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東亞所卅九周年所慶，應要求寫了一篇短文。今年四十周年所慶，還要一篇感言，限500字，就借茶花樹，做點也許不那麼切題的反思。
最近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有學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了老師，而公安局也已立案。事情的發生令人有時空倒錯的感覺，怎麼改革開放了三十年，過去「檢舉、揭發」的老把戲，還存在國立大學中？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反革命罪」早已廢除，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怎麼還能以此告狀？
除了學生以政治罪名告老師，大學老師竟然也要安排「細作」：「......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裡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裡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匯報......」（張鳴語）
以下是張鳴談論此事的文章：
我在1996年春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學位，迄今已逾12年。近日偶而翻出論文，看見過去寫的「自序」，記憶便又走回從前。當時這篇自序寫得較一般長，對於耗費七年半才寫完論文的我，心情特別複雜，可想而知。
光陰荏苒，事隔多年，自序中提到的曹老師、楊老師以及陳將軍均已辭世，消息都來得突然。特別是對於曹老師，由於我近數年來疏於問候，竟不知身體一向硬朗的老師因感冒為庸醫所誤而引發重病，等到老師故世的消息傳來時，驚訝中既內疚又不安，而最後能做的，卻只是到告別式上行禮，為此深感遺憾。老師生前，只要見面，就會問起我有沒有寫什麼東西，研究做得懶散的我，總是感到慚愧，一再辜負老師的殷殷期盼。曹老師對待學生，一般是溫和客氣，但指導論文既認真又嚴格，在我的論文初稿上密密麻麻地留下批語。當時他正擔任考試委員，猶記有一回我到考試院送新寫好的初稿給老師審閱，老師針對前次送去的章節，指出缺失後不悅地說，「這怎麼拿得出去？」一句話震得我惶愧不已，回去後自是努力修正以求符合老師標準。而老師所說的文章能否拿得出去的警語，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頭。
底下是這篇「自序」。
這是一名中國大陸大學教師對於中國新教師分級制的看法。由於海峽兩岸在全球化的當代，面對著許多相同的問題，不自覺地有著同步因應的方式。就大學的發展而言，兩岸不僅有著相同的追求目標及話語（國際競爭力、世界一流、頂尖大學），而且也有著相近的方法（教改、評鑑制、強調論文發表量、研究評鑑的量化標準SSCI／TSSCI／CSSCI、教師分級），對照起來，一種荒謬的趣味就出來了。
我所在的學校，在2007年也煞有介事地做了一個「教師彈性薪資意見調查」，雖然回收率僅為33.8%，主事者也仍把它與「一般」的自填式問卷回收率相比，並不在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對於跟自己薪資息息相關的重要問卷，竟有高達六成六的大學教師不填答？
時勢所趨，張鳴文章所講的做得稍嫌誇張的大陸經驗，也許不久就會在台灣被複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