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文共分五段，前四段確見其對南斯拉夫歷史及中共黨史的熟悉度，但最後一段以今天的南斯拉夫來企盼明天的中國，則真的是一廂情願了。洪文最後一段原文如下：
可是，某些足以發人深省的「南斯拉夫經驗」，中共當局才真正要嚴肅面對。諸如其一，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國家前途，及時代潮流，無可抗拒；即使以武力恫嚇，一方面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另一方面無異自暴猙獰面目，很難以力服人；其二，記取內戰慘痛教訓，摒棄大塞爾維亞主義和「大一統」的舊思維，「和為貴」不強求蒙地內哥羅留在聯盟內，而尊重其選擇，來換取融入歐洲社會的「通道」，以跨入現代文明國家之林。南斯拉夫能順應時代潮流而「變」，中國也能願意朝向建構「中國和台灣國家共同體」，或「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這類理性文明模式來創造和平繁榮的環境，而演變嗎？首先，中共在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國家發展過於落後，乃圖借鑑外國，尤其是共產陣營的經驗，這時他們找到了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作為學習的對象，當時即稱為「羅南模式」，並派人出訪考察。但是一九八九年起始的「蘇東波」使中共心生警惕，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發展已不再需要「羅南模式」，另一方面蘇聯的戈巴契夫政改效應，以及東歐的政局動盪或解體（尤其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都成為中共的負面教材，這時延續八九民運前即已鼓吹的「新權威主義」，中共找到了更適合的學習對象：新加坡。約在同時，正當舉世對中共武力鎮壓深表不滿而行經濟制裁之際，台商趁虛而入，把台灣經驗帶入了大陸，其對大陸發展的正面效應持續至今。
其次，南斯拉夫未解體之前，尤其在強人狄托統治時期，是一個極不自然的聯邦，正如周陽山近日（2月8日）在《中國時報》所寫的〈南斯拉夫分裂與終結〉文章中引用的一個口訣，說明了該聯邦族群與政情的複雜性：
一個聯邦（南斯拉夫）和一位領袖（狄托）；二種字母（拉丁字母與基里爾字母）；三種官方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斯洛文尼亞語、馬其頓語）；四種主要宗教（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五個主體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馬其頓、蒙特尼哥羅）；六個共和國（上述五族的共和國外另加波士尼亞─墨塞哥維那）；七個鄰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義大利、奧地利）；八個聯邦單位（除上述六共和國外，另加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與「伏尹伏丁那」兩自治省）。
由此可見，南斯拉夫的組成聯邦，是把好幾個差異甚大的族群強行結合起來的，一個南斯拉夫的存在，就十足說明了東歐尤其是巴爾幹半島的複雜性，「火藥庫」之稱不是隨便給的。強人狄托去世後，南斯拉夫的瓦解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但瓦解後的民族紛爭和血腥暴力，則也為世人所矚目。把南斯拉夫這樣複雜的國情和中國大陸相提並論，稍嫌簡單化了。
中共學過南斯拉夫，但那是從前，南斯拉夫的發展經驗在今天的中共當局來看，早已過時。如果還有南斯拉夫經驗，那只是一個不自然組成的國家崩潰的經驗。如果還要從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獨立的事實中借取經驗，這種經驗也只適用在血統差異明顯、人口數夠多、居住地集中、宗教和文化自成一格的地區。要由今天的南斯拉夫經驗來觀照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實在太困難也太牽強。
最後，在比較南斯拉夫和中國大陸時，還有四項因素應列入考慮：
一、中國文化的強大滲透力、浸染力（我想出來的詞，意謂你一旦接觸了中國文化，你就很容易受其感染，受其影響，甚至愛上它，或者雖恨它但又拔除不掉），甚至可以跨越國境，這是南斯拉夫沒有的。
二、中國有根深柢固的大一統思想，這也是南斯拉夫沒有的。
三、無論是冷戰時期或後冷戰時期，在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中，台灣由於地緣的關係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這種處境也與南斯拉夫或者剩下的「塞—門國家共同體」不同。
四、中共在鄧小平之後的集體領導模式，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合作但又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的模式。政治局常委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在重大事項尤其是「祖國統一大業」上頭「犯錯誤」，即使總書記也是一樣。換句話說，政治局常委中如果有誰想提前終結其政治生命，最快速的辦法就是倡議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
- 附記：台灣常有人誤以為中共領導人可以隨心所欲地作出重大決策。那麼他應該去看一看鄒讜寫的〈天安門：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載於鄒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版。（寫於200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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