「英文」書寫並登在SSCI期刊的論文為理由，評為不合格；而掌握評審權力的委員們，沒有一個人真正讀過他們的任何一篇論文，只用「標籤」便可以為耗費多年心血，努力研究的學者決定生死。其中有一位學者，公開表示他不是沒有能力以英文書寫，向SSCI的期刊投稿；然而他堅持不在形式上為了應付這種「標籤化」的評鑒制度，就盲目去追逐國際性（其實是美國）期刊所導向的議題而捨棄對本土自然資源的研究。為什麼在我們這個學術環境中，要讓有理想、關懷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文化問題的學者，必須以這樣悲壯的心情去度過他的學術生涯？在台灣的大學內，究竟還有多少學者，尤其正在起步，對學術充滿熱誠與理想的學者，有同樣的遭遇？這是否為此一學術評鑒嚴重的負面影響之一？
至於人文學門的論文在各種學術評鑒的場合中，我有時還得啼笑皆非地去回答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他們沒有SSCI的論文？」原來出身自然科學的學者們並沒有弄清楚人文學與社會科學是兩個雖相鄰卻不同的領域。
然而，在當前這種量化、標籤化的學術評鑒制度下，究竟有幾個人能像那位學者如此的悲壯？不願這般悲壯的學者，就只能順從時勢，把心眼從台灣的社會文化經驗現象移開，多去追逐美國的學術社群在關懷什麼議題、流行什麼理論，而聊當鸚鵡，以「英文」發聲，在SSCI、A＆HCI的期刊上多量地發表論文。有人說，那也不容易呀！一篇論文從審查到刊登，往往要等上一、二年。那就耐心排隊吧！因為只有印上SSCI、A＆HCI的標籤，有權力的審查者才會點頭稱是。至於TSSCI以及人文學門的期刊，是不是需要大家，尤其優秀的學者（大概都去擠SSCI或A＆HCI了）共同來支持、養護，讓它們逐漸茁壯到足以躍上國際學術舞台，與他國平等對話；這不是正在為學術評鑒而焦慮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所優先關心的問題。當然更不會是高教當局所優先關心的問題。
當多數的本地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菁英都一起面向美國匍匐膜拜，擠向SSCI或A＆HCI的聖地。那麼，具有台灣區域特性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聲譽，何時能建立？這究竟是提高了台灣學術國際化的競爭力，還是競爭力的下降？這是當前標籤化大學學術評鑒對人文、社會科學最嚴重的負面影響。任何民族國家，被強迫殖民，只要還有抗拒的意識在，獨立自主的希望終有一天會實現。但是，在沒有外力強制之下（美國從未強迫我們拿SCI等當作大學學術評鑒的權威指標），卻甘於「自我殖民」而缺乏學術主體的自覺，這就無可救藥了。政經、科技弱勢的國家，其依附強勢國家的宿命，不是上帝決定的，而是一半被客觀的社會條件所決定，一半被主觀的「奴婢自甘」的心態所決定。後者尤其難以根除。
關於「量化」以及功利性的評鑒，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我認為：「量化」的計算方式有二種，一種是依論文篇數或專題研究計劃的件數來計算；一種是依所獲得的補助經費額數來計算。
論文，何以是計算篇數而不是字數？沒有人給予合理的解釋。由此，一篇三千字的論文和一篇三萬字的論文和一本二十萬字的專書，所獲得的計分沒有差別或差別甚微。字數固然不等於品質，然而「量化」本就是不論品質的一種評量方式。在品質存而不論的相同基準上，數量的多少，以最約化的字數計算，絕對比以篇數計算要公平多了。
自然科學、應用科技、數學等論文，由於無需徵引大量文字數據與進行大量文字描述，故論文往往篇幅頗小，多則七、八千字，少則二、三千字，而相對論文產出的篇數也就比較多，一年完成十篇論文者，並不稀奇。但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論文，由於引用文字數據繁多，其學術性質又必須以大量文字進行描述。期刊或會議論文篇幅經常在一萬字以上，甚至多達二、三萬字。至於專書，更是動輒十萬字以上。相對其篇數的產出也就比較少，一年能完成二到三篇論文者，二、三年能完成一本專書者，就已頗不容易。然而在「量化」評鑒上，幾乎都依「篇」計數，並且很少考慮到不同學門間的產量差異。其缺乏公平性，相當顯然。
另者，若將SCI等「標籤」與「量化」結合在一起，則不公平的現象就更顯著，有些學門是主流性的強勢學門，擁有廣大的學術社群與SCI等標籤性的期刊，例如物理、化學、醫學等，要在SCI等期刊上發表論文，相對容易，篇數當然比較多。而有些學門則是偏流或新興的弱勢學門，學術社群狹小，SCI等期刊也不多，發表論文相對困難，篇數當然比較少。然而，當前量化的評鑒，卻很少考慮到這種學門強弱的差異，而以單一的指標，同等的SCI篇數要求強弱異勢的學門。這當然也明顯的不公平。
這種不公平，已在國內大學中產生若干負面的影響。在系所升等所自訂的門坎中，尚可因學門的差異而訂定不同的數量，但在跨領域學門的評比中，卻一體視之，全看數量的加總。假如再結合依篇數給獎金或分配資源時，便產生人文社會學門的學者寫一本二十萬字專書或一篇三萬字論文卻和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等學門寫一篇三千字論文同等待遇的現象；因利益分配不盡合理所產生的領域、學門間的對立，必然導致校內學術生態的失和，難以營造能讓學者安身立命的人事環境。同時，也必然導致學術研究工具化的惡質傾向，將學術研究動機導向外在利益的博取，而逐漸喪失創發新知的內在動力。
至於依所獲的研究計劃件數及經費額數作績效評比，更是極盡荒謬，顯示台灣「唯利是圖」的惡質風氣，已由政商界侵蝕到學術界。學術商品化、大學公司化已是被很多有識之士所極力批判卻又遏止不了的歪風。如果只看賬面，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在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的學者面前，簡直會自卑到學術研究都做不下去，缺乏實用性而本質上就無法替學校賺大錢，便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原罪。其實揭開這種賬面的假象，卻不盡然。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研究，由於需要昂貴的儀器與耗材，甚至因為助理人數眾多也需要較高的人事費；同樣一樁研究，生產一篇成果報告或論文，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成本高於人文、社會科學數倍而不止。因此，賬面看起來，彷彿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一個研究計劃案為學校賺近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然而其實只有比率不高的行政管理費能進到校務基金，其它都是被消耗得一毛不剩的人事、設備、雜支經費，甚至有用之不足者，還由校務基金暗盤補貼。因此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的研究計劃獲得比較高額的經費，又何足以驕其同儕，又何足以列為績效！大學之中，學雜費、教育部的補助費、研究計劃等其它收入與教學、研究成本支出相抵，究竟是自然科學學門或人文、社會科學學門對校務基金有利？這筆帳似乎從未曾計算清楚過。假如學術一定要在金錢上評比高低，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絕對有權利向學校當局要求各單位及各項研究計劃收支並列，比較各學門在校務基金中所表現的盈虧狀況。在標榜追求學術品質的大學之中，當權者不肯多費心力去規劃可以真正判別學術品質的評鑒方式，卻滿腦子金錢地只知在經費上玩數字遊戲。然而，這樣的評鑒卻在合理的假象中，踐踏著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的學術尊嚴。其負面影響，最嚴重的情況是不但無法提升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競爭力。反而使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因為屈辱而喪志，除了應付加薪晉級與升等的評鑒之外，再也沒有內在動力去追求學術的創發，因為品質再好的論文，也賣不了幾個錢；研究除了自己過癮，做給誰看！然而，學術的價值就真的只能以「經濟效益」量化地計算嗎？除非無知，否則這是個常識性的問題，無須費力辯解。
當前大學內，對教師最切身的評鑒，是每二至五年一次，而與加薪晉級、休假、升等的權益有關的教學、研究、服務績效評鑒。學術部分各校幾乎都採取量化、標籤化依篇計點的方式，為求方便與節省成本，幾乎沒有學校採用提送代表作進行校外同僚專業評鑒以判別品質的方式。據我與不少年輕助理教授、副教授的接觸，他們對這種定期績效評鑒，尤其期限較短者，都充滿焦慮感。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的學者由於生產篇數比較少，其焦慮更甚，幾乎不再有從容的時間好好在數據中浸潤、醞釀、構想以撰寫體大思精的專書或比較長篇的期刊論文。應付之策，就是將一個體系比較宏大的研究主題拆成幾個單一論點，趕緊寫成篇幅較短的論文，向有審查制度卻又比較容易刊登的期刊去投稿。至於更高的學術理想，只好先放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人性趨利的必然反應。政策的制定對人性的導向有正有負，對學術研究的成果也會有相當程度的支配性影響。量化與標籤化再配合功利性獎懲的評鑒，導致學術風氣趨利而偽化，跡像已非常明顯。
科學與人文的隔閡甚至對立，在西方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英國查爾斯‧史諾（C.P. Snow）一九五九年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中所指出「兩種文化」的論點，至今仍是爭議不休的問題。國內大學中，人文與科學的隔閡同樣長期存在，兩種學術社群的文化差異一向很大，並且缺少虛心的溝通與相互的尊重。不幸的是台灣幾十年來偏重經濟、科技而輕人文所造成的畸形學術生態與權力結構，使得人文學門與自然科學門之間，不但隔閡，甚至人文學術不受尊重並經常受到自然科學經驗及價值本位的宰制。在學術評鑒上，最明顯的案例是，絕大多數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甚至經濟、管理學門的學者，都對人文學領域中的學術會議論文與專書、專書論文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極端處則會議論文不予計分。在自然科學等學門的經驗中，他們的學術發表管道與方式，只以「期刊」為正式，不但沒有撰寫專書（除了教科書或大眾閱讀的科普）的需要與經驗，同時一場學術會議不但發表人次多達數百而且所宣讀的也不是一篇體系周備而已論述完整的正式論文，與期刊論文無異，會後更不會經過專業審查而出版會議論文集。然而人文學門正好相反，其長期的文化傳統，卻是以撰寫體大思精的專書為最高的學術指標，也最能發揮影響力。學術會議事前經過篩選，發表篇數不過一、二十，所發表的也都是體系周備而論述完整的正式論文，會後大多經過審查而出版論文集。學術會議一直就是人文學門很重要、很正式的發表管道，是學術社群中學者傳播其成果、樹立其聲望的主要場域，應該被充分尊重。然而，在當前的學術生態中，卻一向不是如此，面對強勢的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等社群，往往必須費盡唇舌溝通，上焉者漸能瞭解而給予尊重，下焉者則仍維持其權勢的傲慢。由教育部所草擬的「大學校院評鑒指標」，完全找不到學術會議論文與專書項目，便可見人文學術受到何等的隔膜與忽視。當前量化、標籤化的學術評鑒，專書與會議論文，幸運者可在校內的學術生態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不幸者則淪為學術下等貨了。
其中，負面影響最巨的是專書，為應付限期的量化評鑒，可以預估未來在人文學門的論文中，體大思精而影響深遠、足為典範的專書，將少有人去寫。人文學領域正逐漸失去涵養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余英時、林毓生等這一類大師的環境。因為有潛力的優秀學者，都不得不將有限的時間耗在多多撰寫單薄的期刊論文，以應付量化、標籤化的定期評鑒了。
五、結語
量化、標籤化的學術評鑒的負面影響，不但導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品質與競爭力因之而下降；就是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等領域，即使在SCI等期刊提高論文發表的數量，卻由於未能建立自己的學術特色，充其量只是西方研究議題的複製，因而未必就能提升其影響力，此一實況已有學者加以論明。當權的學術領導階層不可能不知道，但這樣的評鑒卻仍在不斷進行之中。然則，其問題的癥結，就不只是技術層面「如何評鑒才適當而有效」的客觀認知而已。真正的病因，出在近些年，由高教決策者所營造出來，以國際化的過度想像和高教資源掠奪為核心價值的「勢」。這等於由當政者對高等教育社群加了一道緊箍咒。這種「量化」、「標籤化」的大學評鑒方式，就是此一「勢」的產物，以做為某些優勢學術社群實現上述核心價值的工具。「勢」是群體共時性的意識結叢，一旦形成，群體中的分子都很難置身「勢」外，若無其事地退出遊戲，而必須直到在「勢」中耗盡心力，證明最終誰也得不到真正的好處為止。除了站在最高層位，當權而掌握資源的棋手之外，各大學的校長以及各級主管、教師個人，都是棋子，只要他們夠坦白，應該都會同聲歎氣：「這種評鑒不能判別學術品質，我們也知道；但政策如此、形勢如此，不上陣，行嗎？」當然對於佔盡優勢的自然科學、應用科技等學門，可能還保留一句話沒有說出來：「這種評鑒，雖不理想。至少，對我們有利呀！」
以台灣一向換湯不換藥的教育權力結構，即使一九九三年「大學法」成立，宣稱「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但是，其實這有可能淪為空話，教育部仍然是宰制大學的機構，再加上配合的幾個單位，如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小組、人事行政局、國科會。從大學校長的任命到員額、經費等資源的管制與分配，都掌握在這些機構手上。大學評鑒的法定權力不就由教育部掌握嗎？不久，「大學法」再次修訂後，連大學整併的法定權力，也將抓在教育部手上。那麼，大學還能有多大自主與自治的空間？而在當前政權的變局中，新的執政黨正若隱若現地透過教育部以及其它相關文教機構，進行改造性的社會與文化再制，以符合執政者的意識型態及經濟、文化生產機制，進而形成有效的社會控制。台灣幾十年的政治傳統，不管過去的顯性威權時代，或現在以「民主」為形式的隱性威權時代，當政者都不曾放棄對大學的宰制。「大學評鑒」僅是其中一端而已。
在這樣的「勢」中，我對於大學評鑒是否能因各方的反思與批判而就做出如何優質的改善，並不抱持樂觀的態度，悲哀沉重的心情仍難消釋。客觀認知的差距，很容易就有效地溝通。然而事屬權力結構與資源分配的利益生態，知識性的溝通，很難奏效。解咒的關鍵恐怕還在於當權者能否真正洞察到這種方式的社會控制，表面奏效，內裡卻隱涵著從根本處銷蝕知識分子的品質與國際競爭力的危險，而能以政策力量主動改弦易轍。被操控的大學管理者以及教師個人，也都能有同樣的自覺，以改變當前的「勢」。當然，我也明白，這樣的期待，很難真正實現。然而，我們卻必須要有期待，也只能期待！
在社會控制的情勢下，任何抗拒都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然而，也不能就此放棄某些良性而積極的策略運用。在這一次的反思中，以知識分子的理性思之，其良策大致只能做到正面建言的第一步。我建議，對人文、社會科學學門各單位以及教師最切身的定期評鑒，可有以下幾點改進：（一）時間不宜太短，目前各校所訂評鑒期限約為二到五年，當以五年為宜。（二）評量的指標不宜單一而量化。假如取消量化難有客觀性，故必須保留，也宜只佔30％以下的成績，或只做為基本的門坎，不必評分。另外大幅提高「質」的評鑒，由各教師提出三篇期刊論文或一冊專書為代表作，先「自我評鑒」，盡量客觀陳述代表作的學術特色、成就與對該領域的貢獻，再委由校外學者進行專業性「同僚評鑒」。評鑒委員中可考慮至少三分之一的國外學者。（三）各教師的評鑒綜合起來，依學術品質優劣的比率，做為系所單位的評鑒。（四）評鑒的結果，只做為教師個人或單位向掌有資源的機構（包括本校），依未來研究發展的規劃申請經費的參考；但不由上而下，強制性地依過去的績效分配經費。
此外，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社群，在當前這種不利的「勢」中，也應該能有普遍的自覺，而做到下列幾件事：（一）召開幾次的研討會，期待能達到共識而形成雖不具文，卻可以為社群共同依循的「質」的評鑒準則，並先在各大學中爭取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門，依此準則施行評鑒；（二）普遍地自覺提升同僚評鑒的專業能力與客觀嚴謹的評鑒態度，逐漸形成優質的學術社群文化與倫理。（三）以學術社群的力量，影響國內出版界，接受國科會人文處的輔導，建立學術專書的匿名審查制度（國科會早有此一輔導，可惜接受的出版社不多），進而建立有效鑒別專書學術品質的公信力。（四）發起由人文、社會科學社群組成某一委員會，建立與歐美國家有聲譽的出版社合作的管道，提供初審、推薦具台灣區域特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優質論著，給合作的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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