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機文化

接機文化

本文刊登於《聯合報》2001年7月9日民意論壇版15，標題改得很好：〈接機釋放政治訊息　兩岸相同〉。刊出時有兩處排版有誤：1.蘇方代表是「近二十人」不是「二十人」；2.意識形態「主導權」誤為「主權導」。本文原來列出了中共黨史上的兩次接機資料，2005年2月21日另再增補一筆資料，即1961年10月那一次。

　　繼連戰由美返國，國民黨立委盛大接機後，李登輝在尤特颱風日回國，出現了更盛大的接機潮，除了李系政團要角的浮現，並伴隨著某些自發或半自發舉著小綠旗的民眾。兩次接機的對象與到場者雖然不同，有很明顯的區隔，但藉著接機進行政治的表態則相同。前者可說是國民黨政壇人物在黨內面臨又一波分裂之際藉機表示團結並向連戰「交心」；後者則由於強烈主張台獨的民眾竟然歡迎著國民黨的前主席，更增添了一些荒誕劇的味道（當然，表面看來荒誕的場景仍可作出合理的詮釋）。然而，我想談的重點不在於此，而是更廣泛的政治文化問題，也就是說，不管台灣在政治上如何地想「去中國化」或僅只是「台灣優先」，其表現出來的政治行為其實跟中國大陸驚人地相似。

　　中共曾經以盛大接機的方式釋放政治訊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次：兩次是中蘇關係鬧僵之際，一次是文革期間。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廿二大，周恩來率代表團赴會。大會中蘇共做出許多決定，中共視之為「四反」（反斯大林、反「反黨集團」、反阿爾巴尼亞、反華），周為表不滿而率團向斯大林墓獻花並提前離會返國，毛澤東則率劉少奇、鄧小平、朱德等至機場迎周。（楊奎松《走向破裂》頁444。）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其日記中寫道：「主席的接周，是一種政治行動，做給修正主義者（案：指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看看！」（《楊尚昆日記》下，頁81。）
　　1963年7月上旬，中共派出以鄧小平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康生、楊尚昆等人為團員共十餘人的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共舉行了九次會議。蘇方也派出了近二十人的代表，以意識形態家蘇斯洛夫擔任會談的團長，其成員包括了後來擔任蘇共總書記的安德洛波夫及契爾年柯等人。我們從雙方擺出的陣容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兩黨會談。中蘇共舉行這樣的會談，其目的在於解決雙方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與爭論，然而由於雙方均意圖搶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解釋權與主導權，各自都不肯讓步，儘管從七月六日談到了七月二十日共九次會議，也沒能得到共識，雙方最後不歡而散。當中共代表團返抵北京首都機場時，中共三巨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其他黨、政要員以及各界代表等共有五千餘人浩浩蕩蕩、規模盛大地接機。這是一個強烈的「宣戰」訊息，中蘇共雙方接著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意識形態公開大論戰，而這場論戰後來則成為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必備的知識背景。
　　1967年發生了著名的武漢「七二○事件」。由於文革發生以來，各地普遍成立了群眾組織，各個組織雖然都宣稱忠於毛澤東及其革命路線，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得到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肯認，才能取得在文革中活動的正當性。一般而言，當時的群眾組織分為反對現行地方政權的造反派和擁護現行地方政權的保守派；因為利益的衝突，造反派和保守派時有鬥爭，武漢也不例外。就在武漢地區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代表造反派的「工人總部」派和代表保守派的「百萬雄獅」派）衝突日趨激化之際，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臨武漢坐鎮，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王力也到了武漢。起先周恩來奉毛澤東指示，要武漢軍區對兩大派一視同仁，都要支持，以求緩解兩派間的衝突；毛並命謝富治和王力出面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不料，謝、王兩人卻在周恩來返回北京後站在「工人總部」派一邊，發表偏向「工人總部」的演說，並指「百萬雄獅」派為保守組織，此舉雖然讓「工人總部」派大為興奮，卻同時激起了「百萬雄獅」派的極大憤慨，因而爆發了「七二○事件」：「百萬雄獅」派挾持了王力，並且上街示威遊行。
　　令人矚目的是，這次有上千輛坐滿群眾的卡車參加了遊行，並有兩支部隊的戰士也攜械參加了遊行，反對王力及其觀點。毛澤東指示武漢軍區領導人設法救出王力。王力和謝富治回到北京時在機場受到當時重量級人物周恩來、江青、康生以及陳伯達等人的迎接。王力雖是這次事件的一個主角，但其地位其實遠不及上述接機者。藉著這樣的歡迎儀式，不僅表明王力在武漢的作為是得到中央支持的，而且更意味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只有毛澤東有資格論斷是非，誰僭越誰就有錯，會受到處罰。這顆信號彈深深地打擊了武漢的保守派，加上繼之而來的譴責電報和中共中央的公開支持武漢造反派，號稱「百萬雄獅」的武漢保守派迅速地瓦解，後來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受到嚴重的打擊。
　　利用接機表達政治立場和態度，釋放政治訊息，中國大陸早有先例。這不是國家元首出國返國例行性的送行與接機，而是極為特殊的政治表達方式。（2001.07.07；2005.02.21修訂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