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0日 星期四

所慶感言:似水流年,只道滄桑

  今年十二月底,是東亞所創所卅九周年(1968-2007),所慶籌備小組要我寫篇一年來的感言,我實在想不出一年來有什麼可說的,第一個浮上腦際的字眼是「乏善可陳」。就跟邀稿同學商量,讓我寫點別的。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不知道要寫啥?我常在課堂上發表意見,也常「不務正業」,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些無關宏旨的小品,但是,為所慶寫點感言這樣的小題目,卻難倒了我。寫什麼呢?

  今年新生進來時,我倒是有些感觸,當時我忽然想到,我在東亞所碩士班求學時,怎麼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會走上講壇。而且,我還日漸年老,已經老得快要跟當年我的老師一樣了。想到此處,就不免有些傷感。

  恩師郭老、段老、李老、尹老、關老、崔老、朱老、曹老等都已作古,而與我有兩度長官僚屬之緣的楊老,也於今年初仙去。眼看自己的老師陸續離世,在同一個講壇擔任老師的自己,這幾年也被呼為「關老」了,難道我就這麼跟著踏上凋零的道路了嗎?
  東亞所第一代的老師,多的是謙沖自牧、憂國憂民、言傳身教,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而我得能親承教誨,自然是受益無窮,十分地感念。只不知,有一天,當我已經「告老還鄉」,我的學生將怎麼看待我?我有什麼值得學生懷念的地方?
  這一年來,我對台灣大環境愈加不滿意,對學術環境的觀感也是如此。對台灣學術圈竟然走上了泰勒主義,強調標準化、規格化與爭取最大產量的「學術工廠」路線,無論怎麼樣都不可能認同。在有很大缺陷的評鑑制度制約下,台灣學術圈的自由度將日益縮小,學術圈將不再能夠容忍多元的學術觀點、不能夠容忍不能創造經濟收益的課題,也不能夠容忍那種發揮個人風格、以學生為優先的教研態度,這將是台灣的大學最大的危機。
  可喜的是,還有一些學生,很有自省與批判的精神,並沒有迷失在學術規訓的新制度中,對我來講,這至少是一帖安慰劑。大學,究竟應以學生為主體,抑或以教師為主體?我希望,新一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師資,在履行了「生存」的要件後,能夠多專注於沒有直接利益的教學,而不要被體制所綑綁、所迷惑,不要順從於只講效率、只講利益的「學術產業」中。
  我講不出故作快樂的話語,我有的也許只是一點憂傷,一些不合時宜的想法。可能的話,就不要登我這篇煞風景的所慶感言吧。

2 則留言:

  1. 看了關老師所慶特刊上的文章之後,心中著實的被撞擊了一下,回想這一年多來,突然覺得很內疚,在進入政大一年多之後,似乎開始慢慢的看不清楚自己,本來的樣子也漸漸模糊。
    還記得所上迎新之時,關老師要大家除了介紹自己之外,也談談為什麼要來念研究所,回想起來,大多數的答案不外乎受了哪些老師影響,或修了哪些課所啟發,不然就是對中國大陸有好奇心,這樣看似「平穩」的答案,其實粉飾了許多不安與真實,我想,應該沒有人會大方的說:「我只是暫時不想當兵」、「我只是希望研所學歷可以讓我更好找工作」、「我只是想繼續享受當學生的感覺」,`或者,不敢說出心中那天真的理想,因為天真的理想在現在這個習慣了主流價值的氛圍中,往往是引人側目的,何況是在這樣一個初來乍到的陌生環境之中。現在回頭想想,原來規訓,早在我們踏入政大,或者更早更早,就已經開始了。
    我是一個生活在中下階層家庭的小孩,看過也體認很多中下階層辛苦的生活事實,我不滿既有的知識體系隱藏了某些社會不公,所以我曾經希望藉由動動筆或敲敲鍵盤,試圖能改變些什麼,那時覺得語言文字是每個人都可以掌握的工具與利器,可以捍衛或爭取些什麼,後來才驚覺,原來語言文字失去了發言高度,往往只是淹沒在既得利益階層的濡沫之中,所以我不曾改變世界或改變些什麼,卻在其中也迷失了自己,被世界、社會改變,服膺於既存的規訓秩序,妥協於現實。於是乎,我被收編進入了這套價值體系之中,無法掙脫,此時才意識到,能動性與想動性,其實是兩回事,多數的人,都只擁有想動性,但卻往往動不了,在這樣的結構制約中,開始學會找一些理由或藉口來說服自己,合理化自己的規訓。
    所以,非常感謝關老師這篇略帶無奈的文章,它讓我好好的反省了自己一陣子,也許我現在所學尚淺,談這些有點像還不會走路,就想跑步就想飛,但如果不在學步的時候,就想想自己該跑到哪裡,飛到哪裡,也許有一天,就真的只會安於走路,走別人告訴我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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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傅科簡簡單單的一組概念:規訓與懲罰,就銳利地剖開了權力體制的真相。關鍵的問題是:當我們藉著學來的分析工具,看穿了這些真相之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我覺得這是最難的地方。

     談到個體與社會,個體與體制的關係,總是會回歸到哲學,而這些課題,不知已被哲學家們關注了好幾百年,它顯然是、或許是永恒的人生難題。而個人經由思索後,仍然必須做出行動的選擇。

     常常,為了生存,我們必須跟體制妥協,但是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保持清醒,無論怎樣,讓步還是要有底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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