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90周年：黨國認同的宣傳教育與穩坐江山之道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月刊第9卷第7期（2011.7），頁7-12。］

　　觀察中共建黨90周年，可以有多種角度，本文關注三個問題：一、以十年為一時間跨度進行跳躍式回顧，第九個10周年有何特別？二、官方尋求民眾支持的是什麼樣的認同？三、此種認同是否有助於中共持續統治？

一、第九個十周年

　　眾所周知，中共創黨於1921年，那麼中共是什麼時候才開始有黨慶的？中共建黨10周年的時候，中央蘇區正受到國軍圍剿，上海的中共中央與地方實力派還在爭論要走城市革命還是農村革命路線，根本無暇顧及黨慶。沒有黨慶的另外一層原因，是這個時期中共革命俄國化的影響還很深。根據曾在延安擔任抗大圖書館館長的司馬璐回憶，直至1937-38年，中共仍然沒有自己的黨慶，而以蘇聯國慶為黨慶。這種情況1941年有了改變，當毛澤東正在準備翌年即將開始的延安整風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籌備中共成立20周年紀念活動，不料中共上下竟無一人能夠確定一大開會的具體時間，最後由毛澤東拍板，黨慶定為7月1日。1978年司馬璐透過蘇聯友人查閱共產國際檔案，才獲知開會的確實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到了1980年，《人民日報》才接受了7月23日中共建黨的說法。然而，將黨慶定在7月1日，則將錯就錯，繼續沿用至今。

〔轉載〕廿年大學之殤——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

張鳴此文發表於2010年10月21日，討論的是1990年至2010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改革」與墮落。我將此文轉貼在這裏，供關心台灣高教發展的人對照參考。

由於中國大陸的歷史經驗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與台灣不同，我們在閱讀針砭彼岸高教的文章時，本來就不應該以去脈絡化的方式簡單類比；但是，正因為兩岸體制本來不同，可是在高教發展的某些思惟與作法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更應引起吾人關注。

張鳴文章，特別是前半部所批評者，凡是跟台灣相似的地方，或者台灣雖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但若照目前方向繼續走下去，也很可能愈來愈相像的地方，我都按照個人的理解，加了底線。

請注意，我講的是相似、相像，而不是相同。譬如，文中提到90年代後期，PRC高教當局以（一）投入大量金錢，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即台灣的「頂尖大學」——，並且（二）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這些錢，同時（三）實行產業化的方式，來改革大學，使得黨和行政得到強化。台灣的頂大計畫＋五年五百億的做法與此相似，也因此加強了行政，但是台灣不會有哪個黨會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其對教育的控制。另外，中國大陸的高校主要是國有制，私立大學不僅數目有限而且被限制在職業教育方面，此點與台灣很不一樣，所以中國大陸高教改革後，大學行政化與大學產業化的現象，比起台灣，會更加地嚴重。

為什麼兩岸體制差異那麼大，百餘年來基本上是各自發展，近二十年來卻在高教的思惟與作法上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我注意到的關鍵是：與世界接軌、國際化、競爭力、美國是尚、SSCI、相信金錢萬能、大學行政化等，也許，這就是癥結所在。

［轉載］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頂尖大學

廖元豪的這篇文章，讀一遍，心痛一次，再讀一遍，心再痛一次。他就在政大任教，最熟悉的正是政大的學術氛圍，所以我讀來感受也特別地深。

原載《天下雜誌》 448期（ 2010/06）
文：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從我是個中學生起，就對「大學」與「大學教授」有很高的憧憬。印象裡，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對話，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許多充滿智慧的腦袋，不需要亟亟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挑戰既有的價值。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旅美小簡》提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創立的宗旨，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平安吃飯的地方」。這種「爭千秋不爭一時」的氣氛，深深吸引著我。

選擇性的原則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

英國著名史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註腳：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地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片面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因而就看不到事實的另一面。

當心簡繁轉換造成的錯字

大陸小說家劉震雲的小說《我叫劉躍進》（台北：九歌），有段文字很怪異：

劉躍進一愣，沒想到剛剛見面，兒子就反客為主。這本是劉躍進的住處，兒子卻問他去住哪裏，分明是要把他趕出來；另一個讓劉躍進生氣的地方，把劉躍進趕走，說他倆住這兒，分明是住在一起；這哪裏是搞物件，分明是胡搞。（頁166-167）

過去看張藝謀導演的《我的父親母親》，接近片尾處，老母親對著尚未婚娶的獨子一番叮嚀，要他「搞個對象」，意思是找個結婚對象，但這個講法，實在讓台灣觀眾很不習慣。怎麼現在不止是「搞對象」，還「搞起物件」來了？「對象」至少還能是個人，「物件」無論如何不會是人。奇怪，怎麼會有這種用法呢？

不極端的雲南？——我曾經有過的錯覺

在中共歷史中，雲南省似乎是個不怎麼顯眼的省份，除了「長征」途經之外，雲南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一直不是個「極端」的省份，大躍進時不像領頭羊河南省一般往前衝，大饑荒也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成為重災區；〔有誤〕即使文革動亂，雲南省也沒有發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誤〕以上是我原來的印象，後來接觸到一些資料，我才發現大謬不然。

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感言（之二）

今年是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所慶，我在政大任教也已滿二十年，在東亞所教書則邁入第十三年。對於所慶，我想得比較多的還是教學，就以老師的角度談談對在學學生的期望。

我在大學教書前，沒有修過教育學分。這是壞事，也是好事。壞的是：沒有學過教育學分，不知道教學的技巧，不知道怎樣設計出較好的課程，要靠自己摸索；好的是，沒有教育理論的束縛，可以自由發揮。毛澤東沒有唸過軍校，但卻很懂得戰爭，他說：「從戰爭學習戰爭」。我是在教書中學習教書。所謂「教學」，教學教學，其實是邊教邊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這是《禮記‧學記》上的一段話。「困」是什麼意思？，木在一個框框中，無法突破；「困」也是一種不足，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虛心，精益求精。然而，一定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嗎？未必，也可能是「學然後以為很懂，教然後以為自己是權威，天下無敵。」

最後的答案（東亞所創所四十年感言）

去年東亞所卅九周年所慶，應要求寫了一篇短文。今年四十周年所慶，還要一篇感言，限500字，就借茶花樹，做點也許不那麼切題的反思。

政大新聞館後方有個石階步道，循步道而上可至一圓形平台，附近種了幾株茶花。初冬，我第一次看到茶花開放，腳步沒有停留，印象中是三株紅茶花。第二次經過，我站在平台上由近及遠地數了數，共有七株紅茶花。第三次走過，我一邊走一邊仔細地由下往上數，確定共有九株紅茶花。

大學能這樣管理嗎？——中國個案

　　最近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有學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了老師，而公安局也已立案。事情的發生令人有時空倒錯的感覺，怎麼改革開放了三十年，過去「檢舉、揭發」的老把戲，還存在國立大學中？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反革命罪」早已廢除，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怎麼還能以此告狀？

　　除了學生以政治罪名告老師，大學老師竟然也要安排「細作」：「......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裡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裡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匯報......」（張鳴語）

　　以下是張鳴談論此事的文章：

校園中應該有「頂尖」這種商業語言嗎？

世事總是在不經意間，顯出其荒謬的趣味。

由政治大學頂尖大學辦公室發佈的一則新聞：「國際學者錢致榕演講 人文結合科學觀點啟發師生」。

報導說：政大今年邀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錢致榕擔任該校「頂尖大學計畫校務諮詢委員」，於5月12至16日來校訪問，並於5月14日做了以「從當前知識和世界結構改變，看新世紀的大學教育」為題的演講，強調人文與科學應予結合以使眾多學子之知識內涵更加寬廣。

［回顧］博士論文自序

　　我在1996年春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學位，迄今已逾12年。近日偶而翻出論文，看見過去寫的「自序」，記憶便又走回從前。當時這篇自序寫得較一般長，對於耗費七年半才寫完論文的我，心情特別複雜，可想而知。

光陰荏苒，事隔多年，自序中提到的曹老師、楊老師以及陳將軍均已辭世，消息都來得突然。特別是對於曹老師，由於我近數年來疏於問候，竟不知身體一向硬朗的老師因感冒為庸醫所誤而引發重病，等到老師故世的消息傳來時，驚訝中既內疚又不安，而最後能做的，卻只是到告別式上行禮，為此深感遺憾。老師生前，只要見面，就會問起我有沒有寫什麼東西，研究做得懶散的我，總是感到慚愧，一再辜負老師的殷殷期盼。曹老師對待學生，一般是溫和客氣，但指導論文既認真又嚴格，在我的論文初稿上密密麻麻地留下批語。當時他正擔任考試委員，猶記有一回我到考試院送新寫好的初稿給老師審閱，老師針對前次送去的章節，指出缺失後不悅地說，「這怎麼拿得出去？」一句話震得我惶愧不已，回去後自是努力修正以求符合老師標準。而老師所說的文章能否拿得出去的警語，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頭。

底下是這篇「自序」。

［轉載］體現在大學教師身上的官僚金字塔

這是一名中國大陸大學教師對於中國新教師分級制的看法。由於海峽兩岸在全球化的當代，面對著許多相同的問題，不自覺地有著同步因應的方式。就大學的發展而言，兩岸不僅有著相同的追求目標及話語（國際競爭力、世界一流、頂尖大學），而且也有著相近的方法（教改、評鑑制、強調論文發表量、研究評鑑的量化標準SSCI／TSSCI／CSSCI、教師分級），對照起來，一種荒謬的趣味就出來了。

我所在的學校，在2007年也煞有介事地做了一個「教師彈性薪資意見調查」，雖然回收率僅為33.8%，主事者也仍把它與「一般」的自填式問卷回收率相比，並不在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對於跟自己薪資息息相關的重要問卷，竟有高達六成六的大學教師不填答？

時勢所趨，張鳴文章所講的做得稍嫌誇張的大陸經驗，也許不久就會在台灣被複製。

論文寫作十六字訣

　　我在大學教書十多年，評審過一些碩博士論文，針對論文寫作常見的缺失，歸納出論文寫作的十六字訣，在此不揣簡陋提出與同學共勉：「穿針引線、前後呼應、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簡單說明如下：

所慶感言：似水流年，只道滄桑

　　今年十二月底，是東亞所創所卅九周年（1968-2007），所慶籌備小組要我寫篇一年來的感言，我實在想不出一年來有什麼可說的，第一個浮上腦際的字眼是「乏善可陳」。就跟邀稿同學商量，讓我寫點別的。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不知道要寫啥？我常在課堂上發表意見，也常「不務正業」，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些無關宏旨的小品，但是，為所慶寫點感言這樣的小題目，卻難倒了我。寫什麼呢？

論文寫作，要見到作者

　　就人文社會學科而言，初習論文寫作的人，常有的一個通病是被資料牽著走，不知道要如何組織和駕馭資料，往往引了無數的資料，卻見不到作者自己的看法。有位已故的歷史學者曾言：「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得好是好佬，抄不好是草包。」這裏講的「抄」，指的不是抄襲，而是引用資料。同樣是引用資料寫論文，會引用的和不會引用的，就見出了高下。

　　寫論文，作者就像舞台上唱戲的主角，引用的資料，都是配角和龍套，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作者最重要，要讓讀者感覺得到作者在跟讀者說話，而不是隔著一層紗似有若無。作者又像古戰場上的將軍，指揮著千軍萬馬（資料），主帥旗幟要鮮明，令人一望即知。總之，主（作者）次（被引用資料和學者看法）要分明，不能喧賓（別人）奪主（作者自己）。

水荒夏日的午後（舊作）

　　2002年5月9日上完十點至十二點的課後，用完午餐，我便放棄習慣的午睡上公館去了。其實，我在研究室的午睡是克難式的，就是利用可調角度的辦公椅加上一個腳凳，腰背後放塊小枕，選放一張CD，調整軀體到最舒服的姿勢，CD唱多久，大概就可以睡多久，CD停了，我就醒來了。午休對我來說還算重要，因為夜間睡眠六小時許，起床至午餐時間將近六小時，體力也耗得差不多了，不補充睡眠的話，下午便只好硬撐了。

匆匆二十餘年（舊作）

最近答應東亞所所慶籌備小組，寫了一篇所慶感言後（近日貼出），勾起許多回憶，又找出了十年前（1997年4月）為歷史系寫的一篇感言，貼在這裏備忘。

　　一晃眼間，自民國六十年踏入政大以來，已歷二十六年，距畢業也有二十二個年頭。值此時刻，學妹（也是我的學生）要我在《史薈》上寫點東西，答應下來，但卻不知該說些什麼。這有點像寫回憶錄，但對一個功不成名不就的人來說，多少有點不堪回首。

［轉載］學者典型：陳旭麓、王元化、張灝

人物評價殊不易。許紀霖先生在訪談中所推崇的三位老師，我們雖然沒有機會交往，但至少可以從訪談內容獲得一種可稱為「典型」的東西。文中有很多話講得很好，我一一劃了線，其中這一段話就值得反覆閱讀思索：「書生氣這個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抵抗住很多誘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被誇大，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頭腦的理性，甚至會起到與本意相反的破壞性作用。」

原題：我的三位老師
許紀霖 口述；李翔 整理
原載《生活》雜誌2006年9月號
[連結]

［轉載］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文：王汎森 院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花研橋語》第八期 2005/12/25出刊
[原始連結]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理論的水泥

朱鴻召將理論比擬為水泥：

人們在用它建構歷史大廈的同時，便將不合乎其框架規範的磗頭板塊拋棄了，然後再將大廈周圍的地面全部澆注成意識形態的水泥地，顯要的位置上擺放幾盆真真假假的香草鮮花。

對此，我個人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打開日常生活這個窗口，希望能夠觀賞到水泥地澆注之前的生態面貌。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360-361。

　　朱鴻召對於以理論套用在歷史研究之上的不滿顯而易見，而文中的「意識形態水泥地」很可能是指中共按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一成不變地敘述「延安神話」之舉。正因為要符合革命理論的需要，凡是不合乎理論框架的真情實事，便被拋棄，而在朱鴻召看來，那些被拋棄的日常生活內容，才是重要的歷史真貌。

　　如果朱鴻召所指的真是馬列主義革命理論，這個把理論比擬為水泥的說法，其實也並不限於革命理論才有意義，它應該還可以用來討論其他的社會理論如何與歷史學結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