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4日 星期三

不極端的雲南?——我曾經有過的錯覺

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事實上,根據曹樹基的研究(《大饑荒》,香港:時代國際,2005),1958-1962年中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以比例排序,雲南排第8,僅次於安徽、四川、貴州、湖南、甘肅、河南、廣西。雲南災前人口1918.3萬,非正常死亡80.4萬,比例為4.19,而若依死亡總數排序也不低,排名第10,次於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山東、貴州、江蘇、甘肅、廣西。雖然雲南的死亡總數與四川、安徽差得很遠,但短短的四年內「非正常死亡」80.4萬人,絕非小數目,更不是「不極端」。

而根據丁龍嘉、聽雨的《康生與「趙健民冤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文革時,雲南發生了康生和謝富治共同製造的「趙健民冤案」,被審查的有一百三十八萬多人,打死和逼死的有一萬七千多人。雖然,這個資料只講一個大案所牽涉的人數,並不包括其他未與本案牽連的人口,但僅就審查、打死和逼死的數字,也絕非「不極端」。

我原來之所以有「雲南不極端」的感覺,自己分析,可能原因有二:一是雲南相較於其他省份,確實在中共所推行的激進運動中較不凸顯,我的注意力比較受特別極端的省份所吸引,比如大躍進時期的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等省;文革時期的北京、武漢等大城市,相對地對其他省份或城市就不注意;二是我跟很多人一樣,長期忽略了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而這種忽略,可能早在歷史本科就已如此。我唸歷史系的時候,有國別史,有斷代史,但從未有任何一門課程是單以一個區域或省份來開設的。當然歷史系不可能把中國各省份的歷史開全,但只要開個一兩門,學生就能從中學到舉一反三的見識。

其實,就中國研究而言,長期以來也是以「北京學」當作中國學的,似乎專注於中南海的權力鬥爭,就懂得了中國全局似的。一直要到鄧小平的開放政策,西方學者得以方便進入中國,才陸續擴展了對地方史的研究。然而,現在雖然對於中國各地方的經濟、社會研究已有許多成果,但中國歷史的教學與研究,很可能仍然停留在以中央政權為主的視野中。

這也是我為什麼在今年的東亞所所慶感言 中,會對茶花樹的數目、花色,在漸進的認識中,特別有感觸的原因。也許有不少人看了我那一篇500字的短文,感到有點不知所云,那麼本篇文字正好是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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