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事實上，根據曹樹基的研究（《大饑荒》，香港：時代國際，2005），1958-1962年中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以比例排序，雲南排第8，僅次於安徽、四川、貴州、湖南、甘肅、河南、廣西。雲南災前人口1918.3萬，非正常死亡80.4萬，比例為4.19，而若依死亡總數排序也不低，排名第10，次於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山東、貴州、江蘇、甘肅、廣西。雖然雲南的死亡總數與四川、安徽差得很遠，但短短的四年內「非正常死亡」80.4萬人，絕非小數目，更不是「不極端」。
而根據丁龍嘉、聽雨的《康生與「趙健民冤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文革時，雲南發生了康生和謝富治共同製造的「趙健民冤案」，被審查的有一百三十八萬多人，打死和逼死的有一萬七千多人。雖然，這個資料只講一個大案所牽涉的人數，並不包括其他未與本案牽連的人口，但僅就審查、打死和逼死的數字，也絕非「不極端」。
我原來之所以有「雲南不極端」的感覺，自己分析，可能原因有二：一是雲南相較於其他省份，確實在中共所推行的激進運動中較不凸顯，我的注意力比較受特別極端的省份所吸引，比如大躍進時期的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等省；文革時期的北京、武漢等大城市，相對地對其他省份或城市就不注意；二是我跟很多人一樣，長期忽略了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而這種忽略，可能早在歷史本科就已如此。我唸歷史系的時候，有國別史，有斷代史，但從未有任何一門課程是單以一個區域或省份來開設的。當然歷史系不可能把中國各省份的歷史開全，但只要開個一兩門，學生就能從中學到舉一反三的見識。
其實，就中國研究而言，長期以來也是以「北京學」當作中國學的，似乎專注於中南海的權力鬥爭，就懂得了中國全局似的。一直要到鄧小平的開放政策，西方學者得以方便進入中國，才陸續擴展了對地方史的研究。然而，現在雖然對於中國各地方的經濟、社會研究已有許多成果，但中國歷史的教學與研究，很可能仍然停留在以中央政權為主的視野中。
這也是我為什麼在今年的東亞所所慶感言 中，會對茶花樹的數目、花色，在漸進的認識中，特別有感觸的原因。也許有不少人看了我那一篇500字的短文，感到有點不知所云，那麼本篇文字正好是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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