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慶感言：似水流年，只道滄桑

　　今年十二月底，是東亞所創所卅九周年（1968-2007），所慶籌備小組要我寫篇一年來的感言，我實在想不出一年來有什麼可說的，第一個浮上腦際的字眼是「乏善可陳」。就跟邀稿同學商量，讓我寫點別的。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不知道要寫啥？我常在課堂上發表意見，也常「不務正業」，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些無關宏旨的小品，但是，為所慶寫點感言這樣的小題目，卻難倒了我。寫什麼呢？

論文寫作，要見到作者

　　就人文社會學科而言，初習論文寫作的人，常有的一個通病是被資料牽著走，不知道要如何組織和駕馭資料，往往引了無數的資料，卻見不到作者自己的看法。有位已故的歷史學者曾言：「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得好是好佬，抄不好是草包。」這裏講的「抄」，指的不是抄襲，而是引用資料。同樣是引用資料寫論文，會引用的和不會引用的，就見出了高下。

　　寫論文，作者就像舞台上唱戲的主角，引用的資料，都是配角和龍套，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作者最重要，要讓讀者感覺得到作者在跟讀者說話，而不是隔著一層紗似有若無。作者又像古戰場上的將軍，指揮著千軍萬馬（資料），主帥旗幟要鮮明，令人一望即知。總之，主（作者）次（被引用資料和學者看法）要分明，不能喧賓（別人）奪主（作者自己）。

水荒夏日的午後（舊作）

　　2002年5月9日上完十點至十二點的課後，用完午餐，我便放棄習慣的午睡上公館去了。其實，我在研究室的午睡是克難式的，就是利用可調角度的辦公椅加上一個腳凳，腰背後放塊小枕，選放一張CD，調整軀體到最舒服的姿勢，CD唱多久，大概就可以睡多久，CD停了，我就醒來了。午休對我來說還算重要，因為夜間睡眠六小時許，起床至午餐時間將近六小時，體力也耗得差不多了，不補充睡眠的話，下午便只好硬撐了。

匆匆二十餘年（舊作）

最近答應東亞所所慶籌備小組，寫了一篇所慶感言後（近日貼出），勾起許多回憶，又找出了十年前（1997年4月）為歷史系寫的一篇感言，貼在這裏備忘。

　　一晃眼間，自民國六十年踏入政大以來，已歷二十六年，距畢業也有二十二個年頭。值此時刻，學妹（也是我的學生）要我在《史薈》上寫點東西，答應下來，但卻不知該說些什麼。這有點像寫回憶錄，但對一個功不成名不就的人來說，多少有點不堪回首。

［轉載］學者典型：陳旭麓、王元化、張灝

人物評價殊不易。許紀霖先生在訪談中所推崇的三位老師，我們雖然沒有機會交往，但至少可以從訪談內容獲得一種可稱為「典型」的東西。文中有很多話講得很好，我一一劃了線，其中這一段話就值得反覆閱讀思索：「書生氣這個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抵抗住很多誘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被誇大，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頭腦的理性，甚至會起到與本意相反的破壞性作用。」

原題：我的三位老師
許紀霖 口述；李翔 整理
原載《生活》雜誌2006年9月號
[連結]

［轉載］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文：王汎森 院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花研橋語》第八期 2005/12/25出刊
[原始連結]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理論的水泥

朱鴻召將理論比擬為水泥：

人們在用它建構歷史大廈的同時，便將不合乎其框架規範的磗頭板塊拋棄了，然後再將大廈周圍的地面全部澆注成意識形態的水泥地，顯要的位置上擺放幾盆真真假假的香草鮮花。

對此，我個人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打開日常生活這個窗口，希望能夠觀賞到水泥地澆注之前的生態面貌。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360-361。

　　朱鴻召對於以理論套用在歷史研究之上的不滿顯而易見，而文中的「意識形態水泥地」很可能是指中共按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一成不變地敘述「延安神話」之舉。正因為要符合革命理論的需要，凡是不合乎理論框架的真情實事，便被拋棄，而在朱鴻召看來，那些被拋棄的日常生活內容，才是重要的歷史真貌。

　　如果朱鴻召所指的真是馬列主義革命理論，這個把理論比擬為水泥的說法，其實也並不限於革命理論才有意義，它應該還可以用來討論其他的社會理論如何與歷史學結合的問題。

批評與挑戰是進步之源

過去有位修我課的外籍生跟我說，你們中國人（按：這名外籍生沒有「統獨意識」，在他看來，兩岸的人都是"Chinese"）真奇怪，總是把別人對你們觀點的批評看作是對人身的批評，是對整個人的否定。他說，在西方國家，上課時學生跟老師辯論得很激烈，下了課照樣一起去打網球；但在台灣，學生向老師的權威挑戰似乎是非比尋常的事，一方面學生不敢挑戰老師，一方面老師也容不下學生的挑戰，似乎把學生對老師觀點提出的質疑，看成是對老師的人身攻擊，等同於否定了老師這個人一樣。

［轉載］十月革命的真相

文：金雁 [連結1][連結2]
我們都是十月革命的後代，這場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發生的革命已經過去90週年了，但是至今沒有令人滿意的對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詮釋體系。
當今俄羅斯人已不再接受蘇聯時期統一口徑的意識形態話語。他們知道以前那套史學觀是按照左右歷史、駕馭歷史、改造歷史和按照統一的口徑教誨民眾原則設計的，當時的提法是，歷史科學的作用是「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而中國人的認知來源，基本來自於先有斯大林的結論而後填充史料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導的十月革命20週年獻禮片《列寧在十月》。

關於山西奴工事件

　　2007年6月「山西奴工事件」被揭露時寫下的感想。

　　走過場是中國官場恒久存有的形式，我看這個奴工事件熱鬧一陣，最後不會真正解決問題。

　　我讀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和Andrew Walder的《共產主義中國新傳統》，以為包工頭早已成為歷史，沒想到依舊存在。

　　改革開放後的歷史發展，對讀中共歷史的人是一大衝擊，很多被「革命」掉的東西，竟然一一死灰復燃：毒、賭、娼、包工頭、封建迷信、民間宗教、黑社會、農村家族勢力、剝削、貧富兩極分化。

　　「中國革命」，需要重新被研究，我過去太過於高估革命的力量了。

延伸閱讀：

• 笑蜀：〈山西奴工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叛亂〉
• 《中國星火論壇》相關訊息

［轉載］李銳就十七大致函胡錦濤﹕關于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

錦濤同志並常委諸同志﹕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于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轉載］再哀大學以及一些期待與建議——當前高教學術評鑒的病症與解咒的可能

文：顏昆陽（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二００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聯副發表〈哀大學〉，為台灣近些年高等教育的種種病症致哀。到現在，我撰寫這篇引言稿時，高等教育的境況，並沒有什麼改善，讓我不得不再次致哀；然而往積極方面去想，也應該提出一些期待與建議。

一九七五年起，源自美國的大學評鑒，被引進國內，教育部陸陸續續不定期實施以學院、系所類別為主的學門評鑒。一九九三年，「大學法」通過，第二章第四條賦予教育部評鑒大學的權責。一九九七年，教育部即依法試辦全面性的大學綜合評鑒，計劃手冊中明指評鑒目的為協助各大學確立其發展方向與重點，提升其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校務行政等水準，增進其辦學績效。

［備忘］歷史 vs. 理論

杜贊奇有段話可參考：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理論建構基本上是共時性的，即使是發展模式，如心理學中的，也被包括在狹義且受控的時間框架之中。而歷史事件與實踐隨時間而流動，與我們要使它們遵從的來自社會科學的種種模式毫不相容。......從其他地方借用來的理論反而加劇了歷史之疏離於理論，因為這些理論並不是從內在於歷史變化的問題中產生。

見杜贊奇，〈為什麼歷史是反理論的？〉，載於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

後記：本則備忘原貼於《〔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帖子網址。後來我又開闢了《Xiangguan's BLOG: teaching and learning》，並把《通訊》中「歷史與理論」類別的帖子搬移至本部落格。然而抄錄杜贊奇的這則帖子由於已有回應，故在《通訊》留存下來。

後來，網友dust在《通訊》提供了杜贊奇文章的原文及出處，我對照了原文和譯文，覺得譯文可喜地準確，今將dust提供的資料轉錄於下：

Prasenjit Duara, "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Modern China, Vol. 24, No. 2, Symposiu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Part V. (Apr., 1998), p. 106.

"Theory building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s essentially synchronic, and even developmental models, say in psychology, are contained within narrow and controlled time frames. The flows of events and practices over time appear to be inhospitable to the kinds of social science-derived models to which we have subjected them…. The borrowing of theory from elsewhere has also reinforced the alienation of history from theory since this theory has not emerged from problems intrinsic to historical change…"

［備忘］歷史研究運用理論的兩難

黃宗智談了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理論的兩難，他說：「我自己的經驗是理論讀起來和用起來可以使人興奮，但它也能使人墮落。」理論怎麼使人興奮，又怎麼使人墮落，黃用一串話描述，為了醒目，我以條列的方式編排黃文：

——它既可以使我們創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們機械地運用。
——它既可以為我們打開廣闊的視野並提出重要的問題，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唾手可得的現成答案並使人們將問題極其簡單化。
——它既可以幫助我們連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給我們加上一些站不住腳的命題。
——它既可以使我們與中國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進行對話，也可以使我們接受一些不易察覺但力量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
——它既可以使我們進行廣泛的比較，也可以使我們的眼界局限於狹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國中心的觀點。

列出以上的兩難後，黃宗智以一句話總結：「對理論的運用將像一次艱難的旅行，其中既充滿了令人興奮的可能性和報償，也同樣佈滿了陷阱和危險。」
以上出自黃宗智，〈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四個陷阱和一個問題〉，載於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2-103。
在上述這篇文章中，黃宗智指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運用理論的四個陷阱：不加批判地運用、意識形態的運用、西方中心主義、文化主義（包括中國中心主義）。

［備忘］歷史運用理論時的注意事項

何高潮，《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分析》（香港：牛津，1997），頁232：（最重要的句子我以粗體字醒目提示）

• ......有一些急功近利的學者，在沒有對歷史過程作深入細緻的瞭解，沒有對歷史材料進行深入研究的時候，就簡單地把一些博弈論的模式套用到一些表面現象上去，而忽略了具體歷史過程本身所產生的實質性問題和疑惑。
• 我認為，任何一種分析方法的運用，包括對博奕論這樣一種分析策略互動關係的有力工具的運用，都必須建立在對歷史材料和實質性問題的深入瞭解之上。只有在大量佔有材料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找到歷史過程中的實質性問題，才能發現那些難以被現有理論所解釋的疑惑所在。
• ......作為一種中介性的分析工具，如果運用得當，它會幫助我們加深對歷史複雜性的理解，幫助我們發現理解複雜歷史過程的洞識，而不是對複雜歷史過程做出「卡通性」的圖解。

如何提升台灣學術著作的翻譯水準

（本文原是回應網友的一段文字，重新整理、潤飾。）

台灣的翻譯書在出版品總量中佔有相當高的比重，即使純就暢銷書排行榜而言，也是一樣。然而，在每年新增的譯著中，高明的翻譯固然不少，劣譯卻也常見。為何翻譯書可以不受市場優勝劣敗法則影響呢？我認為這是「兩個輕視」造成的。

［轉載］葉啟政退休感言〈臨別的告白〉

〈臨別的告白〉　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 [link]
人生的旅途中，有著許多的偶然，有的偶然是純粹的機遇，一過，就雲消霧散，消失無縱，人們也遺忘掉了。然而，有的偶然卻是一種機緣，留住，甚至影響左右著人們的一輩子。三十年前到這個學系任職，就是這樣的一種機緣在偶然之間促成的。這既不是我原先規劃的，更不是我以高度的意志努力爭取來的，純然是在因緣際會的安排下順著情勢進來，況且，當時幾乎已決定遠赴新加坡大學任教了。

接機文化

接機文化

本文刊登於《聯合報》2001年7月9日民意論壇版15，標題改得很好：〈接機釋放政治訊息　兩岸相同〉。刊出時有兩處排版有誤：1.蘇方代表是「近二十人」不是「二十人」；2.意識形態「主導權」誤為「主權導」。本文原來列出了中共黨史上的兩次接機資料，2005年2月21日另再增補一筆資料，即1961年10月那一次。

　　繼連戰由美返國，國民黨立委盛大接機後，李登輝在尤特颱風日回國，出現了更盛大的接機潮，除了李系政團要角的浮現，並伴隨著某些自發或半自發舉著小綠旗的民眾。兩次接機的對象與到場者雖然不同，有很明顯的區隔，但藉著接機進行政治的表態則相同。前者可說是國民黨政壇人物在黨內面臨又一波分裂之際藉機表示團結並向連戰「交心」；後者則由於強烈主張台獨的民眾竟然歡迎著國民黨的前主席，更增添了一些荒誕劇的味道（當然，表面看來荒誕的場景仍可作出合理的詮釋）。然而，我想談的重點不在於此，而是更廣泛的政治文化問題，也就是說，不管台灣在政治上如何地想「去中國化」或僅只是「台灣優先」，其表現出來的政治行為其實跟中國大陸驚人地相似。

［轉載］黃厚銘老師寫給同學的一封信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厚銘

同學們，

我離開台灣、來倫敦進修的生活，已經漸漸步入尾聲了。過去這段日子，不再需要忙碌於教學、研究，也使得我有機會抽離地看待過去幾年在學校裡的所見所聞。但距離越遠，卻也讓我越加焦慮於系上、學校、乃至於台灣學術體制短視地追求效率及實證主義獨霸的走向。身為大學時期追隨流行而轉入社會學領域的我，我很清楚兼容並蓄、百花爭鳴的開放態度、以及理論思考的魅力，才是當時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式學科背景的人帶槍投靠、並在校園裡帶動風潮的原因。而今，越來越建置化的台灣社會學主流，卻寧可將這樣的學術地位拱手讓給在他們眼中不夠嚴謹、紮實的文化研究。但相對於對現有學術體制走向的疑慮，其實我更焦慮的是，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我在你們身上越來越看不到理想性，這讓我對未來感到悲觀。但我並不絕望，所以我決定動筆寫這封信。我所要說的是，其實社會學、乃至於政大社會學系在校園裡、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不只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轉載］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

文：葉啟政

一、前言

美國文化史家Jacques Barzun在其著《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一書中曾經指出，在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其他各國都心悅誠服地自居化外之民，奉義大利為文化正朔。「這種心態其實並不是一種平衡的價值判斷，而是有一種汲汲鑽營者嫌棄自己出身，卻赴外取經，以養成正確高尚品味、言行的味道」(頁129)。我個人認為，把這段話運用在我們的學術界，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可以說是相當地傳神，也甚為貼切。

毛澤東與血吸蟲病（舊作）

昨日授課，以毛澤東1958年的一首〈七律‧送瘟神〉開題，不想今天看到新聞報導，就在毛出身的湖南省，血吸蟲病仍然肆虐，疫情居大陸之冠。

1958年6月30日，毛讀到《人民日報》報導，江西省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非常高興，興奮得睡不著覺，「浮想聯翩，夜不能寐」，等到隔日清晨，「微風拂煦，旭日臨窗」的時刻，毛寫下了兩首詩，命名〈送瘟神〉，抄錄如下：

南斯拉夫經驗的適用性

洪茂雄在2003年2月12日的《自由時報》「自由論壇」發表了〈南斯拉夫能變，中國也能變嗎？〉一文，拜讀之後擬就若干問題就教於洪教授。

洪文共分五段，前四段確見其對南斯拉夫歷史及中共黨史的熟悉度，但最後一段以今天的南斯拉夫來企盼明天的中國，則真的是一廂情願了。洪文最後一段原文如下：

千萬不要輕信

曾經有學生在留言板上問我：「老師，您對大學生（不論科系）有些什麼期許？」我回答的第一句話就是：「要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另外，我也強調寫作或寫報告要有自己的創意，不要偷懶，東抄一句西抄一句。

我在上學期收到了數十份的學生報告，絕大多數都有不錯的成績，但是其中還是有一份報告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從大陸網站下載的資料。該報告的基調是從光明面去回顧中共歷史，其中不僅稱讚「一國兩制」，也對中共前途寄以厚望。如果不加說明，大概很難相信這份報告出自台灣一名大學生之手。

日本也曾有「整風運動」！

《亞洲週刊》2002年2月3日第5期，報導日本有一部描寫七十年代左翼恐怖組織「聯合赤軍」的新片《光雨》，其中說到「聯合赤軍」成員在警方搜捕下逃入深山，並由兩名最高領導人發起了「整風運動」：

兩名最高領導人發起整風運動，要自幼接受「反革命教育」的戰士，在短時間內「完成革命化」。他們開整風會，要求人人坦白交代，結果開車技術不熟練、愛梳妝打扮、與男友分手前有一夜情，乃至對領導態度不夠恭敬等，都成了「反革命」和「投降主義」的罪狀。

不討飯就是懶惰

讀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2000） ，啟發很多，是今年暑假讀書收穫最大的一本。以下是作者實地調查發現的一件事：

一般觀念裏，除非四肢殘缺或老弱乏人照顧，討飯的行為才被眾人所諒解；相反地，如果四體健全又年富力壯卻去行乞，多半為人所不齒。但是，在廣大的中國大陸內地，卻有不討飯就是懶惰的看法。這發生在河南省的某個鄉，因為物產不豐，經濟落後，農民貧窮，因此在農閒時必須出外討飯，否則會被鄉民視為懶漢、「二流子」，故農閒時出外要飯乃成為慣例。在農村耕地不足或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農閒時期又無消耗勞動力的處所，以出外討飯來增加收入，看來也是合理的。不過，近幾年這個鄉的領導成功地透過技術的改良，把這個鄉變成豫東的花生重要生產基地，從而帶動了農村經濟的起飛，鄉民再也沒有必要出外討飯了。(原寫於2001.08.20.)

念天地之悠悠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在人生學習的這條路上，永無盡頭；中國大陸研究領域自無例外。

我在1982年考上東亞研究所，進入這個領域不覺已快要二十年。其間興趣數度轉移，蜻蜓點水般地從馬克思主義到東歐研究，再到法蘭克福學派，最後才回到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域來，並確定以中共黨史作為研究重心。這其中的甘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談談標點符號

»»»不要輕視標點符號的使用

中國原來沒有標點符號，古時候讀書要先斷句，但是沒有標點符號的文章由不同的人去斷句，就可能出現不一樣的解讀。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個短句可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可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斷句方式不一樣，詮釋差異就很大。另外，大家很熟悉的「落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也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落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和「落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

關於註釋的幾個原則

»»»關於轉引

轉引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才使用，只要能力範圍內能找到的原書原文，都應直接引用。像《毛澤東選集》或《鄧小平文選》這類的書，都是很容易找到的書，絕不應該使用轉引。能查到的資料不要用轉引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我們不能輕易相信他者的引用，他者在引用資料時有可能打字錯誤、摘節不當，甚至扭曲原意，這種情形其實常發生。總之，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不要太相信所有印刷出來的文字。

學術論文引文的寫法

短的引文如下例。段落式引文（block quotation）應另起一段縮排、變換字體，或字體不變但縮小字體，以與本文區別，但不加引號，除非原文即有引號。要注意的是，本文和引文有主從的關係，本文（就是作者講的話）為主，引文為從（被作者拉來作證的證人）；常見有人把引文字體加粗，變得很醒目，跟本文相比，更吸引讀者的眼光，那是喧賓奪主。

關於論文寫作格式

　　這個序列是有感於寫論文的人很多，但寫作論文的格式卻不必然被嚴謹地遵守。關於學術論文的寫作規範，西方著作很多，台灣的相關著作也不少（詳下文）。因此，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在這裏從頭到尾詳細地談這個問題。我採取的是「隨見隨寫」的打游擊方式，就我日常所見的有關錯誤或格式不盡妥善之處，提出一己之見，供有心的網友參考。

　　關於學術論文的寫作規範，在此推荐中文、英文書各乙本。英文方面，網友可以參考 Kate L. Turabian,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6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大約十多年前，台灣曾翻印了這本書的第五版（1982年版）。由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這本寫作手冊，第一版是在1937 年出版，至1996 年已歷時 60 年，距今（2007）則已超過70 年。其實第六版不是圖蕾邊自己編寫的（因她已於 1987 年過世），而是葛羅斯曼 (John Grossman) 和班奈特(Alice Bennett) 兩人的續貂之作。至於中文書方面，可參考朱浤源主編的《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